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先师程千帆先生

1977年恢复高考，我幸运地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于次年二月从乡下来到南京，由插队知青变成了大学生。同年八月，程千帆先生应匡亚明校长之聘，重返母校任教，由街道居民变成了大学教授。从那时开始，我便有机会聆听先师的教诲。屈指数来，不觉二十二年。先师归道山月余，我则出国讲学在即，只能利用短暂的空隙将先师的嘉言懿行记录下来，以作为对先师的永恒的纪念。

以上这段文字写于2000年7月，也许是因为先师去世不久，每一提笔，便禁不住悲从中来，心思紊乱。虽然拟了几个小标题，却写不下去。今年是先师诞辰110周年，十天前刚刚过去他辞世23年的忌日，《名作欣赏》杂志拟开辟纪念专题，约我撰文，于是想起这篇迹近鲁迅评论《思旧赋》“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未了之作，终于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

第一次听课

老师回到南京大学，首先给本科生讲了一年古代诗选课，授课对象是1976级工农兵学员，用的教材是他与沈祖棻先生合编的《古诗今选》，此书当时已经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看过校样，尚未正式出版，所以教材是南大中文系的自印本。我作为1977级的学生旁听，是从第二学期开始的。记得讲到陈子昂诗的时候，一堂课上完，留下了两点深刻印象。第一是感到老师的记忆力惊人，讲课涉及的所有资料，老师几乎都能背诵。不同诗人的作品，经过老师的纵横比较，信手拈来，往往使人豁然开朗。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在“文革”中完成，没有读过什么古书，能够背诵的就更少。看到老师在黑板上潇洒地将陈子昂《修竹篇序》一字不差地写下来，简直惊呆了，那种感觉至今仍然是新鲜的。我举的这个例子当然远不足以说明老师记忆力的超人，但即便如此，对于当时极为浅薄的我来说，已经足够震惊。从那堂课开始，我就决心向老师学习，尽可能多地背诵古典。记得后来老师曾在课堂上答学生问：为什么能够背诵那么多古典诗词？老师的回答是：“我天天背。”那时候老师已是66岁了，而我只有20岁，老师就是用他的行动给学生树立了样板。毕业后我忝为人师，老师也总是督促我注意对作品的“涵泳”之功，这当然也是包含了背诵的功夫在内的。第二是感到老师有很强的学术个性。老师讲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句时，特别指出作者洒出的是“抗拒寂寞的眼泪”。并且说，出版社的编辑曾将这“抗拒寂寞”四字删除，但是他又坚持恢复。因为老师认为，陈子昂是寂寞的，但他的流泪恰恰是对于寂寞的抗争，而不是安于寂寞。如果没有抗争，他也就不会流泪。这里涉及的虽然只是四个字的增删，但给我的教育却是学者要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能随风转移。我后来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经写过一篇《金代诗风与王若虚诗论》的文章，给了《江海学刊》杂志社，编辑找我，说杂志社同意刊登此文，但要我将金代诗风的部分删除，单独发表王若虚诗论的部分。而我觉得文章的与众不同处恰恰在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讨论，所以宁可将文章抽回不发，也没有按编辑部的意思处理。我自觉这是和第一次听老师讲课受到的影响有关系的。

老师当年讲课的课堂笔记，经过整理，以《程千帆古诗讲录》为名于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先师逝世20周年的纪念。此书出版后，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2020年）普及读物奖”，这很符合我心目中对于“普及”的理解。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光兴研究员、人民文学出版社杜广学博士都曾发表书评，谈了他们的阅读体会和对此书在今天出版意义的理解，在我也算是为先师完成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尤其是让那些无缘亲承音旨的学子可以借此稍稍领略其授课风采。

