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姚奠中（下）

道德文章

姚先生堪为一代“文章大家”。若要他举一篇能代表自己学术的文章，那就是《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

姚先生生前对《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这篇论文比较满意。这篇论文写于1980 年10 月，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该文对中国文艺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做了梳理归纳。“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的形成，既原于《诗经》一书的经典化，同时也是以儒家的政治哲学成为统治思想为基础的”，首先说明“现实主义”的内涵特征：“现实的反映，不能成为现实主义；只有自觉、积极地反映现实，才是现实主义的开始。”而“政治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是最大的现实，也可以说，政治是现实中的最主要方面，而为政治服务的诗歌，是关心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反映现实的重要表现”。不过，姚先生的基本情怀，是对“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情有独钟的，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乃至人生信念和实践中都表现得很突出。

梁归智认为，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是，突出“政教”的文艺思想的确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塑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无论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都无不在其笼罩之下，诸如小说、戏曲人物的“脸谱化”“大团圆”和“光明尾巴”等，都是这种文艺思想的产物。其实，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大讨论，渗透到哲学、美学和文艺等许多领域，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和很多教授常年只专于某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只讲得了某一段文学史相比，姚先生治学的广博令人称奇。在《姚先生的课堂》一文中，弟子刘毓庆说：在山大中文系师生中盛传，姚先生讲文学史是一绝。确实他的文学史课对我的启发是我此后的学习中未曾有过的。中国文学史时间长，内容多，每一个朝代都有成群的作者、成堆的作品；每一个名头稍大一点的作者，生平、思想总会有纠绕不清的问题。我也听过别的老师讲，往往缠到一个问题中拔不出来，他却可以用三四个课时把文学史讲完。如讲屈原，用“任、疏、放、迁”四字概括屈原的一生，并围绕这四个字讲述其经历；讲汉代散文，用“诸子衰歇，史传大成”八字概括其发展情况；讲汉代文学，用“赋地位强，散文大家多，诗成就高”三句话概括这个时代的诗、赋、文创作；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用“散文变成骈文，大赋变成小赋，五言诗创作兴盛”三句，概括这个时代的文学变化。当时上课的时间很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开门办学，下工厂，到农村，与工人农民一起搞运动，课程安排随时都有可能变，这就使得教学计划只能做短考虑，不能做长打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突出地显示了姚先生的水平——不管给多短的时间，他都能完整地讲完一个内容，而且重点突出、信息量大。

姚先生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姚先生的思想观点，主要不是将其仅仅体现在学术著述上，而是能够将其转化成一种“生命力”，把所得到的学问和知识与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海阔天空气象，风光霁月襟怀”“笔墨精神立，风云骨气存”“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姚先生这些自作诗，正是他豁达人生和宠辱不惊的大家气度，及历经磨难而依然保持旷达淡定、不计得失和优雅潇洒的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姚先生九十华诞时，仍赋诗感慨不已：“未能息以踵，九十不蕲期。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

姚先生95 岁时仍然有诗：“行年九十五，自儆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更可久。”我认为，姚先生诗里所讲的“可大更可久”，并不仅仅是指年岁上的长寿，更是一种“永恒”的发展观。“以此树家风”更能体现姚先生“以正己为本，从义为怀，用世为归”“有为兼需有守”的“赤子情怀”。特别是在百岁之年，姚先生把自己所有的书法精品和多少年的积蓄捐出来，成立了“国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弘扬国学，奖掖后学。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四个子女也积极捐赠。

人们盛赞姚先生真谓是：“道德文章堪一流，大美只因真善守。人，一泰斗；文，一泰斗。”

凡是拜访过姚先生的客人，都对“亦曲园”的本意怀有极大的兴趣。如果读读姚先生的自赏诗《小园》，就会把人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堂不标春在，园名亦曲园。前贤安可企，学圃育花繁。”其意甚明，其志甚笃。

有时，每当谈起“亦曲园”时，姚先生只是随意笑一笑说，我的师爷爷俞樾先生有一个“曲园”，我的虽小，也算是一个，所以管它叫“亦曲园”。

其实，姚先生对前贤的感念和“重师德”亦在“园曲”之中。在园中有一条折如曲尺的小道，每天下午，姚先生都要在小花园里散步。

姚先生在百岁高龄时，每每遇客来访时，总要欠身挥手、蔼蔼致意，唐章遗风流韵，于此行止细处灼然可见。

“亦曲园”在姚先生的生命历程中亦有着非凡的意义。“亦曲园”是姚先生为感念师爷爷俞樾先生，改“曲园”为“亦曲园”。这只是“亦曲园”的一层意思。

对大师进行学习与研究时，不具备“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精神，很难进入佳境，很难知其底细，很难领会精神实质，很难找到“文化生长点”。

陈存仁在一文中回忆说：当年“章师和我去杭州，第二日，就迫不及待去昭庆寺‘楼外楼’的‘曲楼’凭吊老师俞越‘曲园’故居，已是大名人的章太炎仍在‘春在堂’点起香烛为老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并在曲园墙上题诗，黯然而别”。

国学大师章太炎，终生不忘师恩，为恩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百岁鸿儒姚先生，寓所立“亦曲园”，终生思念自己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其道德、其礼仪、其人格、其风范，令人敬佩。

