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还是非虚构：讲述改革开放的多种可能性

程格格：2018年，45岁的鲁敏考入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2021年硕士毕业。鲁敏的“北上”三年不仅是文学理论的积累，也是社会历史视野的拓宽，进而带来了《金色河流》“为时代画像”的格局与气象。诚然，《金色河流》写的还是“南京故事”，小说中有很鲜明的南京地标式建筑与不胜枚举的南京吃食；但同时这又是一个事关全局的“中国故事”。鲁敏自称“改革开放的同代人与在场者”，并以这个身份书写了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宏阔叙事。按照作品研讨会的说法，鲁敏力求呈现的是“改革开放长河中的‘中国故事’与‘时代面孔’”。

1.“金色”：“改开书写”、财富叙事及其伦理。

若将《金色河流》置于“改开书写”的文本序列里，它会打开怎样的叙事空间？

首先，《金色河流》严肃地呈现了江浙地带改革开放的“众生相”与“百景图”。评论家何平将其观察为“一个介于文学文本和社会学文本之间的文本”，是有其道理的。《金色河流》以“有总”人生最后一年八个月的“小切口”，巧妙地打开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漫长历史段落。其中涉及多种具有时代感的事件，堪称改革开放之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文化生活的“百景图”。同时，小说也观照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的诸种人群。仅就职业身份而言，小说的主角们涵盖了率先下海的中国第一代民企老板（何吉祥和穆有衡）；从怀揣新闻理想的深度调查记者，到被资本“收编”的企业公关总监（谢老师）；反复“站在风口”又反复“飞不起来”的屡战屡败的创业者（河山）；从政府衙门“主动下放”到文化事业单位的“不务正业”的小公务员（王桑）；从中学老师到期刊编辑的小知识分子（丁宁）；还有从下岗女工、车间女主任到住家保姆的肖姨。

此处不得不提的是20 世纪90 年代的国企改制、工人下岗。这个历史事件或历史段落如同一枚巨大的“钉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被反复提及，带来源源不断的伤痛。从底层叙述到“新东北作家群”，从《铁西区》到《钢的琴》，从《人世间》到《钢的城》（当然，这两部作品带来了一些新面向）。包括鲁敏2012 年的长篇《六人晚餐》，讲的也是江浙地带老国营工厂区两个破碎家庭的故事，那里蔓延的还是一种“伤痛”的笔调。

但是我们似乎需要重新审视1993 年的国企改制，它其实打开了双重的面向——当我们景观化地回望1990 年代，“下岗”似乎与“东北”挂钩。的确，在“共和国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国营企业体系的瓦解给工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所谓剧烈的“改革阵痛”，也涌现了大批城市贫民阶层。但若将视线南移，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对中国不同地域产生的迥异的影响，“下岗”带来了不同的面向。在东南沿海或江浙地带，民营经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已有发展，许多工人在厂期间即自谋“第二职业”，或辞职下海，或拿着“买断工龄”的补偿作为做小生意、自主创业的启动资金，他们中的一部分进而成为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浮沉的中小民营企业主。

所以，《金色河流》在“改开书写”中一个重要的意义锚点即在于它观照到了“有总”这种“主流语境中面目模糊的小企业家”。他们不是厉以宁这种理论层面具有丰功伟绩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柳传志、张瑞敏这种“名垂青史”的现代企业人物。但就经济事实而言，这部分人并不在少数，在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地方GDP 的提高和中国社会商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文学似乎并不关注这批人——他们的面目在我们的语境中是相当混沌的，甚至背负了许多道德上的偏见。对“有总”的观照，借“有总”之口厘清那段泥沙俱下的发家史，其实是厘清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中“一类人”的面目。

与此伴随着的是对“金钱”的观照，或者说是一种“财富叙事”。正如以上所言，小说描摹了一种改革开放的“百景图”，但不难发现他们本质上都围绕着“钱”展开，这也是《金色河流》之“金色”氛围所在。评论者马兵将其称为“一部围绕金钱展开的世相书”，它罕有地、正面地触碰了财富的积累及分配等话题，堪称一本当代版的“财主底儿女们”。确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国人金钱观的变化历历可见，而其本身也构成当下人们生活的根本性焦虑，是文学不应回避也不应简化的话题。

