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老警

1

眼瞅着中秋节要到了。2023年的中秋节，注定与往年不一样。

先是折腾了三年的疫情防控终于解封，国人的愉悦之情相互传染；接着是自己干满六十岁到点退休，拒绝所有照顾性安排，想的是给自己四十二年的警察生涯画上一个算得上圆满的句号，然后无官一身轻。

这些天一一清理铺满一个大床铺面的警衔、警号、荣誉证书、奖杯和不同制式的警服，每拿起一样，就勾起一串回忆，思绪跌宕起伏，也可以说是翻江倒海，待清理妥帖，竟然满脑子的惆怅还带点儿伤感。蓦然，一个花白头发、面目清癯的头像渐渐浮现脑海，没有丝毫刻意，完全是自然显现……

哦，那是师傅，是我刚入警队的带路人，是我从警几十年，历经狂风暴雨甚至腥风血雨仍没有迷失方向的指路人。结束职业生涯，算是无愧于心地完成了一个警察的使命，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他。

想到他，当年初到警队的情景，清晰如发生在昨天。还有那句老警名言：“干咱们这行的人啊，可不是随便哪个都能老的，知道吗？”

这是师傅同我们见面第一天说的第一句话。在那张桌面斑驳的旧办公桌后，坐在藤椅上的师傅蹬掉脚上那双早已磨偏了口的旧皮鞋，把腿一盘，一根烟叼在嘴上的同时，手里多了一个擦得锃亮的老式金属壳汽油打火机，嚓一声点燃香烟猛吸一口，他的面孔顿时被青烟笼罩。他抬手挥了两下，像是驱散烟雾，又像是否定的意思，在我看来，更像是老警察在摆谱。

2

我入警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十年动乱砸烂了公检法，警察队伍打蔫儿了，青黄不接断了代，而我们这一批新招考进来的高中毕业生、企业青工、退役军人，改变了过去当警察只能统一分配、子女顶替、组织安排的模式，是十几年来，甚至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录用的新警。

报到当天下午刚上班，分局后院那个简陋的礼堂就热闹起来，几十个刚从省公安厅警训班培训毕业分配来的新警齐崭崭坐在台下。主席台上，分局政委简短讲了几句，政治处主任开始念分配名单，宣布各单位领人。包括我在内的二十个新警分到了刑警队，队长陈思华把我们三三两两地指定给了几个老刑警，扯起喉咙对我们说：“这就定下师徒关系了，老的要把徒弟带好，你们小年轻要好好跟师傅学真本事。什么叫真本事？破得了案就是真本事！”

说罢，他招呼老刑警把各自的徒弟带走，自己则转身不见了人影。而分局礼堂前半部区域，派出所、治安队还在就分配问题闹闹嚷嚷，争论不休……

我们两个新警屁颠屁颠地跟着师傅来到侦破组的大办公室，心里头多少有点儿忐忑不安。待师傅在藤椅上坐定，大师兄主动请缨：“老师，我们该干什么？听您指示。”

在警训班，我们也是这么向教官请示的。可师傅却叫我们别称他“老”，还说在警队不是随便哪个都能“老”的。

这话像是有点儿什么意思，一下子悟不透。看看眼前这个衣着朴素貌不出众的老头儿，再看看我们俩，崭新的警服，稚气的脸……我突然觉得有点儿不和谐。刑警队里的老队员基本都跟师傅似的，半截子老头儿，挑不出几个体格魁梧相貌堂堂的，走在大街上分不出个你我他……

这跟我想象中的刑警队不太一样。而师傅的话，怎么听着都感觉留了半句在他嘴里。

晚饭在食堂吃，我和大师兄打了饭围着师傅坐下来。师傅从食堂大师傅那里弄来一盘花生米，再从裤兜里掏出个小玻璃瓶，瓶盖打开，一股劣质老白干的味道扑鼻而来。他对嘴抿一小口，哧溜有声，再扔进嘴里一颗个头饱满的油炸花生米，我们立刻听见咔呲咔呲的咀嚼声，老实说，这声音像是拴在槽头的老马在吃炒黄豆，不雅又刺耳。

以后的“散讲”中，师傅说还有更不雅的，叫马屁豆。我惊讶：“吃一盘油炸花生米还可以给领导献媚？”

师傅摆摆手：“年轻人想复杂了，这马屁豆是下酒的标配，但吃多了肚子胀气打臭屁。”

