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在乎些什么

朱山坡：弋舟兄，《广州文艺》开了一个“新南方论坛”专栏，已经持续两三年了，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奉该杂志之约我跟你聊一下“新南方写作”这个话题。我们是老朋友了，你知道我向来不善于聊这种理论性很强的东西。小说家们坐在一起也很少聊写作，最多是互相探听一下最近在写什么。大伙也不说真话，经常以“瞎忙，啥都没写”搪塞过去，但过阵子新作品便出来了。我印象中你属于这类人。其实，我理解，写作这事情跟“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道理，口袋里有银两，但不能说出来，更不能说具体数目。你最近在写什么？

弋 舟：山坡兄既然已经这么说了，我当然最近也是“瞎忙，啥都没写”。“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我注意到了，不注意也不可能，《广州文艺》搞得热热闹闹，算是文坛这个阶段的“显学”了。兄喊我来聊这个话题，实在令我有些意外，毕竟，我身在西北，跟“新南方”扯不上什么关系。我想，山坡兄找我来谈，可能还是基于对我这个多年老友的信任，对此，我也就只能召之即来了，至于能不能“来之能战”，那就不好说了。我尽力吧。

朱山坡：关于“新南方写作”这个话题，聊过的评论家和作家很多了，他们都说得很好，而且说得越来越好了。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聊过，没有新的补充了。我是“很南方”的人，接触过很多“很北方”的作家和其他朋友，南北还是有差异的，哪怕在写作上，像厨师炒菜熬汤，用的配方不一样。你是江苏人士，江南基因，在西北生活多年，“南北”在你的身上应该已经融为一体，“南北”对你来说不存在明显的鸿沟了吧，就像西凤酒与洋河大曲无论是单独喝哪一款还是混搭着喝，你都不会排斥了。

弋 舟：不时制造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说法，可能也是需要的。这么多年，我们应该也适应了，至少，我部分认可文学有时需要一些“话题”的推动。“南北”之辩的确对我“干扰”已久，我现在不再觉得这是一个“困扰”了，而“干扰”也是一种温和的、中性的干扰吧。因为总还是免不了要常常被人问及，对此，我差不多是当作“寒暄”之一种了。几年前吧，《扬子江评论》搞过一次相关话题的讨论，主旨好像就叫“小说何以分南北”，他们请来了余华，然后一南一北叫了两个70后的小说家，南方是路内，北方是我，谈了半天，各说各话，余华似乎是一个裁定者的角色。现在回忆，完全想不起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是“各说各话”，但彼此之间好像共识大于分歧，部分地认同了文学的确有着南北之分野，更大部分地反对了如此简单地两分世界。至于我，诚如你言，混搭着了，不要说排斥，甚至想要排斥都没有可能，因为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南，什么是北。

朱山坡：虽然你在西北生活，但我觉得你的小说“南味”更浓一些。你声称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理解为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追求，一个作家未必要为“故乡”写作，也没有义务重点书写某个“地方”。因而，我们追求和践行的理念是一致的：自由。写作的自由是可以超越“地方性”的。然而，我理解的“新南方写作”并不局限于“地方性书写”，如果仅仅以“地方性”理解某种写作，那就太狭隘和浅薄了。没有谁会为一个流派去写作，况且“新南方”并不是一个流派。一个作家也是有文化和基因属性的，尽管这些属性并不足以左右他的写作。南方对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有些东西是血液里的、骨髓里的，我们得认。但有时候试图挣脱一下与生俱来的东西，去接纳和吸收一些陌生的、认知和经验以外的元素，让自己更丰富，甚至淡化所谓的“辨识度”。这可能就是米沃什说的“设法跳出自己的皮囊”。你有这样的尝试吧？

弋 舟：这的确要搞清楚何谓“新南方写作”。有些概念是在文学意义上运行得多一些，有些则可能在社会学意义上超载了。就我们的文学制度而言，各级作协、各级刊物，都有一个“辖区”的归属，那么，为自己的地盘鼓与呼，由此换来辖区政策的青睐与支持，这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写作的确也有着“地方性”的必然约束，关于自由，关于无限，我们恐怕都知道那是一个个抽象的愿景，而人的不自由与有限，才是永恒的事实。我们必定受限于自己的才华、自己的禀赋、自己的人格乃至自己所在的物理世界。有了这种对于“有限”的自知，挣脱才有了动力吧，所谓“设法跳出自己的皮囊”，前提必然是依然认识到了有一个皮囊在限定着我们。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新南方写作”没准就是一个积极的倡议了？它或许意在对于“老南方”这副皮囊的反动？

朱山坡：我们写小说的年头都差不多，转眼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早已踏入“中年写作”的阶段。写了那么多年，我已经几乎进入“可写可不写”的懈怠阶段，甚至有时候有严重的拖延症，实在无事可干了才坐到电脑前。但如果长时间不写，又会空虚和焦虑，仿佛啥正事也没干。你还保持“兴致勃勃”的状态吗？你的“中年写作”会遇到困境吗？跟年轻时相比，现在写作有什么不同？

