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房间

时至今日，早晨醒来，意识没完全恢复，在一缕透纱而入的微薄阳光中，我会忘了睡在哪一张床上。记忆深处有两张床：一张脑袋靠墙，东西向；另一张脚靠墙，南北向。认识到那是两张年代久远的床，久到仿佛是上辈子的物件，如今的我不可能身在其中任何一张上，微微侧了下身，已然完全清醒，但愿这种朦胧状态多维持一会儿，透过半睁半闭的眼皮，努力复原两张床所在的两个房间的一切。于是以天花板的某一点为中心，依次看到房内的摆设，犹如小时候玩的显形药水，经由试管滴到一张纸，原本空白的纸页呈现各种事物的线条。

那些家具从蒙灰的幕布后挣脱出来。

在第一个房间，床尾西侧，有一个电视柜，黄漆遍体，左右四个抽屉，圆形拉环，长两米，宽一米，是旧年代的女儿嫁妆。柜子旁，一张书桌，面对南窗，窗外一丛茂盛的青皮竹，细雨中摇曳婀娜，竹旁两个露天大水缸，雨水落于缸中，泛起一粒粒小麻点，那是记忆的注脚。

第二个房间，床头柜摆着一盏幽微的台灯，柜子旁，一张电脑桌，早期的天蓝色电脑，笨重的机体发出低频率的刺刺声。再一旁，也是一件旧年代的女儿嫁妆，带镜衣橱，橱内空间宽敞，能容纳十来件衣裤、被褥，不显拥挤，镜面光可鉴人。我常站于镜前，关照青春期的唇上长出的胡髭（失眠的夜晚，总觉得有个披发女鬼站在镜中，对我长吁短叹）。

第一个房间是外婆家的卧室。

第二个房间是我父母家，即我的老屋所在地。

第一个房间消失于二十年前的拆迁，当时我正面临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大考，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重返，去完成一场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形式大于内容的告别仪式，并不认为那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对于一个后知后觉且天性敏感的人，故地的意义要在很多年后才显现出来，牵扯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条目，被冠以成长路上觉行圆满的佐证：原来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不见的东西，本身会被每一朵浪花裹挟，去往那水流平缓的洼地发出光亮，日久弥香，但为时已晚，可供凭吊的只有来自旁人的讲述。

当我不可救药地日复一日思念第一个房间及它周边的一切，在霞光铺满窗口的傍晚迫不及待询问母亲，当年的拆迁是怎么进行的？母亲一头雾水反问我，什么拆迁？她是一位着眼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天的主妇，过去的事件在她心中常年处于蛰伏状态，若没有激活的契机，将永远被遗忘。待弄清我的所指，她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说，哦，那个，就是好几台推土机，开进村子，把房子挖倒，别的还有什么？她也没见过，赔了一笔拆迁费，没别的，忘了。

我希望作为当事人的外婆可以为我提供更详细的讲解，可惜办不到，她落寞而孤寂地走完命定分派给她的七十个年头，被一种叫作甲状腺的病症折磨，十年如一日地咳嗽，殒命于五年前一场失败的手术。和她的房间有关的往昔与她的骨灰一块儿被葬入方夏公墓一米乘一米的正方体墓室，下葬时我出乎意料没流下一滴眼泪。

第二个房间在半年前也被纳入拆迁范畴。

消息传来，是在一个周末午后，窗外有厚厚的云层，落日坠落于远方山头连绵起伏的山脊线，光线诡异多变。父亲正在看报，差点没从沙发上蹦起来。

老屋是他三十岁（我一岁）那年建的，在家族兄弟中，他是第一个建宅基房的男人。建房前，他依靠工人家庭承袭的因素和自己的本事，进了一家国企，专事电表质量检测，那年头能坐办公室是了不得的事，他的兄弟，不是学了木匠，就是入了水族业，靠劳力吃饭。那是他的黄金时代，是一生中屈指可数的高光时刻，在我记忆中，他每天穿着天蓝色工作服，骑上凤凰牌自行车，风光体面去上班，下班时，给我买一些玩具，惹得小伙伴们羡慕不已。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年就赶上国企改革，国转私，企业大面积裁人，他不幸位列其中，失业了，于是从头再来，找了一堆工作，无一技之长，最终在时代罅隙中，活成了一个笑话，辛苦自不必说，收入少了一大截。后来城市化建设推进，兄弟亲朋陆续搬离氏族同居之地，入住商品房，他由于家道中落，怎么想方设法，吃苦耐劳，没能力赚出一套小高层的钱，落后于曾让他瞧不起的弟兄们，将罪责归咎于老屋，是老屋的存在压缩了他施展本领的空间，如若没有老屋，他也能住进商品房，对老屋横竖看不惯。尤其是2007年那场台风，大雨填平河道，大风吹倒树木，地势较低的老屋被河水、井水、阴沟水混合而成的那么一种奇怪水质灌入，浸泡了三天三夜。他面向西天，痛定思痛，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腾笼换鸟，倾其所有，终于在距离老屋两公里的青林嘉园小区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商品房。

