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花街

一

离开拙政园时，我想起小妖第一次带着我逛花市的情景。她那时刚到北京不久，二十六岁，穷。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她一马当先，始终走在距离小伙伴们二三十米的位置。我那天没怎么看花，尽在人群中找她了。她一忽儿在左、一忽儿在右，像行走的晾衣架似的，身上披挂着宽大的外套，空空荡荡、英姿飒爽。她终究没舍得当真买束花送给我或是送给自己，只在经过一个卖荷花的小摊前，弯下腰去捡起两枝花骨朵，转过身来让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看上去不像拿着两枝花，倒像举着两柄剑，杀气腾腾的。

回望交往的二十余年，我和她的关系，就像那次逛花市，她一直在前面走，我一直在后面看。逛到最后，她什么都没有买，只留下一堆英姿飒爽、意气风发的照片。

小妖不叫小妖，她身份证上有个朴素的名字——邱琼。20世纪80年代生人，以“琼”为名的很多，所幸姓了“邱”，显得还有那么一点点特别，不然混在一堆张琼、李琼中，毫无辨识度。她是个渴望辨识度的人，对父母给的名字极度不满，变着法子改名，一阵儿叫浅夏，一阵儿叫白衫，还有一阵儿用起了Anny、Monica之类的英文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自称“小妖”，于是在我生命中，她就是小妖了。

小妖第一份工作是移动公司的接线生，每天捏着嗓子做甜美状，博取客户的好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乡村小学教师，同样每天展示着温婉与甜美，博取学生、家长的好感。我们对各自的工作都不太满意，有空就跑到网络论坛上去吐槽。

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论坛刚在国内兴起，还是有不少网友抱着真诚交流的目的，不像现在，乱象太多，看到什么都让人不敢轻易相信了。或者说，那时大多数年轻人上网，本来就是为了倾吐在现实中无法倾吐的心声，我和小妖便是其中一例。

在反复吐槽中，我们偶尔交会在一起。她那天被一个暴躁的来电骂了一个多小时，想辞职。我难以忍受乡村生活的闭塞，也想辞职。我们就辞职的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将陌生的ID讨论出了有如闺密般的亲近感。

亲近感一旦建立，交流迅速从网络漫溢到了现实。她经常给我打电话。在移动公司工作嘛，享有这个便利。我是不太舍得给她电话的，讲一个小时闲话，差不多要花费我一个星期的工资。不仅是那时的电话收费高昂，还因为我薪资实在低廉。心情好的时候，她会给我寄贺卡，不管是不是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或节日。她喜欢用纯蓝墨水，天空一样晴朗的笔迹落在洁白的贺卡背面，像一张张干爽的笑脸。

为了帮助文字和声音建立画面感，我们交换了扫描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妖既不小也不妖，骨架高大、剑眉星目，有男子气，与当红明星邵美琪七分神似。看着那张线条硬朗的脸，联想起她捏着嗓子憋出甜美声音的样子，我既忍不住想笑，又有些心酸。她最大的困扰不仅是时常挨骂，更难以忍受的是夜深人静时，总有些无聊的男人拨进电话去讲黄段子让她品鉴。

我最大的困扰也不仅是信息闭塞。闭塞的环境造就了狭隘的人际关系，十几位同事像困在密室里，彼此释放着浓浊的毒气。

那年我十九，小妖十八。

在有关辞职的讨论中，我内心的压抑与不甘得到了宣泄，渐渐忘了辞职这回事。或是说，那样的年龄，困囿于有限的见识与能力，虽胸怀大志，却不知该何去何从，明知被温水煮着的青蛙迟早会死，还是在温水里待着。

工作日早起带着学生晨读，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课后批改作业、写教案，放学后将差生留下来补习个把小时，晚饭后听听音乐、看看书。休息日上网吧找小妖聊天，隔三岔五还能收到她寄来的贺卡。一年后，我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学生们都喜欢我，也让我获取了部分职业荣誉感。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看同事搓麻将，手机“哔”地响了一下，是小妖发来的信息：我跑路了。

