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汉中之旅

关键词：路遥 王蓬 报告文学 《汉中盆地行》

物质年代的精神坚守

1988年，沸腾的80年代即将走到了尽头，文学神圣年代的纯真梦想，也终将让位于下一个时代的商业大潮。来自南方经济特区金钱财富的招引和诱惑，越来越多地席卷了中国文坛上那些曾经倾心膜拜缪斯的诗人和作家。造富的空气、社会的转型，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不得不做出改变，否则将难以容身。

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浪潮，身为著名作家，路遥的内心是悲哀而无奈的。他曾经自嘲式地对身边的同事、青年作家航宇说道：“我也是人，又不是跟钱有仇。咱不能光坐着看人家赚钱，也要想一些赚钱的办法，要不恐怕就是这个城市里最贫穷的一个穷光蛋了。”

路遥的朋友、作家海波在《人生路遥》中谈到这时期路遥被经济所困，写道：

一次在1988年前后，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说有要紧事要商量。去了后才知道他不是给我介绍好书，而是想和我一块儿做生意。他说，他有一朋友是飞行员，能从广东、福建那边往西安捎牛仔裤，要我出面在西安登记一店铺，和他合伙做这生意。并说：“进货的本钱和运输全不要你管，你只管去卖;有风险我们承担，有利润咱们均分。”但当时的我却断然不能接受，反问他说：“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人了吗？”他无奈地看着我，好半天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气。

另外一次好像在1990年，他对我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当时我正给西影短片部筹划一部电视剧，出资方是汉中市西乡县政府，这个县的副县长吕阳平和我关系很好，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吕。吕阳平一听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县有一名高中生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如果路遥能写写这个人，对他们县的教育事业肯定有促进作用，同时我们还谈好了报酬。……谁知路遥又后悔了，他坚决表示不写了，要我写。人家是冲着路遥的名气来的，我写了未必能交差，只得向吕阳平说了实情，这事才不了了之。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路遥当时非常需要钱，但他更爱面子，真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年夏天，路遥接到延大好友、陕西洛川县委宣传部长王双全的信，便给王双全复信致意。2021年，笔者来到洛川采访王双全，得见此信，全文如下：

双泉兄：

我外出才返回，见您信及照片。

西安很热，也想出去躲躲，家属孩子一块走也不方便，只好硬着头皮待在西安。

您个人的工作问题，可多和申老师（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商量，他的意见会是成熟的。

先写这几句。

问全家好！

路遥1/7/88

同年，陕西作协《延河》杂志资深编辑徐岳自筹资金，创办了一份《中外纪实文学》刊物，但因运营不善，面临亏损危机。于是，徐岳想借文友路遥的大名，为刊物打开一条生路。徐岳把这想法告诉路遥，请他去一趟汉中采访，写作报告文学，路遥爽快应允。后来，徐岳又邀请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莫伸，年底12月间三人结伴南下汉中，开始了采访之旅。

冬天的汉中，依然是一派岭南春色，风光明丽，生机盎然，这对于从小在黄土窑洞里长大的路遥，自然是无比新鲜，也倍添好感。路遥一行来到汉中以后，按照文友李长录的安排，入住汉中制药厂专家楼。当天下午，汉中制药厂厂长唐东生主持召开座谈会，欢迎路遥发言。后来，徐岳在回忆文章《在龙年最后的日子里》中回顾这段往事，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路遥同志，就是抓住这个机遇，给《中外纪实文学》贴了广告。他的那些即席讲话，很得体，使企业人听罢，觉得这个刊物很亲切。我想，这是那些胡吹冒撂者，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当晚，路遥跟徐岳、莫伸定了工作制度：一不打扰文友，二不惊动官方，三是结束采访后，开展几项活动，就返回西安。

但到了第五天，王蓬等文友来访，汉中主管文教的行署副专员崔兴亭也特地来看路遥。于是，路遥应他们的要求，搬到了汉中行署招待所。就在这里，路遥采访了新上任的汉中行署专员赵世居。

王蓬曾经目睹路遥与汉中领导干部的交流，在《苦难与辉煌》中写道：

路遥1988年冬来汉中，与汉中书记专员有过几次座谈。我发现他一点都不拘谨，从容自若，提问得体，不时插句幽默风趣的笑话，轻易地便使气氛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轻松和愉悦。

