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麟囊

一

三月中旬的繁花镇，天不晴不阴，乍暖还寒。大河上的冰雪已经开化，某一天天空还会飘起雪花。

上午九点一刻，王木多的手机来电，一个陌生号码。他正准备开口骂娘，却发现这并不是骚扰电话。听到一半的时候，王木多的表情由一开始带着些许愠怒的不耐烦，逐渐变成递进性的惊喜。当真？对方答当真。果然？对方答果然。“哇呀呀，‘5号’你且听着，就是地震了你都原地别动。我不到，你别死！”

王木多喜欢京剧，情绪一激动，有些唱词里的字眼儿就会从嘴里冒出来。他摁了手机，歇斯底里地喊来了新调来任职的副所长马伯乐：“备马，去县局。”

马伯乐深谙这个大所长的性格，来之前在县公安局法制科当科员的时候，他就知道浪花乡派出所所长有两把刷子，干事说一不二，以通常的眼光看待他的言行总是会感觉挺逆向，八头牛拽不回来不说，结果总是他牵着八头牛走路，最后踩出一条星光大道来。局长都亲自评价过王木多，说这小子是“三路”干部：不走寻常路，处事有思路，看上去挺格路。王木多办公桌背后的墙上，就挂着一副某县级书法家的字：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写得不咋样，他还挺稀罕。

路上，王木多告诉马伯乐，很有可能他们要出一趟远差。七年前，派出所管内红旗村出了一起命案。他刚刚得到一个线人的信息，犯罪嫌疑人衣而三有了下落，说是这小子漂白了身份活得还挺滋润。分局批准后，就尽快动身。马伯乐表示对红旗村这个案子不太知情，王木多说案子肯定是案子，但也可以说不是案子，七年前你还上警校呢，不知道这个事也正常。马伯乐疑惑，怎么能说是案子又不是案子呢？王木多说过后再详谈。马伯乐又问这次抓捕要带谁去，王木多说咱俩，再加上内勤潘红，让她带些文书用纸，仨人，一副铐，足够。

马伯乐对县局门儿清，这使他们二人得以不费周折就堵到了正准备出去办事的副局长孙孝安。孙主管刑侦，浪花乡派出所刚好是他的联系点。孙孝安给两人发烟，提示王木多有些事电话里说就可以，没必要什么事都跑冤枉路。

“事关重大，”王木多含着烟咕噜着，“必须当面请示。”

孙孝安一听摸到了衣而三，并未显得有多兴奋。这个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说差不多忘了也不是诳语，似有还无，似无还有。

“我差不多都忘了。”孙孝安把自己跌进大靠背椅，“你的意思，去抓？”

“我的意思是去抓。”王木多语气坚决，“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不抓住他，这口痰一直压在胃里吐不出来。”

孙孝安没了音儿，一边抽烟一边眨着眼睛盯着王木多。王木多也不言语，被传染了似的也时而眨两下眼睛。半晌，孙孝安把烟头按死在烟灰缸里，正式指示王木多，既然信息准确，那就跑一趟，有个了结也好，但赴外省抓人一定注意安全，确保万无一失。他征求王木多意见，是否需要他派两个侦查员跟着，王木多说不用，一来这个衣而三他熟悉，用不上;二来尽最大可能降低办案成本，他会更加心安一些。最后，孙孝安拍板儿决定，同意浪花乡派出所进行抓捕的请示，回头他再向局长汇报。说着话，他一直把两个人送出公安局大院，目送汽车驶远。

回到派出所，王木多让马伯乐把教导员、另一名副所长和内勤潘红请来，召开了一个五人会议。这次抓捕行动，他亲自带队前往，知情范围仅限于他们五人，可称为一次秘密行动，这也是孙副局长的意思。

距最早到省城的一趟火车还有近九个小时，王木多决定干脆开车去，坐火车点儿太死，倒来倒去也麻烦。汽车开到省道上，王木多突然让马伯乐掉转车头去趟红旗村。马伯乐稍显犹豫，王木多就笑了，说你这是做贼心虚，有些事情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欲擒故纵。他说，不但要去红旗村，还要去趟衣而三家，去看看他老娘。马伯乐一边打舵一边嘟囔：“‘三路’干部。”潘红坐在后座，嘴对着手机讲着微信：“放心吧，这次培训时间不长。”

