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文狐,也要把其还原成人的模样”
作者: 凸凹以理性眼光打量文坛人物
舒晋瑜是个让人吃惊并令人敬佩的文学存在。
她从外地一路打拼而来,有艰辛的生活经历。为孩子能在北京上学,她以柔弱之身,在坚硬的世俗网上左突右奔;为老父,她四处寻医,尽心照顾,满身的艰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她并不“闲适”,也并非“洒脱”,是负重前行的生活状态。然而她敬重文学,几乎是以一种“盗天火,煮自己的肉”的献身精神,瞩目文坛,以特别的用心,从文坛现象和文坛人物之中,捕捉“纯粹的精神”和“纯粹的情怀”,向外传递真实的心灵消息,涵养文学理想的建构。在这种巨大的内在驱动之下,在推出《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又推出了皇皇45万言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可谓联翩惊艳,让人目不暇接。
舒晋瑜作为《中华读书报》的大牌记者,纵横游走于名流之间,自然有广阔的人脉和丰厚的写作资源。这既是优势,也容易迷失。因为文人整体的趋名、趋利,特别看重她的话语权——许多人找上门来,请求她写,她常常被人情包围。
然而她总是以“突围”的姿态,慎重地选取她的采访对象,以高度的人格独立,写“不得不写”。她放眼整个文坛,寻找代表性人物,试图勾勒文学的发展脉络,找到推动力量和制约因素。这里的访谈对象,即便是高端的“鲁奖”作家,也不是悉数收进,而是选取创作个性突出,对当代中国文学确有独特贡献的个体,一切本着自己对文学的整体观照,发属于理性的声音。所以,她的这部书便不是附庸风雅的阿世之书,而是品质周正的文学观察,大可以信任。
这一点,她与我最敬佩的学者解玺璋先生相仿佛——
解先生的历史书写,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原则,即:他自觉地继承了杜亚泉和王元化的论说传统,努力摆脱“意图伦理”的催眠,“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绝不把学术作为主观臆断和派性偏见的意图工具,而是以极大的历史理性,使学术成为追求真理的精神之途。比如他在自己的历史人物专著《抉择》中,给自己确定了16个题目,涉及20几个历史人物,试图以一己之力给近代鼎革之际代表人物立传,写出他们“心灵简史”,给今天和后人提供一份改革和进化的精神图谱。这是个颇具雄心的目标,很容易让作者意气风发起来,做指点江山、居高临下的霸气书写。但是,正因为解先生有了从杜亚泉和王元化那里浸润而来的历史理性,便能从“意图伦理”的催眠中突围,放低了写作姿态,以极大的悲悯,体贴传主,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历史地位出发,钩沉文献,捕捉细节,温暖照拂,让他们自己说话,让他们自己证明。换言之,就是让传主自己给自己立传,而不是作者横空出世、自视高明,以“我”给他们立传。
舒晋瑜的对谈,也是向历史理性致敬的路数。她循循善诱,让每位被访谈的人自己毫不遮掩地说话,让他们自证自己。在舒晋瑜看来,每个被访谈者,虽然学养不同,品性不同,眼界不同,处境不同,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提问者真诚的态度感染下,也都采取了真诚的态度,不再“装腔作势”、故作高明,而是据实说来。这样一来,就亲切了,就可信了。
在这种语场之下,舒晋瑜也有了“平常心”,采取了贴心贴肺、近乎悲悯的写作立场。其访谈的文字,异常淳朴,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容、沉静而温暖的语调。她娓娓而谈,绝不喧宾夺主、咄咄逼人,施展语言暴力;也绝不使才炫技,干扰传主的声音,力求深入浅出、明白畅达,而且“笔端常带情感”,把义理阐发和资料考证相结合,把历史倾听和心灵呼应相结合,因而笔端常带感情。这里的“笔端常带感情”,不是被被访谈者感动之下的率性抒情,也不是在自我倾向被验证之后的本能歌颂,而是设身处地的感知,怜惜笔下的人物虽能叱咤文坛,但毕竟也是生活中的人,照样也摆脱不了“命运”的作用,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不溢美,亦不冷嘲,以常人视之,以感情待之。
