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城市的共振

自创刊以来，《广州文艺》就致力于助力广州文学事业的发展，成为广州青年作家的一大摇篮，从这个刊物走出了很多重要作家。培育青年文学人才的同时，《广州文艺》作为立足广州城市的文学刊物，也在推动广州城市文学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谈论广州的城市文学，不能离开《广州文艺》。《广州文艺》是我们了解广州城市文学的窗口，《广州文艺》刊出的广州城市题材小说又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广州城市文化的窗口。为此，梳理研究《广州文艺》刊出的广州题材城市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广州文艺》对城市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更能帮助我们了解广州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精神流变。

《广州文艺》刊发了很多广州题材小说，而它在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刊发的广州故事最值得关注，这个阶段的作品，是历史转型期的城市历史记录和城市文化表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紧邻港澳的前沿地带，广州也率先迎来了改革的热潮。广州的市场有了新鲜事物，广州人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走出以往的纯政治化的生活，多了经济内容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开始有了城市生活气息和时代文化内涵。同时，因着改革开放带来了文艺政策的调整，“双百”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在这个语境下，《广州文艺》才能推出更多呈现广州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内容的作品。尤其在1980年深圳成为“特区”之后，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也开始自觉关注城市的新风尚和新生活。因着这种自觉，到1984年的时候，《广州文艺》开始设置了专门关注城市生活的“特区剪影”栏目，这个“特区剪影”虽挂有“特区”名字，但也偶尔将广州城市题材小说置入其中，或者说刚开始时刻的深圳特区故事基本上会关联起广州。为此，“特区剪影”是《广州文艺》开始集中推出广州城市题材小说的第一个栏目。可看这一期《新的一页——编者的话》，编者强调了《广州文艺》培育文学青年的平台功能，同时也开始强调另外一种职责：“我们还力图使《广州文艺》成为读者了解特区新貌的渠道。本刊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将努力反映在广东实行经济上开放政策后出现的新人新事和新的矛盾斗争。因广州邻近港澳，又是祖国的南大门，为此，我们开辟了‘特区剪影’‘岭南风采’‘港台文讯’‘四海潮’‘彼岸一瞥’等栏目。”这“新的一页”对《广州文艺》而言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广州文艺》开始有意识地立足广州来推动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它是此后《广州文艺》开设“都市之光”等都市文学栏目的先声。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

《广州文艺》1978年第1期，发表了黄天源的广州题材故事《偶遇》，开篇是“傍晚，夕阳的余晖把涨潮的珠江映照得波光粼粼，在西边天上玫瑰色的晚霞衬映下，显得格外美丽。我们俩在沿着江边的堤岸散步，这晚景实在使人陶醉”。城市景观的美，是用来对比人的心事。小说写改革开放初饮食店服务员的心理变化，有着明显的社会转型、文化过渡期特征。一对准夫妻在江边散步，男方希望未婚妻能够找关系换一下工作，改变小食店服务员身份，女方对此有了不快，她认为作为记者的未婚夫嫌弃她的身份。“他当记者，我当一个小食店的服务员，这是两年前相识时彼此都知道的。我虽然有点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什么，想不到现在……”之前不在意，“现在”的新变化，显然是时代氛围改变的结果。两年前，都是劳动人民，都是服务于人民。但两年后的“现在”，“劳动者”有了更复杂的含义。当然，这个小说还是写女方如何通过“偶遇”另外一个饭店服务员，而调整、扭转了正在萌发的对餐饮店服务员身份的嫌弃心理。之所以要让这对未婚夫妻对待工作的心理态度回归纯正的“为人民服务”轨道上来，当然是作家的思想要求，是当时历史语境下文学必然要去完成的思想教育传达。但无论如何，这个小说写出了改革开放前夕广州城市的社会心理变化，它作为一种迹象、先兆，已经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文化变革。

