资格老警
作者: 宋庆华1
眼瞅着中秋节要到了。2023年的中秋节,注定与往年不一样。
先是折腾了三年的疫情防控终于解封,国人的愉悦之情相互传染;接着是自己干满六十岁到点退休,拒绝所有照顾性安排,想的是给自己四十二年的警察生涯画上一个算得上圆满的句号,然后无官一身轻。
这些天一一清理铺满一个大床铺面的警衔、警号、荣誉证书、奖杯和不同制式的警服,每拿起一样,就勾起一串回忆,思绪跌宕起伏,也可以说是翻江倒海,待清理妥帖,竟然满脑子的惆怅还带点儿伤感。蓦然,一个花白头发、面目清癯的头像渐渐浮现脑海,没有丝毫刻意,完全是自然显现……
哦,那是师傅,是我刚入警队的带路人,是我从警几十年,历经狂风暴雨甚至腥风血雨仍没有迷失方向的指路人。结束职业生涯,算是无愧于心地完成了一个警察的使命,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他。
想到他,当年初到警队的情景,清晰如发生在昨天。还有那句老警名言:“干咱们这行的人啊,可不是随便哪个都能老的,知道吗?”
这是师傅同我们见面第一天说的第一句话。在那张桌面斑驳的旧办公桌后,坐在藤椅上的师傅蹬掉脚上那双早已磨偏了口的旧皮鞋,把腿一盘,一根烟叼在嘴上的同时,手里多了一个擦得锃亮的老式金属壳汽油打火机,嚓一声点燃香烟猛吸一口,他的面孔顿时被青烟笼罩。他抬手挥了两下,像是驱散烟雾,又像是否定的意思,在我看来,更像是老警察在摆谱。
2
我入警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十年动乱砸烂了公检法,警察队伍打蔫儿了,青黄不接断了代,而我们这一批新招考进来的高中毕业生、企业青工、退役军人,改变了过去当警察只能统一分配、子女顶替、组织安排的模式,是十几年来,甚至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录用的新警。
报到当天下午刚上班,分局后院那个简陋的礼堂就热闹起来,几十个刚从省公安厅警训班培训毕业分配来的新警齐崭崭坐在台下。主席台上,分局政委简短讲了几句,政治处主任开始念分配名单,宣布各单位领人。包括我在内的二十个新警分到了刑警队,队长陈思华把我们三三两两地指定给了几个老刑警,扯起喉咙对我们说:“这就定下师徒关系了,老的要把徒弟带好,你们小年轻要好好跟师傅学真本事。什么叫真本事?破得了案就是真本事!”
说罢,他招呼老刑警把各自的徒弟带走,自己则转身不见了人影。而分局礼堂前半部区域,派出所、治安队还在就分配问题闹闹嚷嚷,争论不休……
我们两个新警屁颠屁颠地跟着师傅来到侦破组的大办公室,心里头多少有点儿忐忑不安。待师傅在藤椅上坐定,大师兄主动请缨:“老师,我们该干什么?听您指示。”
在警训班,我们也是这么向教官请示的。可师傅却叫我们别称他“老”,还说在警队不是随便哪个都能“老”的。
这话像是有点儿什么意思,一下子悟不透。看看眼前这个衣着朴素貌不出众的老头儿,再看看我们俩,崭新的警服,稚气的脸……我突然觉得有点儿不和谐。刑警队里的老队员基本都跟师傅似的,半截子老头儿,挑不出几个体格魁梧相貌堂堂的,走在大街上分不出个你我他……
这跟我想象中的刑警队不太一样。而师傅的话,怎么听着都感觉留了半句在他嘴里。
晚饭在食堂吃,我和大师兄打了饭围着师傅坐下来。师傅从食堂大师傅那里弄来一盘花生米,再从裤兜里掏出个小玻璃瓶,瓶盖打开,一股劣质老白干的味道扑鼻而来。他对嘴抿一小口,哧溜有声,再扔进嘴里一颗个头饱满的油炸花生米,我们立刻听见咔呲咔呲的咀嚼声,老实说,这声音像是拴在槽头的老马在吃炒黄豆,不雅又刺耳。
以后的“散讲”中,师傅说还有更不雅的,叫马屁豆。我惊讶:“吃一盘油炸花生米还可以给领导献媚?”
