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汉中之旅
作者: 程文关键词:路遥 王蓬 报告文学 《汉中盆地行》
物质年代的精神坚守
1988年,沸腾的80年代即将走到了尽头,文学神圣年代的纯真梦想,也终将让位于下一个时代的商业大潮。来自南方经济特区金钱财富的招引和诱惑,越来越多地席卷了中国文坛上那些曾经倾心膜拜缪斯的诗人和作家。造富的空气、社会的转型,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不得不做出改变,否则将难以容身。
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浪潮,身为著名作家,路遥的内心是悲哀而无奈的。他曾经自嘲式地对身边的同事、青年作家航宇说道:“我也是人,又不是跟钱有仇。咱不能光坐着看人家赚钱,也要想一些赚钱的办法,要不恐怕就是这个城市里最贫穷的一个穷光蛋了。”
路遥的朋友、作家海波在《人生路遥》中谈到这时期路遥被经济所困,写道:
一次在1988年前后,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说有要紧事要商量。去了后才知道他不是给我介绍好书,而是想和我一块儿做生意。他说,他有一朋友是飞行员,能从广东、福建那边往西安捎牛仔裤,要我出面在西安登记一店铺,和他合伙做这生意。并说:“进货的本钱和运输全不要你管,你只管去卖;有风险我们承担,有利润咱们均分。”但当时的我却断然不能接受,反问他说:“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人了吗?”他无奈地看着我,好半天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气。
另外一次好像在1990年,他对我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当时我正给西影短片部筹划一部电视剧,出资方是汉中市西乡县政府,这个县的副县长吕阳平和我关系很好,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吕。吕阳平一听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县有一名高中生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如果路遥能写写这个人,对他们县的教育事业肯定有促进作用,同时我们还谈好了报酬。……谁知路遥又后悔了,他坚决表示不写了,要我写。人家是冲着路遥的名气来的,我写了未必能交差,只得向吕阳平说了实情,这事才不了了之。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路遥当时非常需要钱,但他更爱面子,真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年夏天,路遥接到延大好友、陕西洛川县委宣传部长王双全的信,便给王双全复信致意。2021年,笔者来到洛川采访王双全,得见此信,全文如下:
双泉兄:
我外出才返回,见您信及照片。
西安很热,也想出去躲躲,家属孩子一块走也不方便,只好硬着头皮待在西安。
您个人的工作问题,可多和申老师(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商量,他的意见会是成熟的。
先写这几句。
问全家好!
路遥1/7/88
同年,陕西作协《延河》杂志资深编辑徐岳自筹资金,创办了一份《中外纪实文学》刊物,但因运营不善,面临亏损危机。于是,徐岳想借文友路遥的大名,为刊物打开一条生路。徐岳把这想法告诉路遥,请他去一趟汉中采访,写作报告文学,路遥爽快应允。后来,徐岳又邀请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莫伸,年底12月间三人结伴南下汉中,开始了采访之旅。
冬天的汉中,依然是一派岭南春色,风光明丽,生机盎然,这对于从小在黄土窑洞里长大的路遥,自然是无比新鲜,也倍添好感。路遥一行来到汉中以后,按照文友李长录的安排,入住汉中制药厂专家楼。当天下午,汉中制药厂厂长唐东生主持召开座谈会,欢迎路遥发言。后来,徐岳在回忆文章《在龙年最后的日子里》中回顾这段往事,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路遥同志,就是抓住这个机遇,给《中外纪实文学》贴了广告。他的那些即席讲话,很得体,使企业人听罢,觉得这个刊物很亲切。我想,这是那些胡吹冒撂者,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当晚,路遥跟徐岳、莫伸定了工作制度:一不打扰文友,二不惊动官方,三是结束采访后,开展几项活动,就返回西安。
但到了第五天,王蓬等文友来访,汉中主管文教的行署副专员崔兴亭也特地来看路遥。于是,路遥应他们的要求,搬到了汉中行署招待所。就在这里,路遥采访了新上任的汉中行署专员赵世居。
