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学术年谱

1.《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2.《赋的来源及其流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我的学术研究开始于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大学四年是学习阶段，选定了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学习过程中开始摸索写学术论文，毕业论文《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一文就是大学四年学习的成果。文章发表于《文学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同年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赋的来源及其流辨》，也是大学期间的读书心得。前一篇是我在阅读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陆清河集》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写成，这篇文章对陆云的文学观点做了阐发，指出陆云在与其兄陆机的书信中提出对诗赋写作的意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陆机《文赋》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与陆云所说颇有相合处，应该是受到陆云的影响。这篇文章作为毕业论文，受到业师郝立诚教授的指导和肯定。1983年我考取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后，经马茂元先生推荐，得以发表。《赋的来源及其流辨》是我研习赋起源的心得，文章认为赋之起源与《诗》之赋法及不歌而诵的称《诗》之法有关，诗乐分途之后，因这种方法而产生的文体名为赋，经过战国人使用发展成为一种文体而流行于世。文章也经马茂元先生推荐发表，是本人学术论文写作的开始。

3.《西洲曲赏析》，《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年第3期。

这是一篇作品赏析。我一直跟学生说，作为中文系学生，必须具有艺术赏析能力，这是中文系学生与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也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素养，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本人还是撰写了一些这样的文章。《中国古典文学鉴赏》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办的刊物，承他们不弃，发表此文。

4.《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6年第2期。

5.《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6.《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合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三篇文章是我在上海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上海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所写。《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是我读《三国志》的读书笔记。当时学术界都在讨论建安文学的成就，而对曹氏父子提倡之功在文学发展中起到多大作用却有不同意见。我从汉末也同样聚集了很多文人的吴、蜀两地为何没有出现文学繁荣局面入手研究，结论是统治者的提倡对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证明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氏父子的提倡和参与是分不开的。文章寄给《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编辑沈伯峻先生与我素不相识，主动与我联系，刊发此文，这对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我是很大的鼓舞。《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

一文是我撰写硕士论文《陆机诗歌简论》考辨材料的短文。学术界当时基本认为陆机赴洛是在太康末，我从陆机本传和诗歌中发现陆机其实在太康初平吴时，陆机作为俘虏被带至洛阳，所谓陆机嘲笑左思写作《三都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文，主要对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文学观不一致而作，比如认为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曹植却说文章小道，壮夫不为，我的文章认为丕、植二人这些表述都有其具体的背景，本质上却一样。曹丕在兄弟二人争夺太子的政治斗争中获胜，因此他便以政治赢家发表文学不朽的看法，有安抚曹植的意思。曹植却是要表现在政治上的才能和企图，所以有意贬低文学的地位。事实上古代社会中如曹丕、曹植这样的统治阶级上层的人，不可能将文学置于事功之上。文章经过曹融南老师指导和修改，共同署名发表，也是我们师生合作的一个佳话。

7.1986年7月，硕士论文《陆机诗歌简论》通过答辩。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机研究尚少，之前有武汉大学毛庆先生的硕士论文《陆机论》，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研究陆机的专著。本论文虽然名为《陆机诗歌简论》，其实比较全面地讨论了陆机的生平、文学思想、诗歌写作艺术特征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以及陆机生活时代的文学背景等，所以答辩委员会主席王运熙先生以及答辩委员陈伯海先生均指出题目应该修改为《陆机研究》。论文内容在答辩后经过修改，各节内容均发表在刊物上。

关于学位论文要不要摘出发表的问题，我同意葛晓音老师的说法，即学位论文各节都要达到发表水平，这就要求论文各节都须成为独立的专题讨论。

8.《古代文学教学的窘境及出路》，《教育与管理》1987年第5期。

9.《过秦论赏析》，《中文自修》1988年第3期。

10.《论陆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本文是硕士论文中的一节，对陆机诗歌写作的艺术特色进行总结和分析，指出陆机诗歌的主要特色是赋法、对偶、练字，这是继建安诗歌以来写作进入文人化的重要标志，并由此奠定了陆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11.《曹植》，《十大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赵昌平先生约请马茂元先生主编的书。

12.《时代思想的异端者──评〈论衡〉》，《遁世与救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3.参加撰写《历代文学名篇·南朝文学名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4.《太康文学思想述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为硕士论文中一节。

15.《邺下文学论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建安文学新论──全国第三届建安文学讨论会论文集》。

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对邺下文学的评价还停留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批评之上，其实刘勰下句话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这正是建安风骨的特征。本文认为当汉末大乱之后，士庶百姓无不期盼天下统一安定，曹操平定北方，定都邺下，为百姓营造了一个安康的环境，因此邺下文人的“述恩荣”，反映了天下百姓的心愿，并非虚饰，是值得肯定的。而邺下文人在诗歌题材的开拓和写作艺术上的探索，为五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6.《关于陆机几个问题的澄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2年。为硕士论文中一节。

陆机最为后人讥议的是他参加贾谧二十四友，以及不知进退，所谓“邀兢无已”，不能明哲保身的问题。本文就陆机的出身、遭遇讨论陆机之所以入洛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致陷身不能自拔的原因。指出陆机身怀振兴家业的责任，同时因家学《易》学，相信个人具有防患未然的能力，诗有“君子防未然”句可见。但大时局动乱，非个人之力可以预防，终酿悲剧。