同样，1978年第2期茹斯红的龙舟对唱作品《张大伯二进广州南》，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写时代变化。张大伯1976年第一次来到广州铁路南站取货时，遭遇的是混乱的、无纪律的仓库管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是消极怠慢的。一年后，“四人帮”倒台，张大伯再进广州南站进货，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他看到站门口有对联：“全国大治，铁路大治。人来车往，货进货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有了彻底的改变，让张大伯感受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氛围。还如1978年第4期柳嘉的散文《海的性格》，作者游览广州最南、靠近海的地方，由虎门想到广州的近代史，由海感受到一种英雄献身于国家的崇高感。“海的性格虽然是一种美好的、崇高的性格，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却是悲剧的性格。它受到压抑、破坏以至嘲弄。”古今对照，作者由林则徐的遭遇，想到肃清历史遗毒的重要性，更感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表现出一种反思历史和憧憬未来的情感。“一切美好的性格、崇高的品德已得到，而且必将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1978年第5期有很多篇广州故事，都体现着清晰的改革开放气息。比如许显良、方亮的短篇小说《姐姐的爱情》，写广州市民家庭，对于子女与华侨子弟交往、相爱的态度变化，主题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姐姐的爱情》安排广州女子与“华仔”的爱情设置，这不同于类似题材小说多以地主、富农家庭子弟身份，这或许也是一种地域特色的不经意的表达。还如广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人张育荣的《人欢车快》，以青年女汽车司机的身份和目光，带我们游览着当时的广州城，写及海珠广场、北京路等。更关键的是，这个故事写出当时广州青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相互学习、提升个人技能。其中修车技工要自学补修的居然是英语，这也是一种相对少见的志向，或许与广州这样的南方沿海、靠近港澳的地理位置相关。同时，这个小说虽有着直接的“为人民服务”一类政策话语，但人物的服务意识反倒是表现得很自然，更似发自个体内心的行动，而非因政策话语要求而来的刻意表现。再如1978年第5期还有广州教师进修学院黄锦鸿的作品《一张发不出去的请柬》，写广州文化馆干部在“四人帮”倒台后、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从个人及集体层面纠正作风、解放思想。“不要因为怕闲话便不和金甫文打交道，我看不正确对待金甫文才会被人闲话呢。”这样的观念，清晰点出了时代风气、广州基层干部思想的大调整。这个故事，虽是配合时代的政治主题写作，但小说写出了广州基层文化工作者如何处理历史问题的细节，尤其他们内心精神方面的转变过程，包括这期间反反复复的情绪变化，这些记录有着难得的文学审美和历史认知意义。

以上这些1978年刊出的广州题材小说，是国家改革开放大历史背景下的、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故事。我们看这些作品，虽然都是比较简单的生活故事，但正因为这种直接和简单，而最清晰地保留了时代的痕迹。这些小说都在反思“文革”历史，在写打倒“四人帮”之后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理想和希望。为此，这个阶段的小说，所彰显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内容，既是社会回归正常秩序、人民有了新生活的心声表达，同时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存在着这一类“希望之声”。对于这类来自人民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呼声，历史又如何能够置若罔闻？它必须顺应这种呼声，从政策层面推进“改革开放”，用制度为人民的生活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改革开放前夕的、《广州文艺》刊出的广州城市人民的声音，就是当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

二、城市发展与1980年代的广州故事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会议真正将全社会引到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全民开始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历程。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在“改革”和“开放”的道路上是走在最前列的。为此，1979年开始的广州城市文学，也出现了一批改革文学，这些作品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样，充满改革精神，对未来充满希望。比如1979年第2期，时为省航道局疏浚公司员工何厚础创作的《情满大江》，写珠江河上挖泥船司炉工合力推进技术变革、寻求更大进步空间的故事，也是应和了“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发展声音。

广州的改革故事，还如1980年第4期方亮创作的短篇小说《过关斩将》，写广州唱片公司引进新技术的改革过程。小说直接谈及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改革故事，并把老厂长老丁与乔厂长类比。这个小说讲出了改革开放过程中青年人与老一辈管理者之间的思想差异，更写出了转型期工厂管理者思想上的徘徊，包括工厂制度上的落后，等等。作者在文中借助人物口吻直接发出感慨：“我们的机器锈迹斑斑了啊！四个现代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再看1981年第4期柳嘉创作的报告文学《移山填海造花园》，记录广州引进外资建筑现代化白天鹅饭店、中国（广州）大酒店、花园酒店的工程情况，其中有对白鹅潭风景的生动描绘：“瞧，美丽的白鹅潭依然流水悠悠。一张张似浮云片片的白帆，一只只鼓着后浪的机动航船，一艘艘高耸着黑色烟囱的客货轮相继驶过。那帆影与烟云把这一潭碧玉般的流水染上一层炫目的流金重彩。以沙面的慢慢长堤、婆娑绿树、艳艳花圃为衬托，在堤岸外的水域上耸立着一座高达二十八层的连云大厦。这是一座在建筑艺术上推陈出新、高低层相结合的建筑群。”这一描绘，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放在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作者以及更多广州人民，面对这些在高度、设计方面都有着大突破的高楼建筑，其激动之情也可以理解。尤其花园酒店，作者将它塑造成了一种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象征性存在，它聚焦了当时广州甚至全国人民关于何谓现代化的目光和想象。“在建筑工地上，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动人景象。鹅潭夜月中灯火辉煌，象岗山下掘土机挥动着的巨臂迎来了明媚的晨光，大花园的黄昏斑斓奇丽。”这些描述，既是作者个人激动之情的表达，更流露着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昂扬奋进精神。

