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境》与现代中国美学研究的进程、方法及境界

宗白华《艺境》作为一本集录之书，出版于1987 年，书名取自1948 年未能问世的同名文集。此前，宗白华在美学方面有《美学散步》（1981）、《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1982）两书出版。因先有译文选，故《艺境》所录均为创作。《美学散步》由中国美学研究、西方美学研究两部分结构而成。《艺境》在《美学散步》的基础上，增补了较多散落在报刊上的文章，所选几为代表性的论述，且依刊发时间先后排序，可视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上的一部个人学术史。《艺境》在文类上涵括文论、书信、序、访谈、演讲、课堂讲义等，并以1923 年亚东版《流云》的名目收录了六十首小诗，前后两部分形成了兼及研究与创作的体例，可谓结构精心。

这本具有自家学术史意味的个人文集，无论是其所讨论的内容，还是问题意识，抑或文章体式，无不彰显着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进程、方法及境界。因此，本文以这三个维度为着眼点，试图在探究《艺境》的学术史意义的同时，一窥包孕其内的文章、制度及精神。

《艺境》的知识谱系与文体诸问题

晚清至“五四”，是“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两股潮流结伴而行的关键时期。置身其间的学人在中西、新旧的夹逼下，面临着如何选择、剪裁、改写、归化、衍生，从而确立自家治学路径的抉择。宗白华生于晚清，成长于“五四”，可谓恰逢其时。如果恰如论者所言，由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合力促成的现代中国的学术范式在1927 年已然成型，之后便进入了和党派与主义之争相互缠绕的“一个新的时代”a，那么宗白华经由“五四”已然初步确立了个人的学术面目。但他仍要面对并需安妥的是，在漫长的20 世纪里，如何在个人旨趣、“五四”的原初经验与迭变的时代精神（意识形态）之间，调整自身的治学路径。以编年体结构而成的《艺境》便折射了这一进程。

宗白华在五四时期是以现代诗人、少年中国学会的评议员、《少年中国》月刊与《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等身份登台亮相的。他在《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中接着泰戈尔的话说：“现在西方城市文明已经非常发达，我们东方的森林文明久已堕落，现在我们的责任，首在发扬我们固有的森林文明，再吸收西方的城市文明，以造成一种最高的文化，为人类造最大的幸福。我们少年中国的团体，也可以以此作最后的大目的。”b 不过，融旧学为新知与取径西学两种文化设计，在当时往往互不兼容，因而事实更接近于“现在确实不可不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病体复苏。几十年内仍是以介绍西学为第一要务”c。显然，在中与西、新与旧之间，宗白华选择的是西学。这固然与“五四”的整体文化氛围相关，其实更与其早年学习德语，以研究叔本华、康德等的哲学思想及人生观起步，并在与田汉、郭沫若的书信交往中接受了歌德的浮士德精神，接着又留德，深受德国思想文化的影响，1925 年欧游回国后又在东南大学讲授艺术学等课程的个人际遇相关。

上述个人经验及知识结构反映在《艺境》中，即是《乐观的文学——致一岑》（1922）及之前的文章。事实上，在整个20 世纪20 年代，宗白华都在贯彻引进西学的思路。在此阶段，宗白华的研究对象、立论及引用的内容均是西学，其中以介绍歌德、康德、罗丹等人为最多；“人生观”“诗人人格”“乐观”“恋爱”等词语最为高频；文章的语调也较为热烈、昂扬。陈平原曾指出，晚清以降，“研究中国文史与介绍西方学术，其处理方式有很大差别。大致而言，前者的引语逐渐缩小，后者的引语则逐渐扩大。逐渐减少先贤言语在自家著述中的比例，此乃中国学者走出圣贤崇拜的标志；而更多地直接引证‘西儒语录’，则表明中国学界对西学的理解日渐深入”d。在此时的宗白华笔下，很难看见关于中国古典艺术的内容。不过这种现象很快即有所调整。

20 世纪30 年代初，宗白华一方面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以歌德等人为代表的西学的青睐，接连发表《歌德之人生启示》（1932）、《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932）等文；一方面开始兼顾中国的古典艺术，这首先体现在《徐悲鸿与中国绘画》（1932）一文中。值得关注的是，宗白华为徐悲鸿所写的文章不仅从汉魏六朝的绘画讲起，引用谢赫、苏东坡、邹一桂、恽南田、刘熙载等人的画论，更以接近文言的语体写就，其中多用如“之”“者”“也”“矣”等文言虚词，较之于之前的文章，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试举一例：

