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斌先生学术生涯六十载：渊源脉络、理论特征与治学品格

关键词：董乃斌文学所李商隐文学史学史叙事传统

董乃斌先生是海上知名夫子，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学时期，董先生就十分喜爱阅读文学作品。十七岁，进入上海的著名学府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王运熙等名师学习。复旦毕业，即经选调进入位于北京的文学研究所。文学所是国家级别的文学研究机构，鸿儒巨匠云集，董先生又是怀着崇仰之心来到这里，在难得的际遇中，开启了学术研究之路。数十年来，董先生辛勤耕耘在唐代文学、文学史学史以及李商隐研究等学术领域且成果卓著，另外在学术机构和高校也长期组织、领导学术工作以及进行教育教学，也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令学界瞩目。已有不少专论、书评、访谈等对董先生做出十分恰当、深刻的评论，但较全面梳理董先生的学术成果、建树，以及在总体上总结出董先生的一些学术特征与治学品格，似乎犹有所阙，笔者此篇有意尝试于此，也期望在整理和阅读前辈大著的过程中学习一点东西。

厚重精湛的学术成果

董先生本科毕业后，虽然进入了文学所这样的专门文学研究机构，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补课”a，这包括第一次进出文学所（1963—1974）和西北大学任教期间（1974—1978）共十多年。这是董先生学术上的沉潜阶段，主要是跟随名家学习以及进行学术训练，正式成果不多，但并非不重要，学术兴趣、方法的养成，甚至研究对象的确定，都跟这一段经历有关。1978年，文学所恢复正常，十四卷“大文学史”国家项目也准备启动，董先生又被借调回文学所。此后，董先生迎来了学术上的发展期，成果也源源不断，根据不同阶段的研究重点，其成果及建树可梳理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商隐研究。李商隐可以说是董先生最早的关注、研究对象，持续时间也最长。董先生本科阶段即受王运熙的影响，对李商隐产生兴趣;文学所以及西北大学任教期间，也向同事多有请益，因此等到1978年重回研究所跟随吴世昌读研究生，论文选定做李商隐研究，实是水到渠成。三年研究生期间的李商隐研究成果，第一主要是198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商隐传》，此书关注的核心仍然是义山缛丽晦涩而意蕴深厚的诗歌，为对诗意有更为准确的理解，共分三卷二十四章，全盘考察诗人的重要人生经历，以及诗人在不同遭遇下的心境变化，这些外在、内在因素必然对诗人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李商隐传》在所有的义山研究中显得不同寻常，跟董先生接受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分不开的，朱在深入钻研西方传记文学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传记文学的拓荒，著有《张居正大传》等经典作品，其传记理论除强调“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b外，也非常重视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张居正大传》是董先生本科期间熟读的作品，义山传记是一次“严格按朱东润先生传叙文学理论写作”c的成功尝试。2012年，董先生又应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负责人之邀，重新撰写更具文学性的义山传记，2014年11月完稿，2015年8月以《锦瑟哀弦——李商隐传》为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二是由研究生论文《李商隐研究》补充修订而成的著作《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此书可以说是前期学术训练的一次全面检视，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为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从宏观、整体上论述文学史研究应以作家为中心以及作家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其心灵与精神。下编转入对义山心灵世界的微观、具体的探索。这种宏、微观的结合研究也是董先生治学的一贯特色。此书2012年11月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在“补编”一并收入了十余篇之前发表的有关义山的论文。第三是不同阶段的不同侧重研究。董先生在专门研究李商隐前后，所发论文主要是关于义山的文献考证以及对其思想、艺术的研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又多有撰写与现代作家相比较的文章d。在研究重心转到“叙事”传统以后，又发表了《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等论文，可见从不同视角可以对作家展开不同层面的研究，也验证了董先生提出的“文学史无限论”的说法。要说不足之处，因受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对实为义山平生绝技的骈文论述较少，尚须进一步回到唐人自身“文学”的语境，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积极的评价。