第一篇文章发表

我发表的第一篇古代文学的论文是由先师推荐的。大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已经考取本校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早就完成，于是就利用最后的几个月通读李商隐的诗，并于次年初与曹虹合作写成了《李义山诗的心态》一文，那是1982年的3月。这篇论文对我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在此之前虽然也尝试写过几篇古典文学的论文，如《钟嵘诗品“推源溯流”论》《“以意逆志”论》《意象批评论》等，但多属于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范围，写作态度较为客观冷静，而这篇论文的写作却投入了更多的主观感受。写完后的一周到十天，仍然沉浸在义山诗悲苦惆怅之境中难以自拔。我一直觉得，这篇文章是以我全部的生命力酝酿而成的。在写作的立意和构思上，也动了一番脑筋。当时学术界几乎没有人注重作家的“心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往往是将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判为两端，分别论述，形成了“二分阐释”的惯常模式，而我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于是希望通过对诗人的“怎样写”探索其“写什么”，一方面试图对义山诗做出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也想探索文学研究的某种新的可能性，于是从义山诗的取景角度、空间、时间、自然界、用典、句法结构、词汇色彩、用字等方面作为切入口。文章写成后，自己非常得意，同时又有些把握不定，所以很想呈请老师审阅。虽然在大学阶段我已经听过老师的课，而且在老师给1977级上“古代诗选”课时，我还是课代表，但当时对于老师还是心存敬畏。我不知道舒伯特当年面对贝多芬的那番尊崇之情是如何的，只知道他在维也纳常常见到贝多芬，却从不敢上前同他讲话。我也不清楚钟会对嵇康最初抱有的是何等尊惮的感情，只记得《世说新语》记载他写成《四本论》，“甚欲使嵇公一见”，却不敢当面呈交，“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我当时的心情，大概与这些中外古人也有些类似，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和文章一起放在老师的信箱中。几天后，我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只信封，里面有老师为我们修改好了的论文，还有老师从文中选出的一联义山诗写成的隶书条幅——“蕙留春晼晚，松待岁峥嵘。”这种意外的惊喜给我们精神上带来的鼓舞和激励是难以言状的。

老师说，文章中关于义山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古人自比是一个发明，前人未曾言及，因为这一节是我写的，于是就让我将这一节裁出改写，题为《李义山诗中的宋玉、司马相如和曹植》，推荐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2013年出版的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引用到先师的日记，其中有与此文相关者。1982年12月10日记：“以张伯伟‘论义山以古人自比’寄《文学遗产》。”1983年3月18日记：“函《光明日报》章正续催发伯伟稿。”指的就是这篇文章，此文也在当年3月29日刊发在《文学遗产》第580期。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古代文学的研究论文，从此，我也更加明白，写作论文应该变换角度和更新方法，这才便于提出并解决新的问题，从而有所发现和发明。对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探索，是先师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受其影响，我在学术起步之初也拥有了这番自觉。老师在对这篇文章的总批中明确指出了“方法论”的问题：“再复核一下诗篇的年代（即诗人的环境）与你们的论证有无矛盾。你们已经这样做了，这很好，这就将自己的工作和某些海外学者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区别开来了。考证和批评是交相为用的，而绝不是互相排斥的。”所谓“和某些海外学者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区别开来”，主要指的是当时的一些海外汉学家，受英美“新批评派”的影响，斩断诗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集中在对作品做纯形式的分析。老师的教诲，可以说更增强了自己在方法论上的意识，其针对的问题不仅包括传统和现状，也要直面海外学者。这就使我逐步养成了既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外学术世界的整体，同时也指向自身的习惯，它成为保持创造力经久不衰的一个秘密。

这篇论文在我的生命中具有特殊的纪念性。当写作之初，正值自己初恋；文章刊发于《唐代文学论丛》第六辑，已到了1985年，两人正准备结婚。与曹虹合写的这篇论文，也就成为我们恋爱和婚姻的一项见证。老师特别从义山诗中摘句为联，用粉红色的宣纸书赠以为嘉礼：“闻道神仙有才子，不妨何范尽诗家。”上句出自《玉山》，下句出自《漫成三首》其一，寄予了老师对我们的祝福和期望。2022年12月，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回向文学研究》一书，在该书的《前言》中，我还特别提及这篇文章：“它不仅伴随着青春岁月的美好，也是我将‘写什么’与‘怎样写’相结合的学术生涯的起点。实践对高尚人性的向往和对纯粹学问的热爱，这篇文章似乎也成为躬行之初的某种象征。”所谓“高尚人性”，在我的理解中就是爱，纯粹的爱。我还记得这篇文章曾讨论到义山的《暮秋独游曲江》一诗，在“深知身在情长在”句下，老师批曰：“此句可对‘相见时难别亦难’。”将这两句诗合而诵之，真让人百感苍茫，一时交并。回首平生，曾经有过这样的场合，我禁不住想起义山的这两句诗，对人生无可奈何之情、万不得已之境心有戚戚焉，大有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感觉。