在姚先生寓所客厅右侧，一幅高水准的章太炎先生“人物肖像”素描，十分引人注目。

在姚先生的书法作品中，章太炎的《菿汉微言》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姚先生对章太炎先生终生怀念，总想把先生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但却在中年时期境遇坎坷，没有条件，到20 世纪80 年代后又被各种教学任务、政治事务、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活动缠身。

1974 年，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提出整理章太炎遗著的要求，并列上一份可担此任的章氏弟子名单，姚奠中的名字便在其中。那时，姚先生远在山西大学，辗转闻知此事，百感交集。

姚先生在自传中回忆：“1978 年以后，我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政治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因而又兼职越来越多，教学任务越来越重。作为章门晚年弟子，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责无旁贷。几经考虑，决定先从写传记做起，认为不把其生平经历弄清楚，就很难全面透彻地把握著作中的思想内蕴，而对于遗著，也只能是文字、版本等表层整理，至于研究则很难谈到。我的《章太炎传》原稿，也只是作为参考资料之一。我的研究生董国炎，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完成了近40 万字的《章太炎学术年谱》，令人欣慰，而我也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通才理念

姚先生在谈什么是国学时指出，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这就是“道术”与“方术”。

所谓“道术”就是研究事物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础精神。“方术”是由“道术”分裂而形成的。不能为“道术”，便只能为“方术”。

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术”。国学则是要返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姚先生认为，他是所谓研究“国学”的。国学文、史、哲不分，以“小学”为基础。所以在各大学教书，面相当宽，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有通史，有经、史、子专书，有诗、词，有文选，也有分体的作品或史，还有断代的作品选读和文学史，以至文字学、文艺学等，不下十余门。多因教学需要，而非出于泛爱。

姚先生重视通才教育，“贯通、求真、用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他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近50 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而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我们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姚先生曾说过，国学概念，其实就是指文化与价值意义。尤其是儒家文化，它是一种关涉国人生命素养，追求个人人格、尊严和生命完整发展的涵养根基之学，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就是指“因心以会道”，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心灵境界要崇高，要生活得更加充实。在姚先生书法作品中，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是其主要内容。其“大”就是由“充实”与“光辉”交融为一，才能成为大。“大而化之之谓神，神而不可之之谓圣。”这就是所谓的“神圣”，这样才能可大更可久。

梁归智说，1978 年考入山西大学随姚先生读研究生的方式，亲历亲见亲闻姚先生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以“通”为最高宗旨，在“通”的基础上才谈“专”。

姚先生为学生们设计了古代学术思想、文艺理论、古代文论选、古代文学史、古文字学等课程，特别是还有一门科研实践课，就是编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和《咏晋诗选》（还有部分同学编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

除古文字学另请一位有专长的老师授课，其他课都是姚先生亲自讲授，全程负责。姚先生可谓先知先觉，其实就是遵循章门的学术传统。

《姚奠中讲习文集》是一部极具讲习特色和学术、教育价值的著作。姚先生的讲习文集是他教育思想体系和“博而后专”通才教育理念的全面展示。文集中的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12 篇，100 多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

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我们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姚先生生前曾回忆道：“30 年来，我开过的课在10 门以上，包括中国文学和文学史方面、古代哲学和古代史方面，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编印过的教材，也在百万字以上。……我始终抱着为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处在怎样的环境中，从来没有消沉过。”

梁归智说，姚先生在所说的“愿挑重担”和“不怕任务多”两个方面，所述皆实，只有遗漏而毫无夸张。

山大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本来招收三五名，校领导要他多招一些，因为报考的人很多，只好扩招，为了照顾女生，最后录取了11 名。

姚先亲自制定教学大纲，出题、笔试、口试、初试、复试，一一都具体参与。

姚先生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即：重学术指导，重科学实践，走先博后约的研究道路。他先从整个学术要求出发，先后开了学术史、《汉书·艺文志》、先秦诸子与古代文论等多门课，系统讲授有关知识。他组织研究生选编了《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咏晋诗选》两部书稿，用编书的办法来指导学生从实践中丰富学术知识，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1981 年，姚先生招收了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共11名，从先秦到明清，这些学生研究什么方向的都有，而他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他们分别进行指导。

姚先生讲授《庄子》的时间最长，可是1978 年招收新时期第一届研究生，11 名研究生竟没有一人选修先秦诸子，刘毓庆教授选《诗经》，康金声教授选《汉赋》，李正民教授选元好问，傅如一选择唐诗，特别是梁归智教授，选的是《红楼梦》。而姚先生从个人爱好讲，是不喜欢看《红楼梦》的。但姚先生不以个人喜爱萦怀，一律加以支持鼓励和细心指导。梁归智的毕业论文《石头记探佚》，就是姚先生命名的。从此，“探佚学”成了红学研究术语中的一个新概念。

梁归智在《姚先生学术评传》中说：“我写的《石头记探佚》，姚先生和周先生分别赐序。周先生是酷爱《红楼梦》的，对我大加揄扬。而姚先生的序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红楼梦》’，后面却对我的研究成绩给予科学评价，并以此为机缘，与周汝昌先生由本不相识结为好友。当年周先生看了姚序，十分感动，既在给我的信函中提及，后来又当面对我说，对姚先生的学术胸怀和识见深表感佩。这成了一段学术史上的佳话，直到2010 年夏，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还在电话中对我说，你的老师支持你搞他自己不喜欢的研究，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