（二）文学史研究。1981年董先生研究生毕业，即重回文学所投入文学史的研究，主要是与吴庚舜合作编写《唐代文学史》的中晚唐部分，负责撰写其中的“李商隐”和“唐小说”等九章e，《唐代文学史》虽然属于“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但单独来看称为断代文学史更为合适，系列中每一种的体量，都相当于以前的整套文学史，适合作者做更深入、更全面的论述。《唐代文学史》的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董先生的研究范围并不是只局限在中晚唐、唐代，而是扩展到整个古代文学史。如由张炯等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古代文学编的“唐代文学”部分由董先生编写。又为李斌城主编的《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编《文学篇》撰稿。1995年7月由祥云（美国）出版公司出版的与钱理群共同主编且为主要执笔人的《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文字精简，范围却包含整个古代文学。这期间董先生的论文成果，有对唐代单个作家的研究，如元稹、李德裕、许浑、卢仝、马异、刘叉等，也有对文体的研究，如唐乐府、唐传奇，特别是唐传奇，在《唐代文学史》编写完成后，又从文体发展的角度切入，产生了另一部重要成果：《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此书认为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古典小说文体获得独立，但这种独立是逐步完成的，其先萌芽、孕育在寓言、史传、诗歌、辞赋乃至野史笔记、博物纪闻、丛残零札、散文杂录之中，其发展动力主要与人的心灵深处的内在要求与艺术思维、表达能力的提高有关，意图对小说起源和形成演变史做“系统化、逻辑化”的认识，争取把对一种文体的研究提升到“哲学的层次”f。这是一部分体文学史研究的力作，也是与陈伯海合作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的代表作，它是对前此断代文学史“唐传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此后“叙事”传统研究的滥觞。最后，董先生在研究唐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部关于唐代史学的作品，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书名为《流金岁月·唐代卷》。

（三）文学史学史研究。文学所成立以来，编写各种类型的文学史一直是工作的重心，也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果。且自20世纪初到世纪末，文学史的编写差不多已有百年历史，数量更是惊人，陈飞主编之《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对百年“专史”文学史著作全力搜罗，已达“2885部”g。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的各类文学史（通史、断代史、分体史、民族史、地域史、思潮史、流派史）就不下一百部h。对大量的文学史写作实践有必要进行梳理和理论总结，而20世纪末是个适当的时机，于是“总结文学史百年行程，展望21世纪文学史研著前景，也就是对这段学术史进行反思性研究，便在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i。董先生文学史学史的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是文学史分科下的一个全新的学科，董先生及其团队为此相继申报了两大项目。1996年5月，“中国文学史学研究”课题获准立项，历时五年完成，其三卷本成果以《中国文学史学史》为名，由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3年，“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立项，2006年8月如期完成，同名成果2008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学史”研究对象十分复杂、庞大，对思辨性、理论性、系统性要求很高，由长期钻研其中、正处于学术黄金期的董先生指导攻关非常合适，参与项目的专家学者也都是一时之选，两个项目的成果堪称董先生前期学术的高峰之作，无论是敢于攻坚克难的学术精神，还是体大思精的作品本身，皆足垂范学界。

（四）“叙事”传统研究。文学观是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具有进一步指导创作的功能，中国文学具有贯穿性的文学观，举其大体有“诗言志”“诗缘情”“文以载道”等。近代知堂老人也说，“言志”与“载道”“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0，秉承的即是传统观念;1971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会议上以“论中国抒情传统”致辞，认为相对于“西方讲求客观分析情节、行动和角色，强调冲突和张力的趋向”！1的叙事传统，“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2。由于陈说的大范围影响，引起了一向研究文学史贯穿线问题的董先生的兴趣！3，董先生认为此说并不全面，进而起了“纠偏、补正和平衡”！4的想法，欲变“抒情传统”说为“抒情-叙事”并重说。2008年，董先生及其团队申报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项目获准立项，2011年6月项目如期完成，2012年，同名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2015年底，又申报了“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重大课题并获得批准，目前项目还在进行之中，中期成果《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由东方出版中心于2017年出版，期待董先生更高水平成果的出现。