这就使她的文学访谈特别关心作家的人性温度,而不是只盯住书斋、案头,一味求雅。她从作家的来路入手,挖掘生活对作家的作用,因而能透过采访对象洋洋得意的自我感觉,以及表面辉煌对真实的遮蔽,看到泪光,看到苦难,求实,去魅。这样的访谈,有文学人生的味道,能让人进入、体味,每个创作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它告诉人们,要准确考量中国的文学,首先要考量的是中国作家的生活(存)状态。譬如叶舟、雷平阳等作家,之所以有很长的一段困境,因为他们出道前有边地人、边缘人的身份,这样的人还要“探索”,被现实接受,自然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里当然有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生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大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下解剖作家的个例,能够打破与环境的隔膜,做到内外贯通,能够感受到历史的传承、根性的改变和时代的影响。因而“访谈”虽然植根于细部,却也关乎递嬗,是大文本。为什么舒晋瑜的“对谈”那么好读、那么吸引人?原因就在这里。
以巨量的阅读进入文本的内部
通读《深度对话鲁奖作家》,我强烈地感到,虽然是访谈文字,但她下的却是学术功夫,有学者一样的阅读涵养,因而舒晋瑜是一个标准的读书人。她用功甚勤,令人惊叹。当然,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更有属于一线的涉猎,对访谈对象,她有从始至终的阅读,即便是其早期被人遗忘,甚至是被作家自己遗忘的作品,她都悉数阅读。还有,因工作的性质,使她对当代文学,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而对一线作家的创作有深入的了解,准确号脉。特别是她对当代文学评论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一如钱锺书在《约德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做评判的时候,不用细看所评的书,而是用鼻子嗅一嗅,便成竹在胸,便知好歹,便洋洋洒洒地写起来。因而她自警,绝不讨巧,而是肯下笨功夫,建立阅读档案。所以,她提出的话题都能切入作家文本的内部,容不得他们左躲右闪。被访问者,必须与她做平等的对话,如实道来,甚至包括一些“隐秘”的信息。这种基于文本的对谈,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文学”内容,甘苦、得失,就有了“在场”的依据,让读者感同身受,豁然开朗,有切实的收益。访谈类文字最大的弊端是云山雾罩和自我夸饰,让人感到他们的天分“生来如此”,而舒晋瑜以足够的耐心,步步逼近、层层剥茧,还以“不过如此”的本来面目。我特别同意雷达先生的评价,她的这种文字“含有诘问性,思辨性,创作心理探讨性等特点,信息量丰富。这种文章对于阅读,对于评论,对于文学史研究,都有参考价值,集合起来,给人琳琅满目之感”。
由于舒晋瑜是一个怀揣着“一张文学地图”的人,其广博、多识,便使她顿开天眼——她访谈,但不“匍匐”,既不匍匐于作家的多彩经历和文坛地位,也不匍匐于作家文本的纷繁耀目,而是用自己的打量,做冷静的评判,以令人敬佩的胆魄,给当代文学开“罚单”。也就是说,她在访谈中始终能融入自己的主观思考,发出“我看当代中国文学”“我眼中的鲁奖作品”式的智性观点。譬如她认为虽然这是个能出好作品的时代,但关键的是要避免急功近利之心,既要热情呼唤,也要耐心等待。也就是说,大作家和大作品都是靠“耐心”支撑的。看她整部访谈录,貌似跟着作家在走,但不时就有冷眼的回望,隐忍地发出尖利的点评。这一如佛的境界,虽拈花一笑,却有深刻的禅意在其中。这种不露声色的点化,就是智性。这一点,舒晋瑜与北京的女批评家李静相仿佛。只不过,李静做的是正式的学院式批评,而舒晋瑜则以活泼的方式,做着另类的批评。
舒晋瑜毕竟是出自新闻单位,正如苏童所说:“在我的印象中,舒晋瑜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战地记者,她用细腻热情的笔触勾勒文学的硝烟战火,以及文学战士们的精神世界。”所以,她有着比一般的文学界人士更为广阔的心胸和眼界。她能够从文学之外看作家,增加了看问题的维度。譬如对“鲁奖”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他们的现实态度、使命情怀等进行拷问,让人们看到“鲁奖”作家在世道人心上的作用。舒晋瑜能从大格局上命笔,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展开叙事,就使一部文学访谈录具有了文学之外的社会意义。
譬如她对史铁生的访谈(对话),就让人想到了当代中国文学曾发生的一场关于“重振人文精神”“捍卫纯洁的精神”的“论战”。因为史铁生是其中的一个主角,舒晋瑜以她特有的方式,把我们拉回当年的“现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毋庸讳言的深刻的价值危机,市场和消费激发了人们的物欲,精神价值被空前消解,“经济功利主义”左右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感于这种精神迫压,湖南的韩少功、山东的张炜发出了“反抗”的声音,提出“重振人文精神”的主张,提醒人们,要在警惕“政治功利主义”的同时,更要警惕“经济功利主义”。北京的张承志和史铁生做出了积极呼应,且以更激烈的姿态,就理想、道德、灵魂、信仰、价值、良知、崇高、纯洁等人文精神的构成元素进行了迫切的拷问。张承志甚至把这种“反抗”上升到宗教层面,发出“以笔为旗”,捍卫“纯洁的精神”的呐喊,且以《心灵史》的系统建构支撑自己的主张。史铁生则以沉潜的态度,写出了《我与地坛》等意蕴更为深远的篇什,引人瞩目。