跑什么路？跑去哪里？我没看明白，收起手机，继续看同事打麻将。

手机又“哔哔哔”响了起来，还是小妖发来的信息：

我从窗户里爬出来了。我要去深圳。

我打到出租车了。但愿还能买到去深圳的票。

好在我们家住在二楼，要不然就把我给摔死了。

小妖翻窗逃跑了？跑去深圳？她当真要辞职了？我一边想象着她顺着下水管道往下爬的情景，一边给打麻将的四位同事添好了水。其实我并不知道她是不是攀着下水管道爬下去的，也从来没有开口问过，只当事实便是如此：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孤独地、弱小地，顺着一根悠长的下水管道一步一挪往下爬，头顶上是望不到尽头的高楼。

我放好热水壶，开门走出麻将房。门外温度特别低，呼呼的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我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心尖上跟着一颤一颤的，不知是冻得发抖还是心疼电话费。

小妖的声音显得异常兴奋。

“新年快乐啊！”她说，“我妈以为锁着我，我就出不来了，她没想到我会翻窗户，哈哈哈！等到明天早上开门叫我去拜年时，我已经到深圳了。”

原来已经到了新的一年吗？我举目四望，看见破着大洞的天花板，踩成酱黑色的红地毯，仿佛才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又脏又烂的小宾馆。

我为什么要在大年夜跟同事出来开房看他们打麻将？我为什么要给他们端茶递水？我喜欢他们吗？我为什么要装出喜欢他们的样子？

门缝里飘出呛鼻的烟味，有一丝一缕浓浊的毒气水一样流淌出来。我伸手去捞，像捞到了某种水草。那些毒气浓稠得有了触感一样，在手心里横冲直撞。需要多少毒气累积在一起，才能浓稠到这种程度？我几分钟前还待在那毒气室里，竟闻不出异味。

我有很多话想说，很多情绪想要表达，最后只平平淡淡叮嘱了一声：“买好了票告诉我。”

“放心，只要出来了，总能买到票的。你要不要一起跑？”说到“跑”字时，小妖的声调微微上扬，是询问，也是邀请。

跑不跑？我的门上没有锁，我的锁在心上。

回到毒气缭绕的房间，我看了看搁在椅子里的帽子，看着看着，就把帽子给戴上了。戴好了帽子，又顺手围好了围巾。

“你要回去吗？”有个同事拈着只麻将诧异地抬起头来，“现在回去？”

我跟父母住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这位同事的意思是晚上可能打不到去乡下的车。或者说，就算打得到车，他也不太相信我舍得花这个钱。对于乡村小学教师来说，大晚上的从县城打车回乡，无异于斥巨资锦衣夜行。

他的诧异里具有一定担心的成分，然而那成分极少，少到只够用来诧异地问两句。问完这两句话，他把手里拈着的麻将牌扔了出去，斜睨着等待下家的反应。

他斜睨的眼神让我厌恶。我才二十岁，为什么要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宾馆里看他们打麻将？吸他们的二手烟？忍受他们为了鸡毛蒜皮的一点小利益发动一波接着一波的明枪暗箭，然后还要假装和睦在一起团年？

那家小宾馆连台老电梯都没有，我一路下楼，一路看见楼梯拐角处黏答答的痰斑、黄兮兮的尿液。就这么个地方，我那些同事要互相倾轧好几个月，才能攒起钱来包间麻将房。到城里包房打麻将，是他们最大的享受。我走出小宾馆，走进路灯昏暗的街道，走向一片漆黑的乡村公路。

“我买到票了！我上车了……”小妖的声音如麻雀爪子一样尖厉而跳跃，换了个人似的。

下车后，她确实将变成另外一个人吧。我听着火车行进中发出的“咣当咣当”声，恍惚自己正跟她坐在同一辆列车上。

列车通往灯火通明的深圳，而我面前一片漆黑。我在黑暗里奔跑起来，踩着火车“咣当咣当”的节拍。去一线城市当白领，这是小妖的夙愿，也是我的夙愿。她去了，便如同我去了。她的奔赴，为我开辟了一条路径。有了这条路径，我看清了自己抵达的可能性。

二

小妖进了一家时尚杂志社。天天混迹论坛造就了她出色的文笔，面试那天，据说主编给的评语是：倚马可待。

她在杂志社附近的星巴克接见我，工装裤、大T恤，像只精瘦的蝙蝠。

“你也出来吧。”她满怀激情地看着我，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口灿莲花展示新生活的种种好处。

我抿着咖啡，小口小口咀嚼甜品。她语言里的世界，以走在时尚前沿的密集信息对我构成巨大诱惑，同样地，这些信息也对我形成巨大压力。在乡村待久了，我逛个家乐福都会迷路，怎么适应深圳的生活？

