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意最在逍遥处”

关键词：《庄子》 逍遥游 大鹏

蜩与学鸠的意义

鲲鹏都远远算不上是“逍遥游”。那么，既能在空中悠闲地飞翔又能在陆地尽情跳跃的蜩、学鸠与斥鴳，比起鲲鹏来，会不会距离“逍遥游”更近一些？这几个小家伙似乎从不曾有过任何野心，或者说是抱负，不曾幻想“化”而为鱼或者成为其他什么巨大的东西，也没有兴趣等待六月的海运“怒而飞”，它们一直本本分分地生活在灌木丛中，自得其乐，轻松闲适，似乎生来就有“逍遥游”的本性。

但是在庄子看来，蜩、学鸠与斥鴳同样也不是逍遥游者。别看他们好像活得别无所求、悠哉游哉，一旦超出“蓬蒿之间”的生活范围，蜩、学鸠与斥鴳的不“逍遥”或者说“不安分”也就显示出来了。

鲲生活在北冥时，蜩、学鸠与斥鴳没有机会对鲲评头论足。然而，当鲲变成了鹏，扇动着如同“垂天之云”的大翼飞向南冥时，情景就不同了。蜩、学鸠与斥鴳偶然发现了鹏的“南徙”，对小人物来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这事儿也就成了它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竟不知天高地厚地笑起鹏来，说：我们倏忽飞起，跳跃而上，不过也就是几丈高而已，飞到榆树、檀树树梢上，有时候飞不上去也无所谓，落在地面上就是了。这鹏到底要到哪儿去呢？我们能够翱翔于树枝草丛之间，已经是飞的极致。这鹏究竟想要做什么？为什么非要飞上九万里高空到南冥去呢？

这几个被庄子称为“虫”的小家伙竟笑起比它们大无数倍、志向不凡的鹏，是不是也有点不自量力？难怪蜩、学鸠与斥鴳历来被人视为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孤陋寡闻却又没有自知之明的反面形象。不过，这未必就是庄子的本意。在庄子笔下，蜩、学鸠、斥鴳多少还是有几分可爱、真实、质朴的。它们想飞就飞，能飞多高就飞多高，飞不上去、飞累了就落在树枝草丛间，跟朋友说说闲话，聊聊家常，不也是一种惬意自得的生活！显然，这几个都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它们没有兴趣像鲲鹏那样“水击三千里”，也不会去企盼那可以让人直上九天的“大风”。只要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生活，对它们就够了。其实，正如蜩、学鸠、斥鴳无法理解鲲鹏一样，需要凭借“海运”大风才能“图南”的鲲鹏们，又何尝可以理解蜩、学鸠、斥鴳的心境！

最早歧视这几个小家伙的，还是阮籍的从孙阮修。他把自己比作大鹏的同时，也不忘使劲儿挤兑蜩、学鸠与斥鴳一番：

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鸴鸠仰笑，尺鷃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大鹏赞》）

不得不说，阮修读书不仔细，不仅误读了鹏，还误读了蜩、学鸠与斥鴳。公平地说，在庄子《逍遥游》中，我们寻不到一丁点儿鹏有“志存天地，不屑唐庭”的意思，也看不到庄子对蜩、学鸠与斥鴳蔑视的眼神。可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李白又一次站在了阮修一边。李白在大力追捧鹏的同时，也顺带着往这三个小家伙身上踩了两脚：

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大鹏赋》）

就这样，蜩、学鸠与斥鷃也跟鲲鹏一样被人误读，成了见识短浅、胸无大志的代名词。这样的解读，不仅仅是鹏的悲哀，蜩、学鸠与斥鷃们的悲哀，更是庄子的悲哀。其实，在庄子心目中，鹏何曾有那么远大的志向，蜩、学鸠与斥鷃也绝没有卑微到只配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庄子真正要说的是，蜩、学鸠与斥鴳本来活得很惬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三五成群，饿了出外觅食，闲了便在树间跳跃嬉戏，飞高落低，怡然自乐。可它们偏偏喜欢对别人的事说三道四，拿别人的事做消遣，从而招惹出“是非”来。而“是非”同样也是“逍遥游”的一大障碍！

