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北京”现代城市的“千城一面”和“一城千面”

郭冰茹：讨论城市文学，首先会遇到的还是城市文学概念问题。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定义城市文学？我觉得在中国文学的生产语境中，城市与乡土是在同一个参照系中互为镜像的两个概念。由于中国社会长时间浸淫在乡土中国的文化现实中，乡村和乡土题材一直被有意识地引入小说的创作主流，这使乡土小说不仅成为中国具体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通过文学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起点。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借助乡土小说或乡土文学的定义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城市文学”。

鲁迅对乡土小说的定义奠定了学界长久以来研究乡土文学的基本思路。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乡土文学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都“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此处的“侨寓”即表明乡土文学是在与城市相对应的地理空间中，以一种回望的姿态来书写的“乡愁”，至于如何表达“乡愁”则与写作者的立场、眼光以及具体的时代语境相关。随后，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更进一步将“乡愁”升华为“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且“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才能把超越风土人情的一面“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如此看来，如果乡土文学表现的不光是风土人情，还应该有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和时代性，那么城市文学同样需要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去理解和界定。换言之，城市文学要书写的也不只是城市景观，城市里的人和事儿也必须能够反映出某种时代的共性。

当然，话说回来，不论城市或乡土，首先得有风土人情或是风物景观，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才可能有超越其上的现代性意旨。城市由商贾买卖发展起来，商品、货币以及围绕商品展开的一整套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奠定了城市的基本品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方式，这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样貌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现代的工业化都会中，不同行业、不同身份背景的个体因商品而汇聚在城市空间中，组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这些超越血亲或乡情的人际交往，形成了完全依赖消费行为和货币经济确立起的价值标准与衡量体系，重新定义了文学创作中的矛盾冲突与情感走向。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政府的整体规划和政策指引下推进的，因而中国的城市显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商品流通所带来的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和品牌文化使城市的样貌越来越趋同。特别是体量相当、定位相近的城市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所以，尽管我们身处不同的城市，看到的却都是类似的城市景观。另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数量众多、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中心明确却边界流动的文化群落布满了城市。这些群落可以依据消费习惯、生活经历、兴趣喜好、休闲方式等不同名目建立，它们相互叠加，借助城市的包容和扩张，发展并巩固自身的文化品格，同时其适应性和渗透力也使城市本身无法再保持风格上的统一和完整。每一个市民都有可能同时跻身多个文化群落，城市因此也都成了不定性的城市。由于今天的城市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意义空间，所以当写作者描述他们生活的城市时，不同的处境、立场、视角和眼光看到的城市风貌，以及将城市作为文化符号寄托的精神寄寓也就不尽相同。这便是现代城市的“千城一面”和“一城千面”，这一特性为城市文学提供了多重表达的可能。

张 菁：城市文学是以个人面对现代生活的方式为重点的文学。它开放、动态，关注自身和未来。它意味着在现代化的进程里，文化的多样与丰富，人们在新经验、新困境、新伦理中展现出的爱与自由、宽容与理解。它意味着刺破寻常的意识、好奇探索的能力、多元审美的格局。它不像乡土文学，以宗亲和传统文化伦理为支撑，以家族和熟人生活为重点观察对象，它注重的是在生存经验之上，展现文化经验。

谈论文学的呈现，终究离不开作家。作家是主体，作家的呈现是主体。优秀的、伟大的作家会给不同的城市和城市面目塑形。那蓬勃的热情与好奇，炽热的爱与信念，那人类拥有的爱的天赋与能力，构成彼此的认同和统一。城市文学的写作者需要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而不是喋喋不休地讲述我们耳熟能详的道理。

郭冰茹：按《广州文艺》城市文学论坛栏目主持人的意思，我们聚焦一下广州和北京的城市文学。广州和北京这两座城市，分别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在我们的感觉中，广州和北京当然是两个精神气质非常不同的城市，但文学作品是要表现城市的共性，比如商品逻辑、价值观念，还是要写出城市的个性，比如风物民俗，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都是与作家的文学观念、写作目的以及时代主潮相关的。换言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城市是被作家制造出来的城市，这也是我刚刚提到的“现代性视域”的问题。在1950年代的《三家巷》中，广州虽然发生了省港大罢工，是革命的策源地，但欧阳山对广州的描写更偏向民俗，比如除夕卖懒、人日登高、七夕乞巧、荔湾泛舟等，而且人物关系也围绕姻亲和邻里展开，这样的处理让广州的形象比较贴近“传统”或“乡土”。而在同一时期的《我们夫妇之间》中，北京则表现得远为“现代”，李克回到了他阔别十二年的大城市，看到的是他熟悉的沙发窗帘、霓虹灯跳舞厅，他准备用稿费买皮鞋、买纸烟、看电影、吃“冰其林”……这显然是建立在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城市生活逻辑，也是小说想要批判的“你的心大大的变了”。萧也牧笔下的北京突出的是城市的消费属性，但有意思的是当小说被上海昆仑影业改编成电影时，故事的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上海，或许在时人的眼中，上海是比北京更“城市”的城市。而上海作为城市的消费性质几乎也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对上海的书写，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有机会再说。