弋 舟：不知道同辈都是怎样的，我如今对写作这件事深感厌倦，每每决心要写点什么时，首先就要跟自己搏斗一番。这可能就是困境了吧？毕竟，你我以“作家”行世，一个作家厌倦写作，岂不和一个农民厌倦耕作一般吗？——不，这个比喻可能并不恰当，也许从来就没有不厌倦耕作的农民，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的确热烈地爱过写作。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血气渐渐衰退，算是一个缘由吧，但我知道，还有更深刻的沮丧在笼罩着自己。

朱山坡：我们每天都在阅读、写作，都跟当下的文学现场发生关系，都在时代和生活的巨大裹挟中挣扎和喘息。你认为自己是“精神诊所的观察者”，但你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观察”你。或明或暗，有形和无形的眼睛在看着你。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同样一个实验，有人类观察者和没有人类观察者，将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假设有观察者在观察你吗？如果没有，写作的时候你到底在乎什么？如果有，这些观察都是什么人？写作的目的和结果会一样吗？

弋 舟：这些问题和“新南方写作”有关吗？如实说，经你这么一问，我得承认：我写作的时候会有某种被观察的假设。因为我实在难以相信，写作者真的会物我两忘，挣脱人的基本限定。观察着我们的，大约是读者、同行、权威，在更高意义上，还有“意义”与“价值”，有那条漫长的文学河流。至于目的与结果，我一下子还想不大清楚，这太复杂了，要分别厘清何谓目的、何谓结果。

朱山坡：不仅是“南方”，包括全世界，文学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文学，不一样的作家。有时候我们会固执地认为，文学中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有时候，又不一定那么自信。正如我们的写作，有时候信心爆棚，有时候意义尽失。到头来发现，“虚无”才是永恒的。所以，写作是需要不断自我赋予意义的，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我是悲观主义者，也经常被虚无主义折腾，但我不宣扬悲观主义，我觉得文学和写作还是意义非凡的。

弋 舟：文学真的“都在变化”吗？是或否，都有足够充分的论据，只看我们立论时处在一个怎样的心情里。你的这些认知我完全赞同，因为你反对了一切，也拥护了一切。这种对立的统一，在我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作家比较正常的样子。

朱山坡：我们都是短篇小说的爱好者。我发现一个现象，现在成熟一点的作家好像都忙着写长篇去了。他们是不是觉得短篇小说不好分高下？短篇小说像诗歌一样，评判标准没那么分明。长篇小说可能更容易分出优劣来。为了证明自己，都写长篇去了。我也在写长篇。有一个自我困境：写短了觉得没分量，写长了担心没人看。当然，如果写得好，一百万字也是有人读的。写长篇最大的担心是写不好，耗尽精力而毫无所得。写短篇小说踏实一点，写坏了大不了作废，另写一篇。小本生意，损失不大。有一阵子，大家喜欢写《×××故事集》，就是主题性的短篇小说集。你也出版了《丁酉故事集》。这是挺有意思的写作。我很早便有这种意识。早年我出版有《十三个父亲》。十三篇以父亲为主角的短篇小说，塑造不同的父亲形象。后来写了《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刚写了《蛋镇诗社》，凑成了“蛋镇三部曲”，每部只有十五万字左右，都是“以短篇的形式写长篇”。毕飞宇在评奈保尔《米格尔街》时说：“不好的作家可以将长篇写成短篇，好作家可以把短篇集子写成长篇。”这句话鼓励了我。如果一个短篇无法在一部长篇面前秀肌肉的话，不妨拿一部主题短篇集子试试。国外短篇小说不一定都单篇发表，经常是推出“首发的”短篇小说集，也是一种办法。不好意思，一个写不了长篇的人在为短篇小说辩护了。目的很明确，期待你继续写短篇，陪我一起玩。

弋 舟：南北之辩，长短之辩，你看，我们经年就被这些事儿干扰着。我能够理解你的情绪，因为这就是弥漫在我们头顶上的文学空气。在这样一对又一对的比较之中，我是不大愿意分出个高低贵贱的，也分不出，只觉得多说无益，也多说无效，人都是基于自己的“私情”为自己申辩的吧？而且每一次申辩，都会振振有词。山坡兄的写作素来令我敬佩，尤其是你写下的那些漂亮的短篇小说，它们就是我心目中朱山坡的文学样子。至于我等能不能写长篇，结论还不好下吧？其实，不写或者写不好又如何呢？我唯一感到困惑的是——长篇崇拜，在今天是怎样一桩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朱山坡：嗯，是这样子。本来已经摆脱了这些纠结，但有时候又忍不住拿出来说一下。写作嘛，有时候是左右手互搏，无聊至极，却又乐在其中。我佩服兄的淡定，从容，目光如炬。西北有高楼，我还得继续向兄学习，无论是写作，还是心智。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