由此可知，庄子写鲲鹏与蜩、学鸠、斥鴳这两类至大与至小的形象，是要说“逍遥游”与大小无关。而大与小之间的差异，恰恰是由于各自所处的生活环境所致，受到自己原始的生存状态的制约，大与小本身并不存在谁比谁高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庄子在描述了鹏与蜩、学鸠之后，马上解释说：去郊野的人，只带三餐的食物，回来时肚子还是饱饱儿的；去百里之外的地方，得花一夜的时间准备干粮；而行千里的人，就要用三个月的时间筹措食物了。就是说，人要懂得根据路途的远近，即根据不同的生存需要准备行路所需的食物。“适莽苍者”不同于“适百里者”，而“适百里者”又不同于“适千里者”。这样复杂的“知”，是蜩与学鸠这样的“虫”所无法企及的。蜩与学鸠生活于“榆枋”“蓬蒿”之间，从不需要飞到遥远的南冥去，也不需要飞上九万里之高空，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鹏要费尽周折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了。

那么，我们当如何解读这段话中的“之二虫又何知”呢？这一句，应该说是理解庄子究竟如何看待蜩与学鸠的关键。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庄子用反问句来表示对“之二虫”的否定。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看，就不难看出庄子真正要说的是，蜩与学鸠囿于自己生活经历与环境的局限，它们的状态更接近于“适莽苍者”，自然不会理解“适千里者”的需求，它们的“知”是不足以理解大智慧的。而这个问题的产生只是由于：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注本把“不及”解作“不如”是一种误读。这里的“及”是“赶上”或者“到”的意思，如同《左传·隐公元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及”以及《韩非子·喻老》“汤熨之所及也”的“及”一样。在庄子看来，“之二虫”属于“小知”，它们的“知”是无法赶上“大知”之“知”的，就像短寿的人无法赶上长寿的人一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庄子进一步解释说，朝生暮死的菌类不会有月终月初的概念；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蟪蛄自然也不知道世上还有春天与秋天。与朝菌、蟪蛄相比，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大树冥灵，当然得算是长寿的“大年”，但是与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相比，冥灵又算不上是长寿的“大年”了。这里庄子说朝菌，说蟪蛄，说冥灵，说大椿，都不是重点，其实他真正要说的还是人。彭祖，是传说中的长寿者，据说活了八百岁。想长寿的人都将彭祖的八百岁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与冥灵、大椿相比，彭祖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因为如此，庄子才由衷地感慨道：“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就是说，那些不顾自身情况，一味求“大”而轻“小”之人，不是也很可悲吗？！这，才是庄子的态度！

从庄子本人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庄子认为，事物的秉性、人的天赋视野与格局各不相同，由此而造成了智慧有大小，寿命有长短。由于自身的限制，小知不可能追及大知，小年也不可能追及大年，但大小之间绝对不必去攀比。这就如同地上的水不够深的话，大船就不可能浮起来；也如同在堂前洼地上倒上一杯水，一粒草籽可以轻松地漂浮，但放上一个杯子，就动不了了。所以人活着，就要能随遇而安，自在随缘，凡事不必强求。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此小大之辩也”的意思。简单来说，世间万物不但在形态上存在着大小的区别，事物的特性也存在大小的不同。但是，最重要的是，庄子并不要通过“小大之辩”来贬小褒大，比较出大与小的高下来，而是要通过“大”与“小”之间的强烈反差，说明齐大小、万物一齐的看法。

鲲鹏与蜩、学鸠、斥鴳之间的确存在着“大小”的明显差异，但如果能保全自我的天性，不借助于外力，自得其乐地活着，就是值得肯定的生存方式。“其翼若垂天之云”“其背不知几千里”的鹏“徙于南冥”，需要有海运的机遇，要待“积”之“厚”的大风让它可以骑上以“图南”，那是鹏的事。而“抢榆枋”“腾跃而下”“翱翔蓬蒿”之间，则是蜩、学鸠与斥鴳的事。万物只有安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保全自己的天性，才不会为外界所累，被外物所伤。也只有这样，人才能避免各种各样的悲剧命运。

不逍遥的问题出在哪里

说了半天，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极尽笔墨渲染的鲲鹏不逍遥，寥寥数笔勾画出的蜩、学鸠与斥鴳也不逍遥。那么，庄子用这种否定再否定的写法究竟要说什么呢？在庄子看来，怎样才是逍遥？谁才算得上是逍遥游者？难道庄子就是要让我们越读越是一头雾水吗？显然不是。庄子之所以是写作高手，就在于他善于用东一鳞西一爪、声东而击西的方式，设置一个个的谜团，让我们去揣测，去想象，然后再来一层层为我们解密。