回到广州，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最先接受商品经济和市场文化洗礼的城市。文艺作品中的广州是《雅马哈鱼档》中热火朝天的自由市场，《公关小姐》中的星级酒店和白领丽人，《掘金时代》《浮华背后》中俊男美女的商战情战。与之呼应的是融入大江南北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粤语歌、港产片、打口碟、琼瑶剧和“买单”“打的”这些口语词。张欣说：“我觉得都市文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之前的所谓都市文学其实是农村人穿着都市人的衣服，他们可能也涂着红指甲，去大酒楼吃饭，也去跳迪斯科，但脑子里还是乡村观念，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样的。”所以张欣写广州，写的不光是咖啡店、精品廊、写字楼、Shopping Mall和被各种品牌包裹着的都市男女，而是建立在商品逻辑下的人物关系和生活样貌。当文艺作品中的广州舍弃了“乡愁”或民俗，刘震云、王朔写北京同样也撇开了最能体现“老北京”风貌的城市特质。北京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和《单位》里的人事周旋，是闲荡在都市里愤世嫉俗调侃权威，上演着一出出闹剧的《顽主》们……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将现代性分为资产阶级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两种，前者崇尚效率、理性、科学、实用主义，是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后者则是在文化或美学上对前者的反思与反叛。也有学者将这两者分别命名为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大体可以说文艺作品中投身都市的广州奔向了社会现代性，而北京则奔向了它的另一面——审美现代性。

当然，这样的区分也只是大体上的描述，并不确切，也不能总揽所有关于广州或北京的书写。而且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被纳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无论身处广州或北京，“环球同此凉热”的同质化感受也日趋明显。因此，如何书写城市，以及写出怎样的城市也就更加依赖作家对材料的处理，毕竟如何彰显写作个性是写作者更为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我们看这两三年的城市文学，张欣推开了她能顺手拈来的都市丽人，转而去写百年前广州城里三个女人的《如风似璧》，用女性的“韧”写广州的城市精神；王威廉则把目光投向远方，思考科技局限带给人类的《野未来》。邱华栋回到史料中，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北京这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城市是怎样慢慢成长起来的《北京传》；石一枫则从最新鲜、最贴近生活日常的材料出发，把心得感受融入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写出了白天卷自己、晚上卷孩子的《逍遥仙儿》。写作者对城市的感觉是具体的，不管他们的作品中是否有广州或北京的地理标识，他们生活的城市就在那儿，是他们写作的根基和土壤。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现代城市的“千城一面”和“一城千面”，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才是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广州或北京。

张 菁：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作家们在丰厚的地域文化滋养下生成新时代的个体经验，以创造性的、细腻温婉的审美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己无论身在哪里，灵魂都驻守在这片温润的、有灵性的土地上，这样才会使创作有根，使作品有魂。

侯磊是一位以散文创作为主的80后青年作家，其作品几乎都是以北京作为背景创作的。与其他写作者不同的是，他在作为散文作家之前，首先是一位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写过大量北京文史方面的文章，点校整理过北京古籍。所以侯磊的作品中，既有历史的视角，又有古典的审美，还有着微观史学的意识。

北京作为一座千年古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侯磊笔下，他并不仅仅是写自己80后所身处的这代人的故事。他会拓展到上三代、下三代的故事。比如，他有不少作品是写自己祖辈——爷爷奶奶那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老北京时代的故事，如《德容：北平照相馆》《奶奶没有名字》等；也会写自己父辈——父母那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故事，如小说《女司机》《纺织厂的女儿》，还以知青子女的角度，去写知青故事，如小说《父亲的长生天》，散文《倒数第二个女知青》等，这种现象在当代青年作家中还是不多见的。而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他会写自己这代人，以及自己下一代人的故事，这样他笔下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并且充满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细节，如衣食住行、风俗风物、人文掌故等。这些从现代历史学科的角度叫微观史学。作者也在访谈中说过，读研究生时的硕士毕业论文是研究北京掌故，谈及前辈学者所认为的掌故学，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史和风俗制度史，自己的创作也很受益于北京掌故。

同样地，文学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侯磊笔下充满了对北京的审美，写出了北京这座城市的颜色和气味，提炼出北京的美、北京的雅、北京的温情等古典意味的美学。他笔下展现出北京的色调，如绿树红墙琉璃瓦，依依杨柳与旧日斜阳，这在《北京烟树》这本颇有怀旧意味的书中展现得十分集中。这种审美之下没有十分剧烈的矛盾冲突，即便是对贫困生活的描写，也仍旧不失人情味儿。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叙事大不一样，且与作者所处的年代和成长环境紧密相关。作为80后城市中长大的青年，成长环境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变了，因此作为个案而言，侯磊笔下的北京城展现得十分突出：既古典，又现代。新北京中永远带着点儿旧，老北京中永远透着新。

