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文狐，也要把其还原成人的模样”

以理性眼光打量文坛人物

舒晋瑜是个让人吃惊并令人敬佩的文学存在。

她从外地一路打拼而来，有艰辛的生活经历。为孩子能在北京上学，她以柔弱之身，在坚硬的世俗网上左突右奔;为老父，她四处寻医，尽心照顾，满身的艰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她并不“闲适”，也并非“洒脱”，是负重前行的生活状态。然而她敬重文学，几乎是以一种“盗天火，煮自己的肉”的献身精神，瞩目文坛，以特别的用心，从文坛现象和文坛人物之中，捕捉“纯粹的精神”和“纯粹的情怀”，向外传递真实的心灵消息，涵养文学理想的建构。在这种巨大的内在驱动之下，在推出《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又推出了皇皇45万言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可谓联翩惊艳，让人目不暇接。

舒晋瑜作为《中华读书报》的大牌记者，纵横游走于名流之间，自然有广阔的人脉和丰厚的写作资源。这既是优势，也容易迷失。因为文人整体的趋名、趋利，特别看重她的话语权——许多人找上门来，请求她写，她常常被人情包围。

然而她总是以“突围”的姿态，慎重地选取她的采访对象，以高度的人格独立，写“不得不写”。她放眼整个文坛，寻找代表性人物，试图勾勒文学的发展脉络，找到推动力量和制约因素。这里的访谈对象，即便是高端的“鲁奖”作家，也不是悉数收进，而是选取创作个性突出，对当代中国文学确有独特贡献的个体，一切本着自己对文学的整体观照，发属于理性的声音。所以，她的这部书便不是附庸风雅的阿世之书，而是品质周正的文学观察，大可以信任。

这一点，她与我最敬佩的学者解玺璋先生相仿佛——

解先生的历史书写，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原则，即：他自觉地继承了杜亚泉和王元化的论说传统，努力摆脱“意图伦理”的催眠，“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绝不把学术作为主观臆断和派性偏见的意图工具，而是以极大的历史理性，使学术成为追求真理的精神之途。比如他在自己的历史人物专著《抉择》中，给自己确定了16个题目，涉及20几个历史人物，试图以一己之力给近代鼎革之际代表人物立传，写出他们“心灵简史”，给今天和后人提供一份改革和进化的精神图谱。这是个颇具雄心的目标，很容易让作者意气风发起来，做指点江山、居高临下的霸气书写。但是，正因为解先生有了从杜亚泉和王元化那里浸润而来的历史理性，便能从“意图伦理”的催眠中突围，放低了写作姿态，以极大的悲悯，体贴传主，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历史地位出发，钩沉文献，捕捉细节，温暖照拂，让他们自己说话，让他们自己证明。换言之，就是让传主自己给自己立传，而不是作者横空出世、自视高明，以“我”给他们立传。

舒晋瑜的对谈，也是向历史理性致敬的路数。她循循善诱，让每位被访谈的人自己毫不遮掩地说话，让他们自证自己。在舒晋瑜看来，每个被访谈者，虽然学养不同，品性不同，眼界不同，处境不同，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提问者真诚的态度感染下，也都采取了真诚的态度，不再“装腔作势”、故作高明，而是据实说来。这样一来，就亲切了，就可信了。

在这种语场之下，舒晋瑜也有了“平常心”，采取了贴心贴肺、近乎悲悯的写作立场。其访谈的文字，异常淳朴，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容、沉静而温暖的语调。她娓娓而谈，绝不喧宾夺主、咄咄逼人，施展语言暴力;也绝不使才炫技，干扰传主的声音，力求深入浅出、明白畅达，而且“笔端常带情感”，把义理阐发和资料考证相结合，把历史倾听和心灵呼应相结合，因而笔端常带感情。这里的“笔端常带感情”，不是被被访谈者感动之下的率性抒情，也不是在自我倾向被验证之后的本能歌颂，而是设身处地的感知，怜惜笔下的人物虽能叱咤文坛，但毕竟也是生活中的人，照样也摆脱不了“命运”的作用，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不溢美，亦不冷嘲，以常人视之，以感情待之。