很多和我一样向往都市的农村女孩大抵如此。跨不过那道坎，就继续留在心有不甘的状态里；跨过那道坎，即将面对浩瀚的未知。对于有些人来说，未知是强心剂，催人奋进。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未知即恐惧。

我跟着小妖逛商场、吃日料、在海边拍照，站在那道坎上举棋不定。

“来深圳吧。来深圳……”临别时，小妖把手拢在嘴上，隔着车窗对我喊。我听不见她的声音，但看得明白嘴型的变化传达出的所有信息。

我对她挥了挥手。她微笑着退到一旁的花坛边，顺势坐了上去。我又挥了挥手，她还是坐在那里，微笑着凝望我的位置。

绿皮火车，首发站，停留的时间很长，长到我几乎忘了小妖的存在。好几个瞬间，我以为她已经走了，抬头一看，她还坐在那里。修长的腿从花坛上垂落下来，瀑布一样的长发披散在腰间，青春正好的面容自信得不留一丝余地。那一刻的小妖，是我迄今见过的最为动人的女孩，绝对真诚、绝对坦荡、绝对硬朗，像天空万里无云的蓝。

火车动了，她一下从花坛上蹦下来，边跑边把手拢在嘴边，继续朝我无声地大喊：“来深圳吧。来深圳……”

火车疾速将她丢在月台。

我的某个部分也随她一起被丢在了月台。二十多年了，那部分仍然丢在那里，跟双腿修长、黑发及腰、把手拢在嘴上边跑边做呼喊状的小妖在一起。

一个论坛上的ID，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一个不堪忍受现状却又不敢投入新生的女孩，有哪一点值得她这样呼喊？那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中碰面，我不知道她热烈的感情从何而来。或许年轻时，人的感情一旦有个出口，就会火一样烧起来。也或许，她内心深处呼喊的是另一个自己，那个偶尔软弱试图逃避的自己。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像我一样退缩，因而不屈不挠地煽动我的勇敢。

也许她的身上也暗藏着我的某个部分，那个偶尔勇敢一往无前的部分。我和她也许是同一个人的两种状态，一种状态走了出去，一种状态裹足不前。

我继续留在乡村。小妖在深圳风生水起。混得好的时候，她攒够了买房的钱。然而一个固定的居所对二十出头的单身女子来说，并不具备太大的诱惑力，稍做权衡之后，她把房款变成了时装和名包，挎着她的PRADA去了北京。

前路一片光明，谁肯困居一室？二十五岁的小妖以为深圳只是事业的开始，从没想过那可能就是她人生的巅峰。北京的工作冷一灶热一灶，收支勉强平衡，存不下一分钱。与此同时，房价飞涨，一年翻了一番，再过一年，在翻了一番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翻了四番之后，她知道自己与一线城市的房子彻底无缘了。

不是不后悔的，茶余饭后聊起来，她也会感叹错失了一次成为小富婆的机会。她曾预备下手的那套房子，十年后能卖五百多万。十年后，也是她想要有个固定居所的时候。

然而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错失了的机会便错失了。二十五岁的小妖无法预料三十五岁的需求，刚刚打开的人生，只想尝试各种可能，不甘心将所有财产压在一个搬不动、带不走的房子上面。重来一次，她还是会这么选，去不一样的地方、领略不一样的风光。谁能料定新的地方会不会有新的机会？这是小妖的思维模式。说到底，她所谓的后悔，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一放暑假我就去找她。她记得我喜欢吃法式鹅肝，掏光口袋带我去过嘴瘾。我帮她在出租屋里洗衣服、拖地。她的房子租在四环外，三室两厅，窄窄的楼梯上去，一直爬到顶。室内家具很旧，沙发和餐桌都是我八九岁时在县城姨妈家看过的样式。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环境却已经足够好了。我家的水泥房子连沙发都摆不下，前后门从早到晚开着，供左邻右舍通行，他们将我家当成通往晒场和鱼塘之间的捷径。

合租的两个女孩跟小妖差不多年龄，一个高挑，一个娇小，各有各的美。她们在旧家具上铺满镂空的白花布，有种便捷而又轻盈的雅致。她们的日常也跟铺满白花布的旧家具一样，手上没多少钱，生活方式却很讲究，化精致的妆容，穿华丽的衣裙，用平底锅煎牛排，不喝速溶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