同样是北京，在孙睿的笔下，生活的趣味在毛绒绒的质地和气息中透露出来，在戏谑的笔触中透露出温和，就像日光里的浮尘，有尘的杂，更有光的暖。孙睿有着善于从生活和生命感悟出发，进而“抽象”出寓指意味的能力；有着对生活生命认真真诚的爱，进而“衍生”出悲悯和体恤的能力；有着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并不断放大这样的细节增强其作品说服力的能力。他善于甚至可以说极善于抓住那些有意味和趣味的生活细节，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广州的作家以王威廉为例，在他的笔下，这片地域更多呈现的是文化的交融。在《你的目光》里，我们可以看到客家文化与疍家文化的碰撞、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人与人的链接。在威廉眼中，世界流转、变化、多维，过往的厚重积淀与当下的澎湃跃动对视，生命的力量在交融中被不断激发，孕育新的可能，迸发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可以世世代代长久地被给予希望，究其根源在于深沉和厚重的爱。

郭冰茹：我们还可以谈谈这两座城市的文学，哪些元素最能表现城市性格。我们都熟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的文学作品中没有立得住脚的人物形象，没有真实可感的人物关系是难以想象的。风土是人情的载体，如果没有人情，只有风土，那大概率不是文学而是说明书或导览图。当然，由于写作者对城市的感知和认识不同，经由人物塑造出来的城市性格也就有了差异。

葛亮写《燕食记》，说“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粤地对“食”的看重让“食在广东”成为一张如假包换的地方名片，而围绕制作点心菜品的大按师傅荣贻生和徒弟陈五举所展开的故事，以及经由故事和矛盾冲突塑造出来的人物性格也就成为广州、香港两地城市性格的体现。《燕食记》里的广州守成、执着，香港则显得更为包容、变通。张欣写《如风似璧》，百年前的广州城里也有粤菜包点、粤剧小曲、骑楼马路，她将笔力放在三个不同阶层、不同生活境遇、遭遇不同生活之变的女人身上，写她们在经历劫难时的“韧”，因为“韧”是张欣认定的广州性格。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书写也一样，老舍写骆驼祥子、王朔写“顽主”、王安忆写王琦瑶、金宇澄写阿宝既是见人见性，也是见人见城。

当然，这里也涉及语言，尤其是方言的使用问题。写广州不用粤语词汇，作品会失去“粤味儿”，用得多了，对非粤语区的读者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写北京、写北京人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毕竟用不用，以及怎么用对外地人来说最具北京味儿的儿化音也并非不证自明。因此，如何拿捏这个尺度，对作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我在一篇关于方言写作的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除了给叙述中的方言词汇加注释之外，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处理方法，比如葛亮在《燕食记》中的“同义反复”，就是使用了一个粤语词，之后再用普通话转述一下，让方言词汇不露痕迹地化在叙述语言中。北京话也许不存在这个转译问题，但如何让本是口语的方言进入我们今天的书写系统同样也是写北京、写上海、写任何一个具有地方性特质的城市所遇到的课题。这需要写作者在实践中去探索。

张 菁：一座城市和她所涵养的文学，相互观照，彼此影响。文学和城市文学的品质是城市的软实力，是城市品格最为纤细而敏锐的反应，是文化认同的内在黏合剂。她照见这座城市里人们的心性、情感和心理宽阔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市的气质。

最能凸显城市性格的元素，是作家们的个性差异。在我看来，书写北京，是否有儿话音、用不用京腔来完成并不重要，写不写胡同也不重要，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为内里和深刻的意蕴。作为一个在北京出生并一直生活在北京的人，我不在意北京的作家是不是写出我熟悉的风景，我不会为它而感觉多么兴奋。能够点燃我兴奋的，是它对我经历中那些微妙处的“呼唤”。它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原来它的问题在这里，原来它如此值得我思忖或警惕。

北京的城市性格，开放与传统并包。当代北京的性格：内敛与典雅，中正与厚德。北京从文化教育、日常管理都日趋现代化。它以一个更积极的形象出现了。北京的作家们，内里有着柔软和润，在他们笔下，即使在难以挣脱的困境中，也会放出一条缝隙。

同时，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北京越来越展现出这座城市传统的儒家精神。儒家传统注重道德、注重秩序感，温和中庸。这些特点在当下北京的作品中，多少都能够透露出一些来。

广州的城市性格，在我看来是融合与锐气。相较北京，它在中正中还包含带有锐气的力量感。它更像快进键下的人流涌动，居于其中的自洽，来源于努力和进取。相信作家们会继续写出真诚的感受、思考和看见，通过城市生活写下个体的人，唤起更多人的精神记忆，引发共鸣。

责任编辑：朱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