这就使她的文学访谈特别关心作家的人性温度，而不是只盯住书斋、案头，一味求雅。她从作家的来路入手，挖掘生活对作家的作用，因而能透过采访对象洋洋得意的自我感觉，以及表面辉煌对真实的遮蔽，看到泪光，看到苦难，求实，去魅。这样的访谈，有文学人生的味道，能让人进入、体味，每个创作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它告诉人们，要准确考量中国的文学，首先要考量的是中国作家的生活（存）状态。譬如叶舟、雷平阳等作家，之所以有很长的一段困境，因为他们出道前有边地人、边缘人的身份，这样的人还要“探索”，被现实接受，自然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里当然有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生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大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下解剖作家的个例，能够打破与环境的隔膜，做到内外贯通，能够感受到历史的传承、根性的改变和时代的影响。因而“访谈”虽然植根于细部，却也关乎递嬗，是大文本。为什么舒晋瑜的“对谈”那么好读、那么吸引人？原因就在这里。

以巨量的阅读进入文本的内部

通读《深度对话鲁奖作家》，我强烈地感到，虽然是访谈文字，但她下的却是学术功夫，有学者一样的阅读涵养，因而舒晋瑜是一个标准的读书人。她用功甚勤，令人惊叹。当然，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更有属于一线的涉猎，对访谈对象，她有从始至终的阅读，即便是其早期被人遗忘，甚至是被作家自己遗忘的作品，她都悉数阅读。还有，因工作的性质，使她对当代文学，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而对一线作家的创作有深入的了解，准确号脉。特别是她对当代文学评论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一如钱锺书在《约德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做评判的时候，不用细看所评的书，而是用鼻子嗅一嗅，便成竹在胸，便知好歹，便洋洋洒洒地写起来。因而她自警，绝不讨巧，而是肯下笨功夫，建立阅读档案。所以，她提出的话题都能切入作家文本的内部，容不得他们左躲右闪。被访问者，必须与她做平等的对话，如实道来，甚至包括一些“隐秘”的信息。这种基于文本的对谈，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文学”内容，甘苦、得失，就有了“在场”的依据，让读者感同身受，豁然开朗，有切实的收益。访谈类文字最大的弊端是云山雾罩和自我夸饰，让人感到他们的天分“生来如此”，而舒晋瑜以足够的耐心，步步逼近、层层剥茧，还以“不过如此”的本来面目。我特别同意雷达先生的评价，她的这种文字“含有诘问性，思辨性，创作心理探讨性等特点，信息量丰富。这种文章对于阅读，对于评论，对于文学史研究，都有参考价值，集合起来，给人琳琅满目之感”。

由于舒晋瑜是一个怀揣着“一张文学地图”的人，其广博、多识，便使她顿开天眼——她访谈，但不“匍匐”，既不匍匐于作家的多彩经历和文坛地位，也不匍匐于作家文本的纷繁耀目，而是用自己的打量，做冷静的评判，以令人敬佩的胆魄，给当代文学开“罚单”。也就是说，她在访谈中始终能融入自己的主观思考，发出“我看当代中国文学”“我眼中的鲁奖作品”式的智性观点。譬如她认为虽然这是个能出好作品的时代，但关键的是要避免急功近利之心，既要热情呼唤，也要耐心等待。也就是说，大作家和大作品都是靠“耐心”支撑的。看她整部访谈录，貌似跟着作家在走，但不时就有冷眼的回望，隐忍地发出尖利的点评。这一如佛的境界，虽拈花一笑，却有深刻的禅意在其中。这种不露声色的点化，就是智性。这一点，舒晋瑜与北京的女批评家李静相仿佛。只不过，李静做的是正式的学院式批评，而舒晋瑜则以活泼的方式，做着另类的批评。

舒晋瑜毕竟是出自新闻单位，正如苏童所说：“在我的印象中，舒晋瑜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战地记者，她用细腻热情的笔触勾勒文学的硝烟战火，以及文学战士们的精神世界。”所以，她有着比一般的文学界人士更为广阔的心胸和眼界。她能够从文学之外看作家，增加了看问题的维度。譬如对“鲁奖”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他们的现实态度、使命情怀等进行拷问，让人们看到“鲁奖”作家在世道人心上的作用。舒晋瑜能从大格局上命笔，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展开叙事，就使一部文学访谈录具有了文学之外的社会意义。