城市发展必然触及城市建设，白天鹅饭店、花园酒店等是新的、现代化的建筑，还有一些是旧城改造意义上的城市现代化问题。《广州文艺》1985年第2期发表的黄锦鸿的短篇小说《乔迁之悲》，是个极有趣也很有意味的广州故事。一辈子生活在城南康乐居大祠堂的伦大侯，儿子工作后在城北买了公寓楼房，他兴冲冲地搬到儿子新家却住不习惯，为了房子的风水问题搞出很多事，为此还挨了儿媳的批评，最后赌气独自回到城南老祠堂生活。这个故事不仅有清晰的时代感，还有前瞻性。小说写出了20世纪80年代老城区祠堂大院内部老广人的生活空间及其公共生活方式，更写出了改革开放后城市市民对公寓楼房的向往之情。但住惯了广州祠堂老宅的老人，很讲究房屋的风水问题，也喜欢在大院里自由随意地喝茶聊天，这些对现代公寓楼房而言是难以实现的。伦大侯率先感受到了传统祠堂生活方式与现代公寓生活之间的大冲突，他在面对祠堂大院的拆迁规划时，提出希望保留祠堂大院的想法，这让他成为大院所有人的“敌人”。祠堂大院集聚了很多户人，每户人的生活空间都特别狭窄，住在这里的家庭都希望尽快拆迁，过上公寓楼房生活。包括这个大院里与伦大侯同龄的老人，因为还没感受到公寓生活可能带来的诸多不便，也都渴望祠堂大院被拆，改善生活条件。比如伦大侯的老友马超就骂他：“你这人不是东西，太不讲义气了。自己住上新洋楼，飞上枝头做凤凰了，却想我们一辈子屈在这里，是吗？”伦大侯犯了众怒，最后只能逃离祠堂大院。伦大侯的遭遇，背后是时代转型期城市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其保留祠堂大院的声音，是率先体验了现代城市生活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超时代的反思性声音。

广州的城市发展，也带动了周边乡村的发展，或者说，广州城市故事是不能脱离周边的乡村故事的。《广州文艺》1985年第4期的“都市之光”栏目，发表江川的中篇小说《猛龙过江》，小说写珠三角东滘乡因承包鱼塘率先成为“超级万元户”的亚坤，过珠江入广州城买车的故事。小说写私人买车的各方面困难，农村专业户买车，还需要在地方上向县城相关机构申请。但实际上，这个流程只是担心中间的倒卖，担心车流入黑市，导致不懂行的百姓受骗，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为防治车辆买卖乱象而出现的临时政策。比政策的时代转型期特征更突出的是，小说描述的城乡对比，从政策环境、社会风气维度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官商关系、行政干部作风的转变。亚坤顺利购车，让他感受到了新时期全新的官商作风。“这一切，令龙亚坤大出所料。这几年，他因为经营上的事，没断过跟商业部门打交道，亦没少吃过‘官商作风’那一套的苦头。今番所见所闻，使他不胜感激。”改革开放，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建设，更有城市人的变化。《猛龙过江》写出广州城市管理者的观念变化，这是受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风气影响之后最先改变管理观念的一批人，他们是改革开放新人，同时也是传承传统“为人民服务”信念的新形象。同时，《猛龙过江》还通过父子两代人的消费观念比较，写出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人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写农村万元户家庭父子两代人对待金钱的看法，儿子住豪华酒店，在父亲看来是摆阔，儿子对父亲说：“又不是天天住，何必这么肉痛？你辛苦了一世，也该过几天舒服日子啦！再讲，如果不是住进这里，碰上刘衍、林惠婵他们，多花的钱不知要比房租厉害几百倍哩……”“何必这么紧张？钱使了你以为不会再来吗？如今报纸都整天登文章，提倡‘能赚会花’，引导老百姓讲食讲穿，还要改变旧的传统消费观念呢！”这里不仅写个人的消费观，更说明这是被鼓励的消费观念变革，是一个时代性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