（五）学术普及。文学所有撰写学术普及读物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也出现了主要以古代诗文为对象的“赏析热”，董先生在此背景下，编写出版以及撰写了很多赏析类的大众普及作品，也非常值得注意。1998年第23期的《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的《绮才艳骨深情丽辞——李商隐诗选读》、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商隐诗》、200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王维集》等，是对名人名篇的评注。组织编写了《唐宋名篇·唐诗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文化读本》（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鉴赏类著作。1987年及以后，大量为《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撰稿并陆续出版。此外，董先生撰写或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5年版〕、《唐代文化·文学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也有文学史普及的性质。

系统谨严的理论特征

董先生学术著作中有着强烈的理论色彩，这是首先为人注意到的，如刘学锴说：“（《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具有理论的自觉性和科学的整体性、系统性。”！5孟向荣说：“（董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以理论阐发见长的代表性人物。他著书立说，重视……理论建构，擅长学理的雄辩和规律的阐发，追求研究方法的落实和逻辑体系的圆满。”！6张晶《不断创新的开拓者》！7、李勇庚《学术征途的跋涉者董乃斌》！8、钟志翔《董乃斌治学的理论追求》！9、孟向荣《社科院文学所的六位学者》@0等评论也特别指出董先生的这个特点。其次董先生在治学经验谈以及学术交流对话中也一直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在1998年《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的与赵昌平、陈尚君进行的学术对谈中，强调“要十二分地致力于理性思辨能力和理论意识的自觉提高，努力于把一系列具体认识和具体结论上升为理论的建构”@1。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导论”中，强调“应该虚心向先走一步的西方学者有所借鉴和汲取，也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前人已取得的相关成就，努力将他们的零星贡献提升到现代人文科学的水平，并努力构建起比较系统的理论”@2。类似的表达在董先生作品中不胜枚举，“理论”以此成为其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最后在成果实绩中，董先生的理论建树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根据研究生阶段修订而成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编即是“理论”部分，“专门谈了以探索心灵世界为核心的作家研究与文学史学科的关系问题”@3，具有一般方法论上的意义，可以普遍运用到作家研究中去。此后的“文学史学史”“叙事”传统等课题，更是利用导言、导论、结束语、小结等形式进行全书的理论构建，有的篇幅长达数万字，独立出来即是一本阐述学科理论的小册子。至于董先生学术研究何以具有显著的理论特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开放的环境下，中外文化交流畅通，西方理论大举进入中国学界。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通道大开之时，往往是学术发展的黄金期。南北朝固为乱世，然而此时佛教自西向东的输入力度却前所未有，大量的僧人和佛教经论著作进入中国，而佛学“重逻辑精神”，具有“理论的体系化或系统化”@4。此前中国文学创作实践极为丰富，然而文学理论虽然不乏深刻论述，但却处于零金碎玉状态，不成体系。刘勰长期依附于僧人、寺院，精通佛理，更兼参与撰集佛经目录著作《出三藏记集》，佛学经论和佛典编著的体例“成为刘勰构造其文论体系的参照典范”@5，《文心雕龙》成为“第一部有着完整周密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6，实际上是较早地借鉴西方理论来研究总结本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晚清之际，虽然风雨飘摇，但也试图立宪以顺应世界潮流，故又一次国门大开，此时中国学者接受“文学史”概念并陆续产生自己的“文学史”著作，如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为受益于西方理论的又一实例。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大潮再一次涌入中国，此时李泽厚在社科院哲学所，刘再复在文学所。李泽厚在下放河南干校期间，即私下反复阅读康德的《纯粹理论批判》，80年代以康德理论研究中国哲学美学;刘再复自言“80年代我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7，任文学所所长期间（1985—1989）又受李泽厚的启发从文学的角度来阐发其美学思想，二人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纵横驰骋，一时叱咤风云。李、刘二人皆是董先生的同事，其中又与刘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二人的思想来历和成就是董先生所亲见的。因此董先生接受西方理论的渊源，实与古今学者遵循同一内在逻辑，即在中外交流的环境中，输入的一方往往在短时期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谓时令一到、报春花处处盛开。外缘纵非决定因素，也为必不可少之因素，它为学者成长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