东坡之所谓常理，实造化生命中之内部结构，亦不能离生命而存者也。山水人物花鸟，无往而不寓有浑沦宇宙之常理。宋人尺幅花鸟，于寥寥数笔中，写出一无尽之自然，物理具足，生趣盎然。故笔法之妙用为中国画之特色，传神写形，流露个性，皆系于此。

不妨将之与其同时介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文段进行比较：

我们读这本小书时，历过四季时令的自然风色。春天的繁华灿烂，夏季浓绿阴森，夏季浓绿阴深，秋风里的落叶萧瑟，冬景的阴惨暗淡。此外浓烈的日光，幽美的月景，黑夜，雾，雷，雨，雪，一切自然景象，而此自然各景皆与维特心情的姿态相反映，相呼应，成为情景合一的诗境。

显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副笔墨。如果说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在现代文坛逐渐出现了如“晚明小品”“晚唐的美丽”“六朝散文”等现象，那么在现代美学研究中也似乎逐渐改变了当初完全以西学为新知的文化立场，而是回到古典艺术的脉络中，以现代理性的眼光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文艺，并试图由此开掘一条中国文艺复兴之路。此中心态，恰如宗白华对徐悲鸿的评价：“徐君以二十年素描写生之努力，于西画写实之艺术已深入堂奥；今乃纵横其笔意以写国画，由巧而返于拙，乃能流露个性之真趣，表现自然之理趣。……中国文艺不欲复兴则已；若欲复兴，则舍此道无他途矣。”g 只是由宗白华其时的两副笔墨来看，兼及中西，还显得生硬，似乎“歌德”与“徐悲鸿”真的水米无干。幸好，这样的不协调没能持续太久。

《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1934）一文中的“价值结构”是外来词，其中所论的三种价值：形式的价值、抽象的价值、启示的价值应是借镜西学，但为“启示的价值”佐证的却是清代恽南田所描绘的境界。《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1935）专论唐代诗人及诗作，所引的古诗很多，但文章采用的是白话而非文言。更能体现宗白华平视中西、实现中西互为参照的是《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36）、《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1936）等文，光从这些文章的标题便可知其文化立场。在综观中西艺术的源流及特质中，把握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既是视野，也是对话，更是方法，这应是现代中国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前提。思路一旦确立，便贯彻终生，宗白华在晚年曾将之表述为“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h。不过由这一后设的表述也可看出，宗白华的中西比较，最终目的是要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

当中国古典艺术在宗白华的视野中逐渐浮现，并取得与西学持平的位置，他的兴趣重点已逐渐转向中国艺术。于是《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1940）与《中国艺术艺境之诞生》（1943）等名文应运而生。尽管宗白华后来仍一直贯彻中西比较的方法，时时谈及西方艺术，论及康德、黑格尔、歌德、莎士比亚等人，并在1949 年以后写有《西洋哲学史》，同时又翻译了大量西学著述，但他的关切重心应是中国美学。若参看《艺境》其后的文章，亦能发现以中国艺术为探究对象的内容与对中国古典艺术资源的征引明显占上风。