衣而三的老娘名叫苏怀瑾，今年六十有七，独子潜逃后孑孓一人生活，也是派出所重点扶贫对象。经过村子小卖店，王木多让马伯乐买两桶豆油捎上：“你开车，就能少喝酒，省出来了。”

家里还是老样子。衣而三原来住的西屋锁着门。外屋飘着午饭后的菜饭余味，锅台边窗台上码放着大葱和白菜，碗架旁边的木架子上立着一袋米一袋面，还没打封口。灶坑里闪着微光，轻烟氤氲，冷清而不乏烟火气。老太太比起年前似乎又瘦了，目光神采也不如前。从东屋里跑出来把三人请进屋，坐到炕沿儿上，她攥着潘红的手告诉大家：“村主任刚走，给拿来了大米白面。”王木多询问了一些生活情况，逐渐把话题转到春耕，顺势说到衣而三：“老三还没啥信儿吧？”

“谁？”老太太一愣，然后慢慢舒展着揪到一起的五官，摇着头叹了口气：“唉，我的锁麟囊啊。”然后便不再言语。

汽车再次行驶到省道上，马伯乐喝了口红牛打破沉默，说：“王所，你要再不抖抖包袱，我就要憋死了。”

老太太是山东人，听口音也能听出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娘儿俩闯关东过来的。这个衣而三，名字确实挺有意思，想必是会意一而再，再而三，再接再厉，多子多福。可偏偏事与愿违，他爹在山东老家种地让雷劈死那年，这个衣而三才两岁多，所以大家虽然老三、老三地叫着，但他是老大。苏怀瑾本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自幼有藏书可读，有宣纸可画，长大了却违抗父母之命与衣而三他爹私奔而走，这还真应了那句“读书越多越反动”。后来丈夫死了，她在老家众叛亲离无法生存，只好逃荒北上，来到东北。当时生产队集体出工，她家里没有顶硬的劳动力，仅靠挣工分显然难以维持生计。刚好，生产队小学校缺老师，于是就双赢了。学校开学她当老师，学生放假她当农民，一直到本世纪初学校黄了摊子。几十年过去了，像村主任他们，包括儿子衣而三，前后两代人都是她的学生，村里的人都叫她苏老师，都很敬重她。

马伯乐说怪不得她说话文绉绉的，保不齐，“衣而三”这个名字就是她起的。潘红同意他的观点，说：“苏怀瑾这个名字就特好，看上去、读起来都特有文艺范儿。”随后，她就问锁麟囊的事，她显然更关心这个锁麟囊。不料，王木多却让马伯乐靠边停车，说：“实在是憋不住了，撒泡尿回来再接着讲。”

两人下了车对着远山哗哗撒尿，潘红背过脸，气哼哼地噘着嘴。但听车外王木多扯着嗓子唱：“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二

当年被衣而三杀死的人，是一个履新不久的寡妇，名叫孙凤英，三个月前死掉的丈夫叫蒋成福。四十多年前与衣而三同龄的二人，跟随一对孙姓夫妻从山东迁至本地。刚来时，人们都以为二人是兄妹，但夫妻俩明确阐明，男孩儿是他们捡来的，姓蒋而不姓孙。对此大家并未过多理会，直到孩子双双长大成人，成婚而配，大家也便就此笃信不疑。

因为老乡的关系，孙姓夫妻与苏怀瑾老师一家走得很近，无论生产劳动上，还是家庭生活上，前者一直给予后者不计其数的帮助。两家抱团取暖，日子虽苦但也不乏温暖与希望。

随着时光的推移，孩子们长大了，都成了劳力，跟着大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大成人了，三姓兄妹渐渐也有了距离感，特别是孙与蒋、衣二人。二十五岁的时候，孙凤英与蒋成福完婚，三人的关系正儿八经地有了区别。虽然相互还是凤英、成福、老三这样的叫法儿，但前二者毕竟是夫妻身份，是真正的一家人。人家两人可以睡在一起天经地义地行男女之事，关系再好，你衣而三也不可以。对于此，衣而三有些转不过弯、别不过劲，但又感觉根本没什么弯可转、没什么劲可别。