他将老屋划分区域，分租给六户拖家带口的外来打工者，笑称自己也是有房出租的包租公了。我们这儿租房有两种方式，一是将房子囫囵承包给二房东，由他找客源，房东只从二房东手中抽取固定租金，做个托盘掌柜，事虽不管，到手的租金比较少，我二伯就是这么干的。父亲不愿意让二房东盘剥一道，决定自己动手，客源自己找，租房期间的所有事也一肩挑。自租房那天起，老屋仿佛故意和他过不去，频频出差错，下水道堵了、电表坏了、墙角漏水了、水管爆了……租户们来找他，他都给解决，会的自己上手，不会的请人修，搞得他焦头烂额。揽着那些租金，心事重重，对老屋的怨恨越积越多，每听到哪个区域拆迁了，总会露出羡慕的神情，期待拆迁——成了他一桩沉重的心事。

我在老屋住到二十五岁，二十五岁之前，一栋房子对于我的意义除了束缚自由，别无其他。叛逆期维系得比别人久一些，横跨整个学生时代，邻居小孩能在书桌前坐足两小时，捧着书本温习作业，我一刻也待不住，一心想往外跑，最好夜不归宿。我把头发养得很长，偷偷抽烟，口吐脏话，学弹吉他、高唱摇滚的热情比掌握数理化内部的逻辑更为强烈，父母一度以为我会变成坏孩子，跟着地痞混大街，寻衅滋事，目露亡命徒的凶光，在一场人数众多的斗殴中被人弄瞎眼睛。我虽不学好，不至于到这步田地，我的叛逆行为不带这些暴烈因子，追慕的只是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及更早的垮掉派，墙上贴着凯鲁亚克和约翰·列侬的巨幅海报，属于文艺范的不合作。我曾对父母表明心迹，不想再读书，打算背上破木吉他，把它真当一把侠客的剑，远走他乡。什么房子，什么家，正因有这些劳什子，将我困在这一弹丸之地，无法舒展身心，使远方成为一道迷人耀眼的幻影。

然后在某一天的清晨醒来，意识模糊，第一次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那时消失的只有第一间房，第二间（我身在的这间）还完好无损。我在后来同样难逃消失命运的这间房不可自抑地回忆已经消失的第一间房，在脑袋中将它的事物慢慢复原，复原到清晰在目。于是我又变成了那个孩子，跳下床，跑出房，跨过门槛，来到青皮竹摇曳、水缸半满的场院。夏季的清晨，空气分外新鲜，青皮竹下有一张竹椅，晚上忘了搬进屋，椅面沾染露珠，用袖子擦了擦，躺上去，在曙光中瞭望远处连绵的淡蓝色群山和山峰间弥漫的晨雾，耳边响彻第一批早起的鸟儿热情的鸣叫声。那一刻，外婆像要随时走出房间，抱着米箩，舀水缸的水，淘米做饭，烟囱升起晨烟。一转念，意识到她已过世，这种场景不会出现，一种奇妙的感受包裹住我，仿佛一股轻柔的回旋力，承托着我，将我从消失的第一间房拉回置身其中的第二间房。在回旋力的四周，黏附着千百片白色羽毛，我的情绪有些低沉，又挺饱满，填充身心，带着一丝落寞。

我在第二间房的床上怅然若失，由此延伸开去，重新打量老屋。它不再面目可憎，那个早晨萌生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注入其间，使我和外界剑拔弩张的关系得到缓和，我采取了一种和解的诚意，不再高举叛逆的旗帜，不再觉得整个世界出了问题，某人故意和我作对。说到底终究没有多大的愤怒，姿态大于实质而已，青春期膨胀的能量从体内泄了出去，在老屋第二间房的床上，完成一次微不足道然而至关重要的人生观更迭。原来老屋给予我的并非束缚本身，束缚的背面，是容纳和保护。

我从一心向往远方的愣头青，自那天起变得越来越恋家，远方的诱惑力消失无踪，甚至为曾有过这种不管不顾奔赴远方的念头感到不可思议，不过是年少无知的一种华而不实的情怀。工作后，一到周末，相比于和朋友聚会聊天，在酒店喝下一扎扎啤酒，去会所抱着话筒唱歌，我更愿意宅在家，听听音乐，翻翻书，电脑上淘电影看。凡一个人能完成的事，绝不附众，保持独自想问题的方式，独自看待事物的角度，那种无人打扰的氛围让我挺舒服。