事实上，宗白华的研究兴趣之所以迅速向中国美学倾斜，也与抗战直接相关。1938 年，宗白华开始主编重庆版的《时事新报·学灯》。重编《学灯》的宗白华在第一期宣告，为参与抗战建国的文化复兴大业，“我们应该恢复汉唐的伟大，使我们的文化照耀世界”i。所谓汉唐，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借代。若参看由宗白华编发的汪辟疆《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方东美《哲学三慧——中国，希腊，欧洲三种哲学与文化精神之比较》、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冯友兰《论艺术》、缪凤林《国史上所得的民族宝训》（续）、李长之《〈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等文，以及他为这些文章所写的编后语，便可知宗白华在战时对于民族文化的探究与揄扬是不遗余力的。可以这样说，是在抗战建国的感召下，宗白华最终完成了他的学术转向。由以引进西学为第一要务，到兼顾中西，再到以中国艺术为重心，放眼晚清以降的现代中国，宗白华绝非个案，几经波折，现代中国美学研究才算走完它曲折的前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西洋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提纲》即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完成的。但因涉及中西哲学，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反而具有打通艺术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可能。据收录在《艺境》及《宗白华全集》的文章来看，关于艺术研究的内容，仍以纯粹的艺术鉴赏为主，更因知识结构的扩充与学科壁垒的被打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以开阔的视野、博雅的知识弱化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因此，尽管知识谱系与时代要求有所更新，宗白华的艺术观念亦有所变化，但形成于20 世纪30 年代后期，以中国艺术研究为重心、以现代白话为书写语言，以纯粹的艺术分析为鹄的的学术文体几乎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宗白华几乎缺席了50 至60 年代关于美的主客观问题、80 年代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两场论争。尽管他在1957 年发表了《美从何处寻？》《读〈谈美〉后的一些疑问》等针对高尔泰观点的文章，但其态度是平淡而不事论争的。此时的宗白华专注于中国艺术的各种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诗、文、画、舞蹈、雕塑、书法、音乐、园林、戏剧、工艺等，为中国美学研究积累经验，且在具体行文中，对关涉中西艺术的资料信手拈来，发论又往往兼具史家的审慎与论者的决断。在新时期，宗白华又将上述实践与经验进行归纳，为当时，甚至是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要重视艺术种类的互相影响，重视中西比较，重视美感发展史，重视出土文物等［《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1979）、《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1980）］。

李泽厚在21 世纪初如此回顾：“当时对宗白华，大家根本都不知道，连搞美学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的那些文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都是散发在报刊上，根本没成集子。我当时看过一点，也很少。宗白华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发过什么东西，就一两篇吧。宗白华当时在美学界确实没什么影响，在北大也没什么影响。”尽管李泽厚的讲述不完全是事实，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风起云涌的诸多文化运动中，宗白华不在中心，是事实。如是观之，如果说宗白华在新中国成立前与中国美学研究一路同行，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在一定程度上掉了队，但又恰恰因此，才使得《艺境》所辑录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章，仍具有与新中国成立前一致的风格，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宗白华还将以往的诸多实践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纳，为其在新时期以后的被重新发现埋下伏笔。不然李泽厚也不会接着说：“可现在宗白华的影响倒是超过了朱光潜，引他的文章很多。”

不无烦琐地梳理《艺境》与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关系，既是为了彰显《艺境》所蕴含的宗白华个人学术史意义，由书及人，兼及宗白华的生命历程与文化选择的变迁；又是为了将《艺境》置于现代中国美学研究的脉络中予以考察，折射后者的发展进程，并在知识谱系的变迁与文体、语体的对应关系上凸显《艺境》的位置。

体例与方法：“理论的探究”与“实践之体验”

讨论宗白华美学研究的方法，着眼于中西比较、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艺术与生活相结合者颇多，此处只针对《艺境》而言，关注的是由“研究”与“创作”结构而成的体例。宗白华对《艺境》的编排有一解释：“诗文虽不同体，其实应是相通的，一为理论的探究，一为实践之体验。”

谈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首先会让人想到王国维的《人间词》与《人间词话》。1933 年，沈启无将王氏的两书编校结集为《人间词与人间词话》，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不过，由沈氏所编校的词与词话其实各自独立编页，因而虽云同本，颇同异书。较之前者，《艺境》的连续编页，似更名副其实。

王国维的理论端在“境界”二字。在《人间词》中，他托樊志厚之名而写的序言，则直言其理论与实践之关系，并据“境界”理论来衡定自身的位置：“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意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唯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2《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是《艺境》的纲领性文章。值得注意是，宗白华在此文中引用了自己的诗作《柏溪夏晚归棹》（该诗收录在《艺境》里）：“飙风天际来，绿压群峰暝。云罅漏夕辉，光写一川冷悠悠白鹭飞，淡淡孤霞迥。系缆月华生，万象浴清影。”在另外两篇题为《美从何处寻？》（1957）、《美学的散步》（1959）的文章里，宗白华又引用了《流云小诗》里的《诗》与《晨兴》（两诗均收录在《艺境》里），前者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