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五四”与复调的“新文化”

今天很多人谈“五四”，经常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个混为一谈。其实，“新文化运动”跟“五四”有关系，但“五四”不等于“新文化运动”，就看你怎么来谈。做学术研究的话，如果讲新文化运动我们会从晚清讲起，如果讲五四运动，我会讲到后面的100年。换句话说，一个讲的是文化的生成，一个讲的是政治的余波荡漾。所以今天我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讨论。这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未完的五四》的雏形，是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当初一开始说的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说不如过虚岁吧。于是我提前一年，在北大出了这本不以学术见长，但以论辩为主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书出来以后，北大做了一个专场讨论会，还发表了十篇论文。因为我想引起大家对“五四”的兴趣和争辩的欲望，而不是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包括题目都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是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的导言里提到的话题，我说：“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那个话是差不多十八年前说的，以后我不断变着法子来说这句话。

十二年前在接受许知远采访时我说了一句话：“我大胆猜测，三百年后再看，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就是“五四”不断被传说、被颠覆、被批判、被传扬、被讨论的时代。中间曾有各种波澜起伏，有各种偶然因素，造成了各种冲击，但有一点：“五四”所启蒙的、所走出来的那条路径，让我们回不到古典时代了，从思想学说到白话文，不可能再重新回去了。所以，晚清和“五四”这两代人断了我们的后路。今天想回到三代之学是不可能了，想复古也做不到了。

当初跟许知远对话时，还有一段对话，发表时被删去了。我说得更大胆一点：一千年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读书人单靠自己的立场、知识、学说走出一条这样的道路。他们后面没有财团，没有政治家，没有军队。什么都没有，就一批读书人，凭自己的一点象征资本，还有一种刚刚接受的思想学说，在危机时刻站出来，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这样的状态，以前没有，以后我不知道。我特别感慨，我甚至称这是一千年来代价最小的“革命”：几十个学生被抓，过几天又被放出来，各地有抗议游行，最后政府妥协。第二年，北大学生开始纪念“五四”，别的地方不纪念，北大纪念。从1920年5月4号起，以后每到“五四”，北大就自己纪念。我说，“五四”是做出来的，“五四”也是说出来的。一代代“五四”的继承者，尤其是北大学生，把这个故事讲到今天为止，借这个故事包含、隐藏自己的一些想法。

在这个意义上，“五四”常说常新，但“五四”也被过度阐发。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四”、一般人所说的“五四”和历史上的“五四”有差距，中间包含了隐蔽、扭曲、意义转移等，但有一点，请不要轻易说我们已经超越了。

我在《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中说，其实口号是比较简单的，“民主”“科学”等，但我更关注的是身处危机中如何安身立命的艰难选择。不是所有的危机都能转化为生机的。今天我们经常说：“危机就是转机，转机就是生机。”其实危机转为生机的机会非常小，的确有，但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从危机转为生机。“五四”面临危机时，读书人挺身而出，抓住机遇，挥洒才情，才有日后得意的篇章。后来人，包括我等，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断回想，特别羡慕那代人的剑及履及、说到做到。

回到《未完的五四》这本书的缘起。前年初春，北大想要利用其强大的传播网络，做一件事情：以后每个月找一位著名学者，做一个著名演讲，面向北大所有的毕业生与全球校友，让他们还记得母校的思路和思考。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所以第一讲要讲什么并不好找。最后北大找到我，让我来讲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一半是出于我的能力，更重要的其实是题目，希望从这个地方起步。我没有经验，学校告诉我是录播，录播比较保险。

录播假装是5月4号那一天，学生们在课堂上，我来讲“五四”，现场也就两百个人。但当天校友会很激动，后来秘书长告诉我说有三十六万的点击量。其实北大学生没有三十六万，肯定有好多外面的人也来听。更得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一个半小时后打电话来说她很激动，然后告诉我要一起做本书，就谈我说的内容。我说我在香港待过七年，知道这个地方学术书不好卖。如果在大陆出书，我随便出都可以，但我在香港三联出了好几本书，每次都事先跟他们说，“对不起啊，让你们赔本了。”他们说：“没关系，我们赚一点来赔你吧。”所以我跟甘琦说：“你们要考虑。”她告诉我她很有经验，一定要做。我觉得就是说说而已，因为她是北大的学生，又是历史系的，所以我能理解她对这个传统有感情，容易被我忽悠过来，别的人不见得会。

但没想到一年后她告诉我，书还是要做。编辑林骁给我的第一个计划被我打回去，我说不要，反正我不缺这本书，我在大陆也能出版，没必要在这里出。之后她很认真地做了功课，最终将我的书调整到现在这种状态，让我自己都觉得不错。

我在大学里教书，历史学者尤其注重文章的写作时间，所以原来我是按照写作时间编排下来的。林骁觉得这样的顺序不便于读者投入阅读，所以帮我做了调整，成了环环相扣的五个类别：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多元并存的“五四”时代、两代人的合力、“五四”的阐释和传播史、我的“五四”之路。林骁和甘琦商量出这个结构之后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觉得挺好。接下来北大也要出这本书了，北大告诉我就照着香港的版本来，调整我原来的思路。在增订版的“序言”里，我提到了跟港中大出版社协调的过程。书快要出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想改书名。我认真听了她们的意见以后觉得可以的，于是书名就改为《未完的五四》。这里的“未完”包含未完成、未完美、未完结、未完待续等。加上设计师的思考：书的封面是想象“五四”是一台旧电脑，蕴含着巨大的思想资源，但打开的速度很慢，需要一代代人去激活它、读取它，不断跟它对话。整个设计思路挺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本书。