譬如她对史铁生的访谈（对话），就让人想到了当代中国文学曾发生的一场关于“重振人文精神”“捍卫纯洁的精神”的“论战”。因为史铁生是其中的一个主角，舒晋瑜以她特有的方式，把我们拉回当年的“现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毋庸讳言的深刻的价值危机，市场和消费激发了人们的物欲，精神价值被空前消解，“经济功利主义”左右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感于这种精神迫压，湖南的韩少功、山东的张炜发出了“反抗”的声音，提出“重振人文精神”的主张，提醒人们，要在警惕“政治功利主义”的同时，更要警惕“经济功利主义”。北京的张承志和史铁生做出了积极呼应，且以更激烈的姿态，就理想、道德、灵魂、信仰、价值、良知、崇高、纯洁等人文精神的构成元素进行了迫切的拷问。张承志甚至把这种“反抗”上升到宗教层面，发出“以笔为旗”，捍卫“纯洁的精神”的呐喊，且以《心灵史》的系统建构支撑自己的主张。史铁生则以沉潜的态度，写出了《我与地坛》等意蕴更为深远的篇什，引人瞩目。

与张承志不同，史铁生从为“重振人文精神”而战转场到探究“在困厄中的升华”，不间断地就人生的根本问题，诸如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肉体与精神（灵魂）进行思考，并解答“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且得出“我”的结论。或者说，他以“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去发现生命的根本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从而探究一个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生命的终极价值终归是什么？其中《病隙碎笔》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表现出生的智慧和存在的安详，文字所至，都是“灵魂的声音”。

那场论战，留下了大量的思想文献，但尘埃落定之后，再翻检那时的文字，感到有太多的烟火气，许多不过是呈现了一种反抗的“姿态”，文学上的贡献是可存疑的。而史铁生则不同，他的文字有永恒的质地，因为他从对外部的反抗，转场到对内心的拷问，使他的写作和生命同构在一起，笔下结晶，是生命的魅力、信仰的要义、精神的奥秘、人性的瑰丽，均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或许是20世纪那场论说的最终的一个成果，把他作为“纯洁的精神”的最纯粹、最彻底的捍卫者来看待，是不为过的。

史铁生说过，文学就是了解自己，就是解决写作者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生的困厄中突围，找到生存之上的生命自由。20多年来，他对生命进行了循环反复的探究、思考、咀嚼和叩问，一如圣徒踽踽独行于漫漫天路，终于跨过窄门，见到了天光。那就是他用自己的苦难有力地验证了一个人生的基本伦理，即：人之困，非困于身，而是困于心。正如《圣经》所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也一如何兆武所说，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的东西。因此，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 freude（经历苦难之后的欢欣）”。

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命残损的史铁生，在经历了比常人更大的生活磨难之后，反而呈现出连健康人都很难具有的纯净、从容与淡定。因为他在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中，“日高日远”，进入了心地通透、自足自适的人生境界。即：自身和谐，我即宇宙。与张承志的“悲苦”“激愤”相比，史铁生进入了伸展自由的心灵福地，他温厚慈悲，身上有佛光。

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慕”，是人类共同的本欲与趋向，所以史铁生的“我”，便有了“大我”的本质。用萨特的话说：“我即人人，我就是所有人，也是任何人。”这时的史铁生已是众人之属——人们可以没有成本地享受他所达到的生命深度、精神高度，在荒谬中清正，在虚寒中温暖，获得生的信念和心灵的安妥。人们说他是“文化英雄”，其道理就在这里。或可以说，史铁生是个福德两全的人。他在不断寻找意义中得到了自我的生命幸福，也把心灵的福音，传递给了别人，成就了一份身后的功德。他本身就是“纯净的精神”，让苟且者惭愧，让欺世者不得活！

由此可以看出，舒晋瑜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与她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一道，以当代文学的文本为经，以自己的独立观察为纬，构建了一种关乎生命意义的“思想史”和“心灵史”。

以对作家个体写作状态的爬梳阐释文学的意义

舒晋瑜这部“对话”，涉及“鲁奖”的各个文学门类：短篇、中篇、诗歌、翻译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理论评论，希望通过面面俱到的照拂，达到广度和深度俱在的理想层面。她用心良苦，堪称体贴。这里也透露出她的“野心”，试图以点面的结合，构筑一部别样的“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