“师傅，白天您那句话像是没说完？”我对马屁豆不感兴趣，师傅的后半截话才是我最想知道的。

大师兄跟我一个想法，我们俩都停下筷子，盯着师傅，期待他的解读。

平心而论，师傅长得也不难看，眉宇间隆起一个明显的“川”字，凝如岩石；头发剪得很短，只是一层头发茬儿，尽管已经间杂了白发，依然显得精干利索；一张国字脸黑里透红，轮廓分明，却布满皱纹，像老树沧桑的树皮。待半瓶老白干缓缓下肚，他才说出后半句：“老，可是一种资格。”

这句结论性的话好像不太科学，也没什么内涵。街头混混儿、地痞流氓、抢劫犯杀人犯不也得活人，不也得老，难道也是一种资格？贩夫走卒、山野村夫、家庭妇女想不老也得老，难道这也值得炫耀？老态龙钟的人多了去了，那算什么资格，上公共汽车被人让座的资格吗？

我对师傅的话不以为然，不甘心地追问：“什么资格？”

师傅往嘴里扔了一颗花生米：“想。”

相对于我们这帮刚入警队的“嫩毛头”来说，师傅的确算是老警察了。虽然五十刚出头，鬓发已然花白——以后几年竟加速进入全白，倒也显出一种风度，戴上老花镜读书看报审阅案卷，阅人问事不一会儿就看出端倪，话出另类也不意外。只是这一个“想”字，却让人一时没有头绪。

我和大师兄面面相觑，心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念头：这老头儿是在故弄玄虚吗？

师傅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收起酒瓶站起身，临走又撂下一句话：“假如明天不出太阳，天是不是就不亮了？”

细品，好像有些道理，可具体是什么道理，我一宿也没想明白。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打开窗户观天，顿时若有所悟。呵呵，师傅所言不差。

“文革”期间，很多民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公安机关则接受军队管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入警的时候，公安局早已告别“军管”，但很多规矩依然按部队的要求来，像我们这种没成家的年轻警察一律集中住宿，有事加班，没事待命。老警察可以回家，可师傅却是个例外，一个人住一间面积不大的单身宿舍。

多数老警察都是在“牛棚”里历练过的，对工作自然倍加珍惜、兢兢业业。不过客观地说，那年月刑事案件高发，治安形势严峻，警力严重不足，不管新警老警，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

但师傅说的“老”，好像指的不仅仅是年龄。直到跟着他破了一桩大案，我才有了切身的体会。

3

刑警队长陈思华自然也是老刑警，不仅在市局下辖的十五个公安分、县局中享有“金牌刑警队长”的美誉，在全省刑侦界也老有名气，遇上疑难大案，省公安厅也经常召他去参加会诊。那天刚上班，师傅说发了一桩大案，上级要求快侦快破，队长陈思华召集部分队员开会，让我也参加。

我不解：“部分？为什么不是全部？”

“队长点名让参会的，可都是队里的精锐。”

啊？！我才入门，居然入了队长的法眼，也算精锐了？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想必是师傅替我说了好话，让我跟着参与大案的侦破，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这样的机会，我当然要珍惜。

师傅催促：“还磨蹭啥？走，开会去。”

别看是城区，那时的公安分局简陋得不行，小院里的几栋楼又旧又破，可以说是羞于见人。刑警队百十号人，是院内最大的部门，却连会议室都没有一个。开会的人多，就选一间大办公室，在队员们嘴里就成了“大办”。有“大办”必有“小办”，那就是队长办公室了。

这个会是在“大办”开的。大家刚坐定，队长就扯起沙哑的喉咙开讲。案情其实不复杂，队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但影响可不小。

昨晚，省委一位处长两口子去市文化宫剧院看电影，电影散场，处长随身携带的背包不见了，四下找遍不见踪影，无奈报警。包内的几百块钱不打紧，还有一份机要文件，那可是大事。此事惊动了市公安局局长，批示下来：“全力破案，原物找回”。分局党委当然重视，连夜开会，命令辖区派出所摸底嫌疑人头排查线索，刑警队必须不遗余力，在最短的时间里破案，力争人赃俱获。