刚才说了《未完的五四》，我接下来真正要讲的内容是“复调的新文化”。“复调”其实不用引到巴赫金，直接用音乐学的说法就行了，诸多声部各自独立，最后汇合成一个合声。我想说的是，新文化的阅读思考若从这个角度切入，和以前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早年我接受过查建英的采访。查建英也是北大的，她是黄子平的同学，不是我的同学。她20世纪80年代的那本采访录很有名，里面我提到了80年代我们不断跟“五四”对话。再过几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代人“五四”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我站在80年代看“五四”，或者说，用“五四”来理解80年代。当年的我们，1977、1978级的大学生们，在校园里面都认为自己在继承“五四”的事业。一个甲子过去了，1978、1979、1980，就是当年的1917、1918、1919，我们整个路径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开玩笑说我的想法是：以“五四”读80年代，让我对80年代有比较好的了解；以80年代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来看“五四”，作为研究者的我有自己的突破。

以上是开场白，下面才是我真正要讲的：新文化运动的正面、侧面与背面。这里其实是我把我的几篇关于“五四”的论文凑在一起，然后选其中的一部分拼进来。有一些论述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后面会挑我特别想提供给大家思考的几方面内容来讲。

记得1999年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时，他们告诉我，台湾读者已经对我不感兴趣了，因为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但没想到后来还不断有人谈“五四”。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还是有人跟我谈“五四”，在傅钟那里谈“五四”。到“五四”一百周年，台湾的一位出版家专门让我编一本面向台湾读者的“五四”读本。编完以后我说，简而再简，假如你问我“五四”是什么，如果你嫌文本太多，我给你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两个词，“德先生”“赛先生”；第二篇是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寻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第三篇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说”“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三篇文章大概就是“五四”的路径。若还想有一篇文学性的文章的话，那我就请你读《狂人日记》，里面狂人有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四句合起来就是我理解的“五四”。如果你要我用几句话讲清楚，就这样讲。

为了讲这个话题，我必须补一些材料。讲到“五四”的论述，一般都会讲到蔡元培先生的那句话：“寻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很有趣的是，在中国大学里面，像北京大学那样没有校训和校歌的极少。因为当年蔡元培先生客气，他不愿立校训，后面的人不断想立又立不起来。到现在为止，北大的说法各种各样。而我会强调蔡元培的“寻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但这不是所有北大人都欣赏、同意的，只是有一派人愿意这么提。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的文章里有一个例子，说有的人主张帝制，但是我们照样请他讲中古文学（刘师培）；有的人梳着长辫子，我们也请他讲英国诗歌（辜鸿铭）——所有讲“五四”的人都会讲到这个。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辜鸿铭在蔡元培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还是被解聘了。蔡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解聘辜鸿铭，可是第二年解聘了。解聘的理由是有学生告状，学生是谁？罗家伦。罗家伦为什么告状？说辜鸿铭讲英国诗歌的课堂不讲英国诗歌，大半天都在骂人，骂到最后才开始讲英国诗歌。罗家伦什么时候写的告状信？1919年5月3号，第二天游行去了。过了两个月以后再将告状信递给胡适、蒋梦麟，再后来辜鸿铭就被解聘了。

我想说，这个故事前半段蔡先生不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确实没错，蔡先生写文章的时候确实没有解聘辜鸿铭，但故事后半段，辜鸿铭确实是被解聘了，虽然理由是他讲课不认真。当老师的讲课不认真当然不行，但是否是背后的党争引起了这个批评？林纾也是类似。很多人都会提到林纾写《荆生》是为了动员徐树铮用军队来镇压学生和新朝，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有考证与一系列的论述，里面提到如果真的有政治阴谋，必须是密室策划，不可能以小说笔法来写，又送到上海报纸上发表。为什么林纾会写这样的文章，其实跟他自己的好滑稽、自幼习剑习武术以及他此前跟北大的纠葛有关。1913年，作为北大老师的林纾被北大解聘。这些故事我不多说了，大家有兴趣再看。

结论就是，一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在其展开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很正常。日后某种声音占了上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不等于反对者就是敌人，或者大逆不道。凡在新文化运动中参与对话的，不管立场左中右、声音高中低、力量大中小，都值得称道，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最后加一句话：所有在“五四”中论争的人基本都是君子。他们没有用下三滥的手段，包含当教育部长的章士钊被骂得那么痛苦，他也没有用政府的公权力压制北大的老师。报纸上的声音有大小，文章有好坏，影响有大小，但所有的人都没有用公权力来取缔对方。所以我才会说，不管他们基于什么立场，林纾、辜鸿铭、学衡派诸君、章士钊等，都是君子。

“新文化”阵营名声在外，但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大时代中最惨的是小人物。大人物不会有问题，辜鸿铭不会有问题，但是学生不一定。在《新青年》杂志上有一场关于旧戏的论争，当初的论争对象包括傅斯年和张厚载。傅斯年是中文系的，张厚载是法科的，都是1916级本科生，准备1919年要毕业的。傅斯年的文章慷慨激昂，他说他没看过旧戏，正因为没看过，所以敢批判它毫无价值。看过的话他肯定中毒，就不能公正地对待。而旧戏为什么不行？因为他的另外一个标准是西洋话剧。与他同年级的、真正的戏迷是张厚载。张厚载出来辩护说傅斯年对旧戏的理解不对。张厚载对旧戏的整个论述包含《我的中国旧戏观》《“脸谱”与“打把子”》，这一看就是旧戏戏迷才会谈的话题。从包括《新文学及中国旧戏》这几篇文章来看，张厚载在谈旧戏方面是内行，而且他确实也是戏迷；而傅斯年是不懂的，因为他没看过。傅斯年没看过但是敢批判，是因为他站在输入西洋文明的立场来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