第一次为老师编书

因为老师的信任，我曾经为老师编过一些书，像《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在他身后我又编了《程千帆古诗讲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唐诗的历程》（生活书店2021年8月版），前段时间还应刘梦溪先生之邀，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纂《程千帆卷》。但他生前见到的，却只有《程千帆诗论选集》一种。这也是我第一次为老师编书。

古人著书、编书都贵在有“宗旨”，虽然孔子说自己“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但明确阐发这一观念的是黄宗羲，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至于“宗旨”的涵义是什么，黄宗羲也借用了杜牧的话“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语出其《注孙子序》，文字略异），并加以总结道：“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我那时已经读过这段话，并且很受震撼，所以老师要我为之编纂论文集，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突出老师的学问“宗旨”。握笔踟蹰，思忖再三，最终落实在方法论上。并且写了长篇“后记”，将自己理解、把握到的老师的论诗方法特征加以条理化、体系化。令我高兴的是，此文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肯定，用了“绪密思清”（这是《新唐书·文艺传》评论王昌龄诗的用语）四字评价全文。这篇“编后记”写成于1989年10月20日，历观老师的坎坷人生，以及他在人生途中的奋进姿态，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也涌上心头，文章的结尾写道：“回顾他走过的崎岖轗轲的学术道路，很自然地使人想到，如果不是被剥夺了十八年学术研究的权利，以程先生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和他对祖国学术文化事业的热爱与忠诚，他向社会贡献出的精神财富，将是现在的一倍？两倍？三倍？……我们痛惜，痛惜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我们敬佩，敬佩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韧毅力；我们希望，希望过去的一切将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我们的后人不要再说：‘我们希望……’。”老师对此结尤为赞赏，认为“有史公唱叹之意”，还特别说白话文也一样可以吸收古文的好处。这启示了我如何在现代文章的写作中，有意识地摄取古文的魂魄神理，从而更好地在实践层面沟通古今。

此书出版后，在学术界颇有好评。首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选中，此书荣获一等奖（1995年）。赵昌平给《两宋文学史》写作书评，指出先师“文本研究”中的“一个极可注意的特点”，就是“由大量的感知的基础上向建构赏析理论、诗学体系发展的趋势”，并且“建议读者读一读《程千帆诗论选集》”。（原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手边正好存有董乃斌于2014年10月18日给我的一封信（现在手写的书信已经越来越少，所以弥足宝贵），其中写道：“忆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从内子程蔷处闻知，北师大的钟敬文先生，看到足下论述程先生诗学思想及成就的文章，可能就是《程千帆诗论选集》的编后记，曾非常羡慕，感慨地说，他也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如此来整理并阐发他的学术思路。当时程蔷正在钟先生处读研，回来告诉我的。”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当然不堪此评，但能为老师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能让老师的学术“宗旨”透过自己的工作而发扬光大，则是我的无上荣幸。并且，我还会继续将这样的工作进行下去。

最后一张照片

1994年5月，受《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的聘请，老师出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和《文学典》主编，这成为他晚年负责的一项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文学典》最初设计了五个分典，即《先秦两汉文学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和《明清文学分典》。其后，老师跟我说起此事，觉得总有一些材料，并不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比如对于格律、技巧的讨论无法网罗进去，所以最后决定增加《文学理论分典》，并希望我出任该分典的主编。开始我出于对自身能力的担心，故望而生畏，再三推辞，后来老师说：“我就是找不到人来帮忙。”那就义不容辞了，时间应该在1996年的下半年。1997年4月下旬在扬州举办启动座谈会，标志着这项工作的正式上马，老师亲临会场做出高屋建瓴的指示，《中华大典》总主编任继愈先生也亲自与会。2000年5月13日到15日在南京举办样稿论证会，老师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会上发表了情理兼胜、条理清晰的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任继愈先生也再次亲临，指导勉励有加，体现了两位前辈学者对该会的重视。参加那次会议的外地学者还有复旦大学王水照、武汉大学吴志达、四川大学曾枣庄、中华书局程毅中、北京大学葛晓音、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蒋寅等。对于老师来说，这次会议就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