所以在说过“小大之辩”后，庄子紧接着说，那些“知”可胜任一个官职，行为可顺从一乡之情，品德可符合一君之要求，而才能可赢得一国信任的人，自己看自己，就如同蜩、学鸠与斥鴳看待自己一样。对他们，宋荣子却还是要付之一笑。为什么呢？因为宋荣子的境界比这些人又高了一层。他能做到即便全天下的人都赞誉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全天下的人都诋毁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为沮丧。他懂得内外有别，知道荣辱的界限。依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宋荣子已经十分了得了。有多少人能够像宋荣子这样荣辱不惊，不为世俗所牵制，不矫饰自己，不苛求于他人，即便被天下人所非难仍然无动于心，坚持自己的理念呢？这得需要多少的定力才能做到？内心得有多强大才行？其心理素质堪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苏洵：《权书·心术》）相媲美了吧？即便如此，庄子还是很苛刻地说，宋荣子也不过就是如此。他只是对于世上的事，没有拼命去追求而已。很不幸，宋荣子仍然不入庄子他老人家的法眼，仍不符合庄子为“逍遥游”者所制定的“评判标准”。

根据我们的分析，估计宋荣子的问题很可能出在他那一“笑”上。这一笑，岂不是恰恰步了蜩、学鸠、斥鴳的后尘，暴露出宋荣子的内心深处仍有“荣辱”的评判，仍为外界所动，仍有“我”也就是“己”的概念，还没有真正进入“吾丧我”“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地。难怪庄子要说他“犹有未树也”，还算不上是“逍遥游”者了。

不过，庄子这个“逍遥游”的标准也定得忒高了一些。除了庄子老人家自己，还有人能比宋荣子更精进一些吗？居然还真有。接下去，庄子推出了一位比宋荣子更高的高人列子。列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游”者：他不乘车，不骑马，驾风而行。对于求福这样的事，他从来不去刻意追求。这样的人，应该很逍遥了吧？可庄子仍不满意，仍然能挑出毛病来，他说列子虽然已经不受“行走”的制约，但仍像鹏一样，需要风的托举，也就是“犹有所待者也”。庄子认为只要“有所待”，或者说是有求于人或需要借助于外物，那就不是“逍遥游”。也就是说，庄子“逍遥游”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就在于是否能万事不求人，不依赖任何外在的力量而独往独来。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庄子心目中，鲲鹏、蜩、学鸠、斥鴳、宋荣子、列子统统都不逍遥，自然也都不是逍遥游者。不过，他们之间毕竟又有所不同。如果细细划分的话，大致可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鹏与列子这样的，他们有不少可博人眼球、让人欣羡的独到之处，能够“免乎行”，能够“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但却“有所待”。另一类是蜩、学鸠、斥鴳、宋荣子这样的，他们貌似不需要凭借外力，也不追求外在的荣辱、功名，安于现状，但他们却无法摆脱对他人的判断，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无法“心无旁骛”，忍不住还会去讥“笑”他人一番，缺乏真正“逍遥”的心境。

谁是逍遥游者

一篇《逍遥游》至此，庄子已经洋洋洒洒用了一连串的否定，说明为什么鲲鹏、蜩、学鸠、宋荣子、列子等都不是逍遥游者。经过这一系列的“破”，现在庄子终于到了为我们揭晓何谓逍遥游，如何才能进入逍遥的时刻。这，就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他心目中的“逍遥游”：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原来真正的逍遥游者就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这样的人顺应天地自然的正气以及“六气”的变化，不违逆，不扭曲，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游于无限的境地，不再需要依赖任何东西。前面四句，字面意思不难理解，但具体内容过于玄，过于抽象，实施起来难以下手。特别是，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想必庄子自己也觉得这样说太抽象，很难让人抓住要领，不免让人感到一头雾水，所以他才用“故曰”后面的三句话给了些具体的指点，说明“逍遥游”的关键在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三“无”，才真正是走入迷宫般的“逍遥游”的途径。

“至人”“神人”“圣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暂且不论，留待以后再说。无论他们是谁，这段话中，最重要的就是理解“无己”“无功”和“无名”。也就是说，能否“逍遥游”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无己”“无功”“无名”。不过，庄子虽然第一句就提出了“至人无己”，可现存《逍遥游》中并没有对“至人无己”的任何说明，而只谈到了“神人无功”与“圣人无名”。那我们就先从这两条开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