17.《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三李诗鉴赏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8.陆机诗鉴赏三首，《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

19.何逊诗鉴赏二首，《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

20.《两种距离感的把握──何逊〈日夕望江赠鱼司马〉》，《文史知识》1993年第11期。本文虽是赏析小文，但我提出诗人写作中具有的两种距离感：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还是颇有意思的。

21.《吴迈远生平事迹考》，《文学研究》第3期，南京大学中文系编1993年4月号。

22.《也谈当前的古籍出版工作》（与曹道衡先生合作），《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3年12月20号。

23.《1993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9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4.《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这是我跨入学术研究后第一部著作，是公木先生主编《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中的一种。时郭杰教授作为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丛书副主编，约我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而成书。本书将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史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来考察，依照诗歌发展的规律重新确定各文学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并由此考察作家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书中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上有争议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做了新的解释和判断。如玄言诗的评价问题、山水诗的起源问题、南朝文学的特征问题、宫体体诗的评价问题等，都有新的研究收获。本书是《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之一，丛书于1995年出版，先后获得吉林省学术著作一等奖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本书亦曾获199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著作奖。

25.《论〈文选〉所载陆机〈挽歌〉三首》，《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本文据《文选》中所录陆机《挽歌》三首，研究发现陆机所写《挽歌》实际上有两组，一组为王侯挽歌，属《薤露行》系统，一组属庶人挽歌，属《蒿里行》系统。根据唐宋类书等文献，陆机《挽歌》现存可见者有九首，《文选》所录三首出自王侯挽歌。《文选》所录这三首《挽歌》，顺序因《文选》版本不同而不同。如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以“流离亲友思”置于第三首，在“重阜何崔嵬”之后，五臣注宋陈八郎本、六家注宋明州本及《四部丛刊》影宋建州本，都以“流离亲友思”置于第二首，而以“重阜何崔嵬”置于第三首。本文认为五臣注本以及六家本的顺序比李善注本更符合萧统原貌。在此基础上，本文又讨论了《乐府诗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和《陆士衡集》编辑与《文选》的关系，结论是《乐府诗集》的编辑依据的是李善注本，明陆元大翻宋本《陆士衡集》（《四部丛刊》影印本），依据的是六家本。

本文写作时未利用到《文选集注》，文章发表后得《文选集注》而研究之，见《集注》卷五十六按语，知唐时李善注本与宋刻李善注本（如尤袤本）相合，而五臣本也与宋刻五臣本（如陈八郎本）相合。又《文选集注》于《挽歌三首》注引陆善经说：“《集》曰：王侯挽歌。”此处的《集》，当指《陆机集》，验证了本文关于陆机《挽歌》分王侯挽歌和庶人挽歌的结论。

26.《论〈文选〉“难”体》，《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

本文是对《文选》三十九类说的论证。《文选》分类向有三十七类、三十八类之说，本文同意台湾游志诚先生所提三十九类说，即现行《文选》刻本漏标“难”，本文主要讨论“难”体在汉魏六朝时期写作的情况。而专论《文选》版本有“难”体，则另有专文《文选三十九类说补证》。

2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简评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28.点校《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9.1996年7月，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通过答辩。

1993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曹道衡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曹先生为我定《昭明文选》研究题目。自被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打倒以后，《文选》这部经典便不被学者重视了。80年代以后，学术转入正轨，传统经典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1988年在长春召开了首届《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自那以后，《文选》的学习和研究逐渐正常，传统的《文选》学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开展。我的研究正是在这时候进入的。《文选》学建立在唐初，至清代达于顶峰，1988年以后的《文选》学研究，有学者便提出了“新文选学”口号，所谓“新文选学”指的是用现代学术理论和方法对《文选》开展的研究。一般将骆鸿凯先生1936年出版的《文选学》作为“新文选学”的开始，但明确提出这个口号，则始于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博士的《新的文选学》。其后由清水凯夫教授发扬张大，使得这一概念形成了有风格、有方法的研究派别，并逐渐在当代《文选》学研究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因此，“新文选学”主要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选》学研究。我的论文是这个背景里撰写的中国大陆第一部博士论文。我与一般的专书研究不同，是从汉魏六朝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献学史着眼，力图在文学发展的背景里考察《文选》出现的原因以及所具有的价值和地位，而对《文选》编纂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编撰者、编纂年代、编辑体例、编辑目的、编者的文学思想等，也都是在汉魏六朝时期集部编纂背景中展开，结论稳妥可信。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文选》编纂背景研究，下编是《文选》的编纂与文本研究。除了《文选》的编纂问题外，论文专注对《文选》中的各文体展开研究。这个讨论以《文选》为主，对先秦以来的文体做了较为全面的清理，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文选》选文所具有的价值。研究结果很有意思，我发现《文选》表现出来的文学史观与我们一般文学史描述的有很大不同。比如，我们发现作家的成就、地位并不是笼统的，而是分别表现在不同文体领域中。比如曹植，文学史叙述为建安作家代表，似乎表明他在各个文体写作中都是如此，《文选》告诉我们，曹植只是在诗歌写作中居于领袖地位，而在赋和文的写作里，则非如此。其次，研究表明，汉魏六朝作家在当时的地位与后人的评价往往不一致。比如陆机、颜延之、任昉，当时都是文坛领袖，但后世的评价却很低。因此我提出两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