师傅摆摆手:“年轻人想复杂了,这马屁豆是下酒的标配,但吃多了肚子胀气打臭屁。”
“师傅,白天您那句话像是没说完?”我对马屁豆不感兴趣,师傅的后半截话才是我最想知道的。
大师兄跟我一个想法,我们俩都停下筷子,盯着师傅,期待他的解读。
平心而论,师傅长得也不难看,眉宇间隆起一个明显的“川”字,凝如岩石;头发剪得很短,只是一层头发茬儿,尽管已经间杂了白发,依然显得精干利索;一张国字脸黑里透红,轮廓分明,却布满皱纹,像老树沧桑的树皮。待半瓶老白干缓缓下肚,他才说出后半句:“老,可是一种资格。”
这句结论性的话好像不太科学,也没什么内涵。街头混混儿、地痞流氓、抢劫犯杀人犯不也得活人,不也得老,难道也是一种资格?贩夫走卒、山野村夫、家庭妇女想不老也得老,难道这也值得炫耀?老态龙钟的人多了去了,那算什么资格,上公共汽车被人让座的资格吗?
我对师傅的话不以为然,不甘心地追问:“什么资格?”
师傅往嘴里扔了一颗花生米:“想。”
相对于我们这帮刚入警队的“嫩毛头”来说,师傅的确算是老警察了。虽然五十刚出头,鬓发已然花白——以后几年竟加速进入全白,倒也显出一种风度,戴上老花镜读书看报审阅案卷,阅人问事不一会儿就看出端倪,话出另类也不意外。只是这一个“想”字,却让人一时没有头绪。
我和大师兄面面相觑,心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念头:这老头儿是在故弄玄虚吗?
师傅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收起酒瓶站起身,临走又撂下一句话:“假如明天不出太阳,天是不是就不亮了?”
细品,好像有些道理,可具体是什么道理,我一宿也没想明白。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打开窗户观天,顿时若有所悟。呵呵,师傅所言不差。
“文革”期间,很多民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公安机关则接受军队管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入警的时候,公安局早已告别“军管”,但很多规矩依然按部队的要求来,像我们这种没成家的年轻警察一律集中住宿,有事加班,没事待命。老警察可以回家,可师傅却是个例外,一个人住一间面积不大的单身宿舍。
多数老警察都是在“牛棚”里历练过的,对工作自然倍加珍惜、兢兢业业。不过客观地说,那年月刑事案件高发,治安形势严峻,警力严重不足,不管新警老警,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
但师傅说的“老”,好像指的不仅仅是年龄。直到跟着他破了一桩大案,我才有了切身的体会。
3
刑警队长陈思华自然也是老刑警,不仅在市局下辖的十五个公安分、县局中享有“金牌刑警队长”的美誉,在全省刑侦界也老有名气,遇上疑难大案,省公安厅也经常召他去参加会诊。那天刚上班,师傅说发了一桩大案,上级要求快侦快破,队长陈思华召集部分队员开会,让我也参加。
我不解:“部分?为什么不是全部?”
“队长点名让参会的,可都是队里的精锐。”
啊?!我才入门,居然入了队长的法眼,也算精锐了?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想必是师傅替我说了好话,让我跟着参与大案的侦破,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这样的机会,我当然要珍惜。
师傅催促:“还磨蹭啥?走,开会去。”
别看是城区,那时的公安分局简陋得不行,小院里的几栋楼又旧又破,可以说是羞于见人。刑警队百十号人,是院内最大的部门,却连会议室都没有一个。开会的人多,就选一间大办公室,在队员们嘴里就成了“大办”。有“大办”必有“小办”,那就是队长办公室了。
这个会是在“大办”开的。大家刚坐定,队长就扯起沙哑的喉咙开讲。案情其实不复杂,队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但影响可不小。
昨晚,省委一位处长两口子去市文化宫剧院看电影,电影散场,处长随身携带的背包不见了,四下找遍不见踪影,无奈报警。包内的几百块钱不打紧,还有一份机要文件,那可是大事。此事惊动了市公安局局长,批示下来:“全力破案,原物找回”。分局党委当然重视,连夜开会,命令辖区派出所摸底嫌疑人头排查线索,刑警队必须不遗余力,在最短的时间里破案,力争人赃俱获。