采访之余，路遥还出席了汉中地区组织的文学活动，为文学青年做报告。徐岳回忆此事，写道：

汉中市的文学青年和爱好者大约千余人集中在剧院里，请我们去做报告。会议由当地的文学民间领袖王蓬主持。我的话很简单，除了讲《中外纪实文学》的创办宗旨外，特意说明路遥和莫伸，是我们编辑部请来的客人，请他们两位做报告。这自然也是一种借路遥之名巧妙的广告，当然也符合实际情况。路遥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主要内容是青年文学爱好者要破除对文学和作家的神秘感，搞文学和搞其他工作是一样的。其次讲了要做好本身工作，做人与做文并重。他丝毫没有炫耀自己已取得的成功和荣耀。

除过汉中制药厂、汉中城固雪茄卷烟厂，路遥还应邀采访了乡镇企业石马黄板纸厂，徐岳在文章中记录了这桩有趣的轶事：

汉中之行是十分开心的。一天晚上，有一个女青年找到我，说她是石马黄板纸厂的厂长派来的，操一口汉中腔抱怨说：“你们只去国营大厂，也不把我们乡镇企业看看。”我赶忙找到路遥，征求他的意见，因为石马乡离市区较远，路遥一听，眉眼里充满了柔和的笑意，嘴劲很大地说：“去！谁叫我看他的厂都去！”我又说：“她还带了一点土特产，收不收？”他依然嘴劲很大地说：“要！给甚要甚！”说完，我们大家都笑了。

不仅如此，徐岳还饶有兴味地讲到了他跟路遥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谈趣事：

我有时站在二楼，看着路遥，就觉得他的形体是“圆”的，我也深知他的性格是“方”的，有棱有角，使人觉得很难说话。但是，在这里，我却感觉不出他的棱和角，晚上多是海阔天空的闲聊，诸如男人如何冲破妻子的“经济封锁”，使男人活得真像男人，而不是“难人”，其幽默常使人忍俊不禁。当然也谈创作，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他写《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时，繁重而紧张的抄稿劳动，竟然使他的五指死死地撮合在一起，竟然没了捉笔的空隙。然而他创造了一个法子，将一团纸塞入手心，在撮合的五指间撑出个缝隙，再将笔插入缝隙内，继续抄写。说到这些时，他总要操着浓重的、富有表现力的陕北话，先重重地吹口哨般地“锐——”一声，再十分严肃地说“可艰苦啦！”

顺畅的采访活动、愉快的交流活动，使日夜操劳写作的路遥获得了短暂的精神放松。此外，王蓬热情陪伴路遥，游览汉中的多处名胜古迹。2022年，王蓬接受笔者的微信采访，谈到这段往事，写道：

这次他们三人的汉中之行是以写报告文学为主。我没有参与此事，但参与了他们来汉中的一些活动，比如陪游西汉三遗址、拜将坛等，还有勉县的武侯祠、墓。

这次他们几位一起来，对我来讲都是文友，无亲疏远近之分，活动都是集体，只记得当时他们住地委（即行署）招待所。有天晚上送他们回去的路上，路遥对我说：你先在汉中干着，有机会还是要进省作协，当专业作家，名正言顺。我嘴里虽赞同，但内心深处却认同“文人宜散不宜聚”的古训。再者，父母全家都在汉中，去西安谈何容易！之后，陈忠实任省作协主席时，也邀我去西安，我都婉拒，直到退休汉中。

路遥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组织才能，凡是朋友们中有才有德者，他总是竭力相帮，并着意提拔。对文友王蓬如此，对好友王双全也是如此，王双全在回忆文章《我与路遥的相处时光》中谈到一件往事，写道：

1990年秋的一个下午，我利用到西安出差的机会，又到省作协，在作家楼三楼他的家里闲谝。他又给我谈起单位的工作，他说自己虽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可是工作太忙，顾不上管理方面的事。特别是机关事务工作，缺少一个管后勤的人手，问我来不来，想让我帮他管理后勤总务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同学之情多么的深，多么的重，路遥在非常忙碌的工作中，却总是惦记着我，随时愿意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我，这的确是我们交往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点。

关心路遥的王蓬，在汉中陪伴路遥期间，总是想方设法给路遥创造一点精神上的快乐，他在《苦难与辉煌》中写道：

路遥过分看重已经取得的荣誉，爱惜自己的羽毛，平常与任何女同志来往都很庄重，几乎不去任何社交场合，甚至有种殉难的苦行僧味儿。

1988年冬，他与莫伸、徐岳来汉中，都穿得单薄，我找几件毛衣让他们加上。莫伸、徐岳穿了，路遥脸都冻青了，就是不穿。事后，我突然想起，路遥不止一次说过他最喜欢冬天，不怕冷，但冷毕竟于身体不相宜啊！