陈思华话音刚落，刑警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要成立专案组，先不说那份文件，仅仅这金额也够大案了；有的说恐怕不是一般的盗窃案，或许有其他目的；还有的说会不会是当事人推卸责任，自己把公文搞丢了，不敢说实话，就编了个理由报警。

只要是在“大办”开会，队长、指导员坐最里边靠左的一张办公桌，算是主席台，其他的副队长、组长、刑警们自觉按职务和资历依次往后坐。师傅是组长，按不成文的规矩，该坐前两排，但他总是坐最后一排，以至于队长有一次在会上骂他：“杨子晴，开会你梭边边坐后排不发言，平时你冒皮皮打飞机，说得嘴皮子翻泡泡儿。你怕我呀？老子又不吃你，你怕个锤子？”引得全队哄堂大笑，师傅却不予理会，泰然自若。

这次会上他照例没说一句话，队长大概也习惯了，懒得理他，等大家发言完毕，他干脆利落地给定了调子，而且句句抓住实质，底气十足，毫不含糊：“案子肯定是成立的，就是一桩盗窃案。丢了什么文件、文件什么内容，不是我们关心的事。包包里有钱，还不少，我们就只当案犯是冲着他包包里的钱来的，东想西想没有用。你们都撒出去，把你们的脚脚爪爪（指耳目或眼线，后来叫特情或线人）也撒出去。该怎么办，不用我手把手教吧？大家抓紧，散会！”

4

大家散了，师傅也伸个懒腰站起身走出“大办”。回到办公室，他对我们师兄弟说：“你们在家整材料，我去去就回。”

师傅离开没多久，只听一声喇叭响，一辆银灰色华沙牌轿车驶进分局，在院子中央停下，车上下来一个穿中山装、身板挺直的老者，分局局长、政委急忙上前迎接，寒暄几句，一行人径直去了“大办”。

我们的办公室在分局庭院西侧，听见汽车鸣笛，大家都探头张望，有人伸了伸舌头：“糟了，市局牛局长来了……”

我心里一咯噔，市局局长啊，那得是多大的官，全市大大小小的案子都归他管。这案子惹大了，破不了怎么办？

正替分局的头儿们捏把汗，师傅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中等个儿，白净脸，西服革履的，看穿着和气质，像个干部模样。我纳闷儿了，难道又来了一个市局干部？师傅对我们使个眼色：“来两个人，跟我们一起去‘大办’。”

我嗫嚅着说：“市局局长来了，可能在‘大办’里研究案子……”

没想到师傅说：“来了正好。”有点儿意料之中的味道。

师傅不怕挨剋，敢闯市局、分局领导的会场，我没资格阻止，只有紧随师傅身后，师傅去哪儿我去哪儿。

都在一个院子里，没几步便到了“大办”门口，师傅站定，敲门喊“报告”，听见里边有人喊“进来”，他推开门带头走了进去。

突兀进门四个人，一屋子的人都怔住了。陈思华急忙起身阻拦，匆忙间碰到办公桌，震得桌上的茶杯、墨水瓶摇摇晃晃，差点儿掉到地上。他的语气有些恼火：“杨子晴，你干吗！市局领导在开会呀！”

师傅不理他，目光盯着左边顶角那张办公桌后坐着的人——市局牛局长，话却是对在场所有人说的：“各位领导看看这个人。”

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师傅带进来的西装男身上。师傅继续说：“这家伙叫刁炳坤，四十四岁，没职业，经常在文化宫一带扒窃拎包，江湖人称‘沙雕’。”

我和大师兄恍然大悟，原以为是市局干部，没想到是师傅抓到了拎包贼，立马一人一边拧住他的胳膊。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了。

牛局长闻言起身，疾步绕过办公桌走过来，目光死死盯着那家伙的脸：“你就是沙雕？早有耳闻呐。”

刁炳坤表情木然，不说话。

师傅说：“牛局长，没错，他就是沙雕，有人昨晚在文化宫剧院见过他。”

牛局长坐回原位，目光转到师傅身上：“那你是……”

陈思华急忙介绍：“杨子晴，是我们刑警队的。”

“嗯，杨子晴，我记住了，”牛局长点点头，“这事你负责，带他下去，审查清楚。”

出了“大办”的门，我才松了一口气。抬手看腕上的上海表，11点半。如果这沙雕就是案犯，那么从接案到破案，师傅只花了三个小时；如果不是，师傅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市局局长都记住他了嘛，还会有好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