有关“财富叙事”，或可以一个最俗套的问法开头：文学如何写钱？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还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义”与“利”都是天然矛盾的，“金钱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而存在”。现代小说的传统中，金钱会导致人性的扭曲、道义的丧失、情感的异化、家庭的悲剧。在这种二元模式下，“金钱”这种世俗之物对峙的往往是一个“超越世俗层面的崇高与德性”（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简直不胜枚举）。《金色河流》并没有简单地结构“财富”与“道德”的二元对立，或者说，它是在改开、创业叙事中形塑了一种人与金钱的“正向”关系。但同时，《金色河流》也并不如同大量文学、大众文艺作品描写改革开放中的中小企业主财富如何“积累”的过程，它侧重写的是财富的“消散”——进而牵涉财富与道德之间超越二元性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以及“资本原罪”及其“救赎”或“消解”的可能。

首先，关于财富的起源，《金色河流》将“饥饿”的符号组织进了“财富叙事”的话语系统。我们又看到了当代文学中常见的“饥饿叙事”。在“有总”的回忆中，他“与钱打上交道”首先是因为漫长的饥饿史。小说用了很长一段“有总”的第一人称回忆插叙，交代了何吉祥如何“蚂蟥借血”以果腹，穆有衡与发妻云清怎样在推让一份杂面饼中产生了情愫。有总脑中风时的细密回忆之感人程度堪比《平凡的世界》的开头。“怎么就没人，省给我饼子吃呢……妈的，等我到南边儿去，发达了，你就等着看吧。”“创业叙事”很快扭转、接续了“饥饿叙事”，为穆有衡的“财富叙事”赋予了一个充满抒情意味的起点与道义上的“合法性”，有总后半生的滚滚横财似乎因其“孙少平式”的饥饿源头而变得“有情可原”。

此外，最为核心的是穆有衡的“第一桶金”的道德与伦理问题。正如刘大先提出，小说将有总的“财富发迹”与“道德自审”联系在了一起。我认为，小说的特殊性在于，有总以自己的一生或自己的“创业史”作为财富的中介，结构和置换了“义”和“利”之间复杂的关系。挪用何吉祥“遗产”而来的创业“第一桶金”——一笔沾满血与泪的“不义之财”，经过有总一生的流转、繁衍与增值，在有总手里“打了一个漫长的转儿”，最终又以“遗产”的方式回到了其女河山手中，获得了“义”的归宿。因此，有总的故事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故事，也是精神赎罪、伦理代偿的故事。

我们可以试着归纳有总的财富观或财富伦理：一方面，把“钱”当“钱”，强调钱的本体价值，为“钱”赋予一种神圣的“能动性”。“反正我得让钱动起来，钱哪，会有它自己的主意和方向。要知道，我这辈子经过的所有事，不管好孬，都不是我这个‘人’在做主，而是‘钱’。”我们固然可以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看不见的手”来解释这种“流动”，也可以从“人性”的层面摸索到有总在情感层面对这种物质性的、现场感的金钱的倚重。另一方面，把“钱”当“滑轮”，途径是“做功”，目的是“别的”，力图以金钱为工具激发出超出金钱之外的价值属性与情感功能。“钱在他，是个滑轮，他所扯上拉下的，所悬起和坠落的，是‘别的’。”这是“财富伦理”的层面，也就是人在财富活动中所伴生的人际关系及其道德意义。

有关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主的“财富叙事”，最终还有一个理论问题：资本有原罪吗？诚然，“财富”和“资本”当然是不同的概念，其背后有不同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大概“财富”是中性概念，而“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

如果我们仅仅在批判资本原罪的意义上阅读这部小说，那就大大简化了文本的丰富性。这也是我为什么先使用中性的“财富叙事”而非“资本”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小说很巧妙地将“资本原罪”——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术语，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兄弟反目”情结融合到了一起，是一个十足的“中国故事”。小说用了大段的篇幅铺设悬念，为何提到何吉祥时有总总是突然呆滞？为何有总不去扎“乌克兰针”巴不得早死？为何有总“时不时发作的慈善心肠，有着谢老师不了解的某种思虑或寄托”？我料到有总的“第一桶金”是肮脏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但我没料到竟然是何吉祥的“血”。读到这里有恍然之感。

然而作者鲁敏却不认为资本有原罪，她将这段岁月界定为“泥沙俱下、规则尚未成立的时期”，强调的是有总如何披荆斩棘，第一桶金是“土坷垃石蛋蛋，是深山炸，是血皮肉”，倾注了情感的同情。在文本中则具体将资本原罪处理为个人原罪，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自我忏悔、自我审查，消解了资本的原罪。