王蓬曾经目睹路遥与汉中领导干部的交流,在《苦难与辉煌》中写道:
路遥1988年冬来汉中,与汉中书记专员有过几次座谈。我发现他一点都不拘谨,从容自若,提问得体,不时插句幽默风趣的笑话,轻易地便使气氛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轻松和愉悦。
采访之余,路遥还出席了汉中地区组织的文学活动,为文学青年做报告。徐岳回忆此事,写道:
汉中市的文学青年和爱好者大约千余人集中在剧院里,请我们去做报告。会议由当地的文学民间领袖王蓬主持。我的话很简单,除了讲《中外纪实文学》的创办宗旨外,特意说明路遥和莫伸,是我们编辑部请来的客人,请他们两位做报告。这自然也是一种借路遥之名巧妙的广告,当然也符合实际情况。路遥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主要内容是青年文学爱好者要破除对文学和作家的神秘感,搞文学和搞其他工作是一样的。其次讲了要做好本身工作,做人与做文并重。他丝毫没有炫耀自己已取得的成功和荣耀。
除过汉中制药厂、汉中城固雪茄卷烟厂,路遥还应邀采访了乡镇企业石马黄板纸厂,徐岳在文章中记录了这桩有趣的轶事:
汉中之行是十分开心的。一天晚上,有一个女青年找到我,说她是石马黄板纸厂的厂长派来的,操一口汉中腔抱怨说:“你们只去国营大厂,也不把我们乡镇企业看看。”我赶忙找到路遥,征求他的意见,因为石马乡离市区较远,路遥一听,眉眼里充满了柔和的笑意,嘴劲很大地说:“去!谁叫我看他的厂都去!”我又说:“她还带了一点土特产,收不收?”他依然嘴劲很大地说:“要!给甚要甚!”说完,我们大家都笑了。
不仅如此,徐岳还饶有兴味地讲到了他跟路遥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谈趣事:
我有时站在二楼,看着路遥,就觉得他的形体是“圆”的,我也深知他的性格是“方”的,有棱有角,使人觉得很难说话。但是,在这里,我却感觉不出他的棱和角,晚上多是海阔天空的闲聊,诸如男人如何冲破妻子的“经济封锁”,使男人活得真像男人,而不是“难人”,其幽默常使人忍俊不禁。当然也谈创作,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他写《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时,繁重而紧张的抄稿劳动,竟然使他的五指死死地撮合在一起,竟然没了捉笔的空隙。然而他创造了一个法子,将一团纸塞入手心,在撮合的五指间撑出个缝隙,再将笔插入缝隙内,继续抄写。说到这些时,他总要操着浓重的、富有表现力的陕北话,先重重地吹口哨般地“锐——”一声,再十分严肃地说“可艰苦啦!”
顺畅的采访活动、愉快的交流活动,使日夜操劳写作的路遥获得了短暂的精神放松。此外,王蓬热情陪伴路遥,游览汉中的多处名胜古迹。2022年,王蓬接受笔者的微信采访,谈到这段往事,写道:
这次他们三人的汉中之行是以写报告文学为主。我没有参与此事,但参与了他们来汉中的一些活动,比如陪游西汉三遗址、拜将坛等,还有勉县的武侯祠、墓。
这次他们几位一起来,对我来讲都是文友,无亲疏远近之分,活动都是集体,只记得当时他们住地委(即行署)招待所。有天晚上送他们回去的路上,路遥对我说:你先在汉中干着,有机会还是要进省作协,当专业作家,名正言顺。我嘴里虽赞同,但内心深处却认同“文人宜散不宜聚”的古训。再者,父母全家都在汉中,去西安谈何容易!之后,陈忠实任省作协主席时,也邀我去西安,我都婉拒,直到退休汉中。
路遥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组织才能,凡是朋友们中有才有德者,他总是竭力相帮,并着意提拔。对文友王蓬如此,对好友王双全也是如此,王双全在回忆文章《我与路遥的相处时光》中谈到一件往事,写道:
1990年秋的一个下午,我利用到西安出差的机会,又到省作协,在作家楼三楼他的家里闲谝。他又给我谈起单位的工作,他说自己虽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可是工作太忙,顾不上管理方面的事。特别是机关事务工作,缺少一个管后勤的人手,问我来不来,想让我帮他管理后勤总务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同学之情多么的深,多么的重,路遥在非常忙碌的工作中,却总是惦记着我,随时愿意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我,这的确是我们交往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点。
关心路遥的王蓬,在汉中陪伴路遥期间,总是想方设法给路遥创造一点精神上的快乐,他在《苦难与辉煌》中写道:
路遥过分看重已经取得的荣誉,爱惜自己的羽毛,平常与任何女同志来往都很庄重,几乎不去任何社交场合,甚至有种殉难的苦行僧味儿。
1988年冬,他与莫伸、徐岳来汉中,都穿得单薄,我找几件毛衣让他们加上。莫伸、徐岳穿了,路遥脸都冻青了,就是不穿。事后,我突然想起,路遥不止一次说过他最喜欢冬天,不怕冷,但冷毕竟于身体不相宜啊!