反正无论如何，衣而三一直也没娶上媳妇。直到一刀捅进孙凤英胸口的那天，也是光棍一条。一方面，他的家境在全村毕竟是最差的，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平均分给农户个人，母子二人所得的初始资源和自身的生产劳动能力，显然都不如别人家。穷，就不好说媳妇;太穷，就说不上媳妇。另一方面，衣而三这个人不但丝毫没有继承苏怀瑾的天资聪颖，也学不来后天的知书达理，长相很一般，话少得可怜，学习还是全村最差的一个。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当老师的母亲面对一个气球样的儿子，一滴水也灌不进去。无才，就不招人爱;发傻，就招人生厌了。第三，衣而三这个人爱钻牛角尖，或许是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使然，从小就总认为别人都瞧不起他，极善于从别人哪怕非常正常的言行中挖掘出对自己的不恭甚至鄙夷出来，或多或少都不跑空。这样的综合素质，没有人愿意嫁给他是很说得过去的。

再说这个孙凤英。她从小就半拉眼看不上家里捡来的这个柴火棍子一样的男孩儿，本来一家三口就挣扎在饥饿线上，又添一张嘴是注定要更加挣扎的。在孙凤英的总体印象里，蒋成福这个人是一个蜡黄的人，从一开始柴火棍子的时候就是，一直到互相看着长大，到最后跟她的身体零距离接触，他也从没红润过，哪怕像衣而三那样黝黑过。哪个女人也不会中意一个蜡黄的男人跟自己一起生活，特别是过夫妻生活。可是，孙凤英只能将这种怨怼像咽唾沫一样咽进肚子里。

于是，蒋成福一直受孙凤英的气。少年之前，蒋成福遭受的非打即骂已然是家常便饭。虽然视若己出，但父母也只能无奈地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能意识到毕竟女儿也被强加了种种不公。他们总会在私底下的交流中达成共识，将来两个人大了，在一起了，日子好了，一切就都好了。然而，前提都如期实现了，结果并未得以实现。待到小两口儿婚后不到一年，老两口儿一个罹患癌症不治而死，一个自缢身亡紧随而去，孙凤英愈加肆无忌惮起来。从那以后，蒋成福毫无政治、经济地位不说，面对妻子“欠下的债他一辈子也偿还不完”的说法也无力辩驳、无言以对。这还不算，承担起家里家外一切重担也就是了，还必须承担起因为妻子的不洁传闻而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这就要命了。要知道，村子一共不到百户人家，那是纯粹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尤其是面对妻子绯闻的男主角，蒋成福更是抬不起头来。对此，孙凤英并不辩解自己有多清白，逼急了还直言不讳地跟他讲，有能耐你给我种个种出来。

但是，自始至终，孙凤英的肚子一直也没大起来。生活在吵闹中继续，传闻在不断地翻新。虽然从来也未见捉奸在床，但传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语言，有动作有细节，这种有声小说，对任何一个原配来说，杀伤力都是顶级的。人们于是担心，蒋成福会不会忍无可忍而无须再忍？会不会出人命？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我知道了，”马伯乐做出那种因醍醐灌顶而如梦初醒的表情，“蒋成福终于要杀孙凤英，结果反被孙所杀，衣又杀了孙。”潘红左看看马伯乐，右看看王木多，紧张得不得了。王木多笑了：“马所，你更适合去写小说，但是太落俗套。”

蒋成福的先死，孙凤英的后亡，都跟他受的压迫以及她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传闻无关。对于衣而三来说，活得一败涂地的他，既没有任何能力去伸手帮一把由来憋屈、已久窝囊的老哥们儿，也没有勇气去指责这个孩童时曾经一个被窝睡过的老姐们儿。同时，除了母亲苏怀瑾多次以命相抵郑重警告而外，他自己也铁了心决不会碰孙凤英一下。对此他既说不清为什么，又知道因为什么。当然，孙凤英也一次没主动去趟衣而三的雷池。所以，衣而三根本就没有掺和进去。祸起无常，蒋成福先死在了酒上。

七年前的那一天，大雪。准确地说，是大雪片子飘了整整一夜，有打麻将一宿未睡的村民可以证明。早上起来，处于地势低洼人家的门都推不开了。老年人兴致勃勃地讲，开春下大雪，而且大雪封门，几十年都没有过。活久见的事物，无论吉凶，都会令人莫名兴奋，对于年年岁岁过着毫无波澜日子的人们尤其如此。大家油然而生一种类似过年的兴奋。

雪再大，衣而三张罗的一桌酒宴也不能耽误。事实上，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郑重其事地张罗酒席，四十多年来他家一直既无大事，也无小情。请人喝酒并不是他比别人更兴奋，他是要给苏怀瑾过六十岁寿辰。准备阶段老太太就一直反对，但眼见执拗的儿子陆续备好了酒菜，也就无法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