有关“财富叙事”，最后要提的问题是，文本内部处理了几代人、几类人财富观的差异，比如穆有衡、年轻的谢老师代表的资本与反资本价值观的博弈；王桑不屑于继承财产，他与父亲之间艺术与商业、文化与资本的辩难；乃至河山，河山的“魏妈妈”，对财富的特殊渴望，也代表了市场经济体系下野蛮生长的一种类型。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口，产生《金色河流》这样一个文本，以回溯几代中国人财富观之演变有其意义。而文本之外，改革开放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也留下了痕迹。当下的读者如何看待有总这种“先富之人”？

2.“河流”：“死”的叙事学与“生”的辩证法。

“金色河流”，是财富的河流，也是生命的河流。小说在“扉页”即以英国哲学家罗素之言点出“河流”之第二层隐喻。“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一条河，开始是涓涓细流，被狭窄的河岸所束缚，然后，它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两边的堤岸也远去，河水流动得更加平静。最后，它自然地融入了大海。”

若就生命之河的意义而言，小说叙述所侧重的显然是有总这条“河流”的下游。从另一重维度来讲，《金色河流》书写了一个有关死亡、死亡进程的故事，叙述进度条与有总的生命进度条同步。故事每向前发展一步，主人公就离可预见的死亡更近一点。见证一场缓慢的死亡，尤其是掺杂着对有总生平的种种回忆，读者如何不陷入悲切？又如何从悲切中抽离，进入对财富、资本家的审视与反思？我认为是叙述和阅读的难点。

“谢老师”是一个有趣的抓手。作者对有总的态度是非常值得玩味的，谢老师亦如是。在小说中，作者与谢老师的身份不断发生错动与重合；谢老师一定程度上成为写作者的自我指涉。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文本的比较，观察“谢老师”的情感变化：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部分，前半程近乎“零度写作”，谢老师及其背后的作者客观、冷静地观察生命进度条的流逝。偶尔出现“克制的哀怜”和“莫名其妙的情感参与”，但自觉清理掉“脑子里的柔情水”。直到叙述进程过半，那句标志性的“他是真的，要离场了”由谢老师视角发出，第一次显现了不舍或悲伤的叙述笔调。后半程，谢老师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其书写对象的家庭关系与情感世界。直到有总将死之际，谢老师终于承认：“他可能已失去一个书写者所必需的距离与冷静了。”

谁是谢老师？鲁敏或许是，读者难道就不是吗？就像王桑听的昆曲，“风里雨里一盏灯，怜他已是暮年人”。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跟“资本家”共情了，开始留恋有总了，也失去“阅读所必需的距离与冷静”了。鲁敏之所以讲好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一方面源于小说的叙事技巧，构筑了关于死亡的漫长环节与复杂层次；另一方面，鲁敏对于有总这个人物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她在周边材料里反复谈到对身边中小企业主的体恤、共情，树碑立传的愿望。他是泥沙俱下的，也是披荆斩棘的；他是一个将死的资本家，同时是一个具有人性的老人。鲁敏不但在主客观双重层面“否定”了有总的“资本原罪”，而将其牵涉道德自审与心灵挣扎，还写了有总如何对发妻忠诚、如何在生意场上烂醉后仍然把自己“团成一个父亲的肉身”，构筑了爱情和亲情的面向——死亡叙事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将死之人是值得共情的。

如果说，穆有衡朝向死亡的叙事表现了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死亡本能”，那么它的另一面——生本能，则交由丁宁承担。丁宁，这个城市小知识分子女性，从出场以“绝望主妇”的姿态在公公面前哭了一场后，后面的篇幅就一直在为了怀孕而奔忙——在“生”的这条线上推动着叙事；这也填充了小说中重要的叙事段落，河山、穆沧也在陪同丁宁问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拟血缘共同体，填补了河山有关“亲情”的想象。

总之，小说是一种“生”“死”双线并行的结构。一面是行将就木，一面是蔚然新生。我认为，《金色河流》超越当下许多描绘大时代下众生百态的“世情小说”的哲学性高度和意义锚点即在于，它直面生命伦理、思考生死哲学，乃至非常坦率地提出生与死的伴随性与辩证法。小说最典型地处理了生与死之辩证法的段落是，有总死亡那天，众人为有总守夜，屏风前后，一面是五大筐冰块与有总的遗体，一面是日常性的、二米粥伴咸鸭蛋的“六人早餐”，其中有大快朵颐的孕妇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