我于是晚上让他们进舞厅,想着活动活动身上也暖和一些。但去了舞厅,路遥也不跳,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然后坐在那儿静静地听音乐。
路遥同行的文友莫伸,在回忆文章《永远无悔的牺牲》中追忆了1988年冬天路遥的汉中之行,也对路遥表达了同情和惋惜,写道:
有一天晚上,我们闲聊天。路遥敞开心扉,告诉了我许多他人生道路上的波折与经历,甚至生活中诸多的顺心与不顺心。我很吃惊,路遥是个谨言慎行的人,这在我与他的交往中还是头一回。更重要的是,就在这天晚上,我知道了他在生活中绝非幸运者。他的人生烦恼比一般人只怕要更多些!
还是那次汉中之行,我和路遥曾应邀到一家单位吃饭。陪同我们的有汉中地区某局一位领导干部。这位干部年近六十,马上面临退休。吃饭时,他突然问路遥:“老路,咱俩谁大?”
而那一年,路遥才39岁!
紧接着一次宴饭,是在汉中黄板纸厂。开车去接我们的司机是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的孩子与路遥的孩子年龄相差不大。孩子当时称呼路遥:“爷爷。”
一般人与路遥相处,总感觉他比实际年龄要大,这固然与路遥气质上的深沉有关,但也多少反映出路遥劳累过度所造成的恶果。那天,我看着路遥两鬓上已泛出的斑斑白丝,感触万千。由于朋友们的热情安排,路遥的汉中之行十分愉悦。汉中之行圆满结束后,路遥回到西安的家里,开始专力写作。徐岳回忆路遥投入写作的情景,写道:
回到西安后,已近春节。路遥先在家里给我写稿子,春节过后,他像个小学生,背着一包鼓鼓囊囊的书,佝偻着肥厚的背,去了西影,林达(路遥妻子)说:“他给你到西影大酒店写稿子去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向下沉了一下。后来见到路遥,便说:“啊呀,你写个这文章,还费这么大的事!”
“我要对得起‘路遥’两个字!”
他说话时一脸逼人的冷气。
唉,这一脸冷气,把他自己逼得太可怜了。
同是作家,王蓬谈到这件事,也被路遥认真虔诚的创作精神感动,写道:
其时《人生》已为他赢得了大名声,《平凡的世界》大稿已交了编辑部。此时对他来说,写个小稿稿,“杀鸡焉用牛刀?”然而他用了。他就是这么呕心沥血!
莫伸更是对路遥这种忘我献身的创作态度表达了由衷的敬意,他写道:
路遥对创作有许多精到的理解。比如他说:“创作是自己对自己进行的战争!其残酷根本不亚于真实的打仗!”
再比如他说:“要当作家,就必须学会对自己下狠心!轻轻松松就能当上作家,那作家这个职业也就一钱不值!”
于是,1989年徐岳主编的《中外纪实文学》杂志上赫然增添了路遥的一篇大作《汉中论》,刊发时,徐岳加了一段“编者按”:
这是作者不远千里采访汉中之后,又不顾年关将至,戮力而成的一篇认真之作。原题为《汉中盆地行》,《汉中论》三字属编者所改。因为我们久有希望,想开设一个栏目,以散文的手法从宏观上放笔于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发展问题。如是文章,文人们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官员们亦可以写。只要对政府、对行业的经济工作以及读者能有某些启示、参考价值的,我们都将在显著位置,隆重推出。下期本栏目大作将出自谁人之手?请读者拭目以待。
同年10月,王蓬主编的报告文学集《秦巴大潮》出版,王蓬将路遥这篇《汉中盆地行》收入该书,为路遥争得了一笔可观的稿费。王蓬回忆此事,写道:
那时,我也协助汉中市文化局编了本报告文学《秦巴大潮》。联系我在鲁院、北大时的同学聂震宁帮助出版,他当时在广西漓江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我把路遥为徐岳写的《汉中论》改名为《汉中盆地行》,放在《秦巴大潮》卷首以壮行色。凭此,我向文化局为路遥讨要了500元稿酬,当时已相当可观。路遥拿过装钱的信封很高兴,拉着我的手使劲握了几下,意思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