后来发现，那何尝是什么性格的转换，而是遗传学上的某些原因导致。原来父母就是不爱和外人打交道的。刚搬入小区房那会儿，我担心他们能否受得了那份清净——一层两户，窗户一关，防盗门一锁，和外界失去联络，犹如落入孤岛。一栋楼，十二层，四十八家住户，四十八个孤岛，一架电梯将其串起，像一条倒立的巨鱼的脊椎骨和它的四十八片肉块——没料到他们万分适应。看清他们的这层性格，花了我二十多年时间，回想在老家，四邻八舍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和传统社会的群居生活疏远，置身事外，老屋的大门很少人光顾，人群扎堆的龙门阵他们很少介入，礼尚往来那一套繁文缛节能避则避，邻里纷争一概不参与。当熟人们陆续搬离，房子租给外地人，他们更是采取坚壁措施，不屑于用自己蹩脚的普通话对阵天南海北的口音。在他们眼里，那是一群心怀不轨，随时准备做坏事的人，一打上交道就会像沾染了污泥一样甩脱不掉。为了自保，为了将想象中的损害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他们圈起了自己。

住进小区房，逃离熟悉的土地，他们的生活焕发出个人世界微妙的光芒。他们害怕不确定，讨厌糟心事的侵扰，两个敏感怕事的人，和这世界脱离，孤岛成了他们心中最佳栖居之地。唯独仍然存在的那栋破旧老屋，沉疴难弃，时不时刺一下他们的神经。

所以那个窗外有厚云的日子，听到此区域拆迁的消息，父亲会从沙发上蹦起来，口不择言喊道，终于等到这一天！母亲的兴奋之情差不多少，双手合拍，发出一记清脆的响声。拆迁最鼓动人心之处，不仅能搬离旧地，还在于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拆迁费，按标准，用这笔钱置换两套商品房没问题——一栋原本就嫌弃它恨不得它自圮的老屋，变废为宝，连我将来的婚房都解决了，怎不大快人心。

那些天，父亲的精神面貌出奇地好，极力配合拆迁办工作，第一户签合同，告知租户们一个月之内必须搬离（他们时不时因为水电问题对他颐指气使，可他觉得出了口气。全部整理干净！他说），迎接测量人员核算房屋的占地面积、建材质量、户头大小……

忙忙碌碌，半年一晃而过，一天，吃过中饭，我问起拆迁事项进展如何。

父亲说，都办妥了，已经在拆。

这句话像一记闷棍，打在我头上。

这半年，我一直在忙，从一家干了九年的单位跳槽到另一家单位，人事变动、工资待遇，全身心投在上头，无暇他顾。

当天晚上躺下后，横竖睡不着，考虑的不再是工作的事，而是多年前的那场拆迁——我的第一间房所在的外婆家，消失于拆迁的那一年，以及那场至关重要的升学考试。

当年的考试可以等同于如今的工作变动，两者的心态可以暗地相通。我不想让历史重演，不想在一处故地消失之际，不去看它最后一眼，否则又会是一场漫长的遗憾和怀念。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

气象预报说台风即将来临。我们这里每年都有台风，一般在八九月。

我尽量不让一些华而不实的廉价情绪袭上心头。拆迁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村民们盼了一辈子，做梦都想住进商品房，拆迁圆了他们的梦，比如我爸妈。这片疮痍满目的地界对他们已无任何意义，但我忘不掉老屋，若让外人得知，难免以为我矫揉造作，在这么一个台风将至的日子独自重回故地，不知要干什么。在这世间活了二十五个年头，从某天开始，我的身体仿佛被植入了自动程序，到了饭点吃饭，到了困点睡觉，机械地完成每一项任务。这种感觉挺糟糕的，期待在老屋彻底消失之前，再来一次曾待过的地方，能得到一些启示，尽管可能只是一场徒劳。

站在老屋前，两扇铁门不翼而飞，蓝色标牌还在：赵家27号。牌上溅了几滴水泥，仿歇山顶的屋檐缺了两个角。穿过门楼，进到庭院，父亲手植的金桂站立着，树干直通二楼。

这个庭院留有我八九岁的记忆。每年夏天，父母会把桌椅板凳搬到院里吃晚饭，庭院上空，红色晚霞魅丽无比，不时有蜻蜓飞来，停在金桂的枝上，晚风一吹，飞出围墙。父亲喝着小酒，那时他喝酒的姿态那么惬意，直到月亮上来，母亲收拾碗筷，一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