与张承志不同,史铁生从为“重振人文精神”而战转场到探究“在困厄中的升华”,不间断地就人生的根本问题,诸如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肉体与精神(灵魂)进行思考,并解答“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且得出“我”的结论。或者说,他以“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去发现生命的根本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从而探究一个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生命的终极价值终归是什么?其中《病隙碎笔》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表现出生的智慧和存在的安详,文字所至,都是“灵魂的声音”。
那场论战,留下了大量的思想文献,但尘埃落定之后,再翻检那时的文字,感到有太多的烟火气,许多不过是呈现了一种反抗的“姿态”,文学上的贡献是可存疑的。而史铁生则不同,他的文字有永恒的质地,因为他从对外部的反抗,转场到对内心的拷问,使他的写作和生命同构在一起,笔下结晶,是生命的魅力、信仰的要义、精神的奥秘、人性的瑰丽,均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或许是20世纪那场论说的最终的一个成果,把他作为“纯洁的精神”的最纯粹、最彻底的捍卫者来看待,是不为过的。
史铁生说过,文学就是了解自己,就是解决写作者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生的困厄中突围,找到生存之上的生命自由。20多年来,他对生命进行了循环反复的探究、思考、咀嚼和叩问,一如圣徒踽踽独行于漫漫天路,终于跨过窄门,见到了天光。那就是他用自己的苦难有力地验证了一个人生的基本伦理,即:人之困,非困于身,而是困于心。正如《圣经》所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也一如何兆武所说,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的东西。因此,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 freude(经历苦难之后的欢欣)”。
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命残损的史铁生,在经历了比常人更大的生活磨难之后,反而呈现出连健康人都很难具有的纯净、从容与淡定。因为他在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中,“日高日远”,进入了心地通透、自足自适的人生境界。即:自身和谐,我即宇宙。与张承志的“悲苦”“激愤”相比,史铁生进入了伸展自由的心灵福地,他温厚慈悲,身上有佛光。
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慕”,是人类共同的本欲与趋向,所以史铁生的“我”,便有了“大我”的本质。用萨特的话说:“我即人人,我就是所有人,也是任何人。”这时的史铁生已是众人之属——人们可以没有成本地享受他所达到的生命深度、精神高度,在荒谬中清正,在虚寒中温暖,获得生的信念和心灵的安妥。人们说他是“文化英雄”,其道理就在这里。或可以说,史铁生是个福德两全的人。他在不断寻找意义中得到了自我的生命幸福,也把心灵的福音,传递给了别人,成就了一份身后的功德。他本身就是“纯净的精神”,让苟且者惭愧,让欺世者不得活!
由此可以看出,舒晋瑜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与她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一道,以当代文学的文本为经,以自己的独立观察为纬,构建了一种关乎生命意义的“思想史”和“心灵史”。
以对作家个体写作状态的爬梳阐释文学的意义
舒晋瑜这部“对话”,涉及“鲁奖”的各个文学门类:短篇、中篇、诗歌、翻译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理论评论,希望通过面面俱到的照拂,达到广度和深度俱在的理想层面。她用心良苦,堪称体贴。这里也透露出她的“野心”,试图以点面的结合,构筑一部别样的“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