我于是晚上让他们进舞厅，想着活动活动身上也暖和一些。但去了舞厅，路遥也不跳，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然后坐在那儿静静地听音乐。

路遥同行的文友莫伸，在回忆文章《永远无悔的牺牲》中追忆了1988年冬天路遥的汉中之行，也对路遥表达了同情和惋惜，写道：

有一天晚上，我们闲聊天。路遥敞开心扉，告诉了我许多他人生道路上的波折与经历，甚至生活中诸多的顺心与不顺心。我很吃惊，路遥是个谨言慎行的人，这在我与他的交往中还是头一回。更重要的是，就在这天晚上，我知道了他在生活中绝非幸运者。他的人生烦恼比一般人只怕要更多些！

还是那次汉中之行，我和路遥曾应邀到一家单位吃饭。陪同我们的有汉中地区某局一位领导干部。这位干部年近六十，马上面临退休。吃饭时，他突然问路遥：“老路，咱俩谁大？”

而那一年，路遥才39岁！

紧接着一次宴饭，是在汉中黄板纸厂。开车去接我们的司机是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的孩子与路遥的孩子年龄相差不大。孩子当时称呼路遥：“爷爷。”

一般人与路遥相处，总感觉他比实际年龄要大，这固然与路遥气质上的深沉有关，但也多少反映出路遥劳累过度所造成的恶果。那天，我看着路遥两鬓上已泛出的斑斑白丝，感触万千。由于朋友们的热情安排，路遥的汉中之行十分愉悦。汉中之行圆满结束后，路遥回到西安的家里，开始专力写作。徐岳回忆路遥投入写作的情景，写道：

回到西安后，已近春节。路遥先在家里给我写稿子，春节过后，他像个小学生，背着一包鼓鼓囊囊的书，佝偻着肥厚的背，去了西影，林达（路遥妻子）说：“他给你到西影大酒店写稿子去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向下沉了一下。后来见到路遥，便说：“啊呀，你写个这文章，还费这么大的事！”

“我要对得起‘路遥’两个字！”

他说话时一脸逼人的冷气。

唉，这一脸冷气，把他自己逼得太可怜了。

同是作家，王蓬谈到这件事，也被路遥认真虔诚的创作精神感动，写道：

其时《人生》已为他赢得了大名声，《平凡的世界》大稿已交了编辑部。此时对他来说，写个小稿稿，“杀鸡焉用牛刀？”然而他用了。他就是这么呕心沥血！

莫伸更是对路遥这种忘我献身的创作态度表达了由衷的敬意，他写道：

路遥对创作有许多精到的理解。比如他说：“创作是自己对自己进行的战争！其残酷根本不亚于真实的打仗！”

再比如他说：“要当作家，就必须学会对自己下狠心！轻轻松松就能当上作家，那作家这个职业也就一钱不值！”

于是，1989年徐岳主编的《中外纪实文学》杂志上赫然增添了路遥的一篇大作《汉中论》，刊发时，徐岳加了一段“编者按”：

这是作者不远千里采访汉中之后，又不顾年关将至，戮力而成的一篇认真之作。原题为《汉中盆地行》，《汉中论》三字属编者所改。因为我们久有希望，想开设一个栏目，以散文的手法从宏观上放笔于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发展问题。如是文章，文人们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官员们亦可以写。只要对政府、对行业的经济工作以及读者能有某些启示、参考价值的，我们都将在显著位置，隆重推出。下期本栏目大作将出自谁人之手？请读者拭目以待。

同年10月，王蓬主编的报告文学集《秦巴大潮》出版，王蓬将路遥这篇《汉中盆地行》收入该书，为路遥争得了一笔可观的稿费。王蓬回忆此事，写道：

那时，我也协助汉中市文化局编了本报告文学《秦巴大潮》。联系我在鲁院、北大时的同学聂震宁帮助出版，他当时在广西漓江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我把路遥为徐岳写的《汉中论》改名为《汉中盆地行》，放在《秦巴大潮》卷首以壮行色。凭此，我向文化局为路遥讨要了500元稿酬，当时已相当可观。路遥拿过装钱的信封很高兴，拉着我的手使劲握了几下，意思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