陈思华话音刚落,刑警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要成立专案组,先不说那份文件,仅仅这金额也够大案了;有的说恐怕不是一般的盗窃案,或许有其他目的;还有的说会不会是当事人推卸责任,自己把公文搞丢了,不敢说实话,就编了个理由报警。
只要是在“大办”开会,队长、指导员坐最里边靠左的一张办公桌,算是主席台,其他的副队长、组长、刑警们自觉按职务和资历依次往后坐。师傅是组长,按不成文的规矩,该坐前两排,但他总是坐最后一排,以至于队长有一次在会上骂他:“杨子晴,开会你梭边边坐后排不发言,平时你冒皮皮打飞机,说得嘴皮子翻泡泡儿。你怕我呀?老子又不吃你,你怕个锤子?”引得全队哄堂大笑,师傅却不予理会,泰然自若。
这次会上他照例没说一句话,队长大概也习惯了,懒得理他,等大家发言完毕,他干脆利落地给定了调子,而且句句抓住实质,底气十足,毫不含糊:“案子肯定是成立的,就是一桩盗窃案。丢了什么文件、文件什么内容,不是我们关心的事。包包里有钱,还不少,我们就只当案犯是冲着他包包里的钱来的,东想西想没有用。你们都撒出去,把你们的脚脚爪爪(指耳目或眼线,后来叫特情或线人)也撒出去。该怎么办,不用我手把手教吧?大家抓紧,散会!”
4
大家散了,师傅也伸个懒腰站起身走出“大办”。回到办公室,他对我们师兄弟说:“你们在家整材料,我去去就回。”
师傅离开没多久,只听一声喇叭响,一辆银灰色华沙牌轿车驶进分局,在院子中央停下,车上下来一个穿中山装、身板挺直的老者,分局局长、政委急忙上前迎接,寒暄几句,一行人径直去了“大办”。
我们的办公室在分局庭院西侧,听见汽车鸣笛,大家都探头张望,有人伸了伸舌头:“糟了,市局牛局长来了……”
我心里一咯噔,市局局长啊,那得是多大的官,全市大大小小的案子都归他管。这案子惹大了,破不了怎么办?
正替分局的头儿们捏把汗,师傅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中等个儿,白净脸,西服革履的,看穿着和气质,像个干部模样。我纳闷儿了,难道又来了一个市局干部?师傅对我们使个眼色:“来两个人,跟我们一起去‘大办’。”
我嗫嚅着说:“市局局长来了,可能在‘大办’里研究案子……”
没想到师傅说:“来了正好。”有点儿意料之中的味道。
师傅不怕挨剋,敢闯市局、分局领导的会场,我没资格阻止,只有紧随师傅身后,师傅去哪儿我去哪儿。
都在一个院子里,没几步便到了“大办”门口,师傅站定,敲门喊“报告”,听见里边有人喊“进来”,他推开门带头走了进去。
突兀进门四个人,一屋子的人都怔住了。陈思华急忙起身阻拦,匆忙间碰到办公桌,震得桌上的茶杯、墨水瓶摇摇晃晃,差点儿掉到地上。他的语气有些恼火:“杨子晴,你干吗!市局领导在开会呀!”
师傅不理他,目光盯着左边顶角那张办公桌后坐着的人——市局牛局长,话却是对在场所有人说的:“各位领导看看这个人。”
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师傅带进来的西装男身上。师傅继续说:“这家伙叫刁炳坤,四十四岁,没职业,经常在文化宫一带扒窃拎包,江湖人称‘沙雕’。”
我和大师兄恍然大悟,原以为是市局干部,没想到是师傅抓到了拎包贼,立马一人一边拧住他的胳膊。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了。
牛局长闻言起身,疾步绕过办公桌走过来,目光死死盯着那家伙的脸:“你就是沙雕?早有耳闻呐。”
刁炳坤表情木然,不说话。
师傅说:“牛局长,没错,他就是沙雕,有人昨晚在文化宫剧院见过他。”
牛局长坐回原位,目光转到师傅身上:“那你是……”
陈思华急忙介绍:“杨子晴,是我们刑警队的。”
“嗯,杨子晴,我记住了,”牛局长点点头,“这事你负责,带他下去,审查清楚。”
出了“大办”的门,我才松了一口气。抬手看腕上的上海表,11点半。如果这沙雕就是案犯,那么从接案到破案,师傅只花了三个小时;如果不是,师傅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市局局长都记住他了嘛,还会有好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