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别裁:懒即真、撒娇派及乌皮几

作者: 向以鲜

懒即真

杜甫一住进成都草堂后,很快就进入一种被诗人称为“疏懒”的生活状态。在别的地方从未找到过,只有到了成都后,诗人“疏懒”的神经才被唤醒。这种现象一定和成都平原及周围山川的道家气息紧密相关。

杜甫所喜欢的种药与卖药的生活自由而逍遥,部分地滋长了杜甫的“疏懒”。晚年到了湖湘一带,仍然没有放弃这种既可解决一定的温饱又可治疗疾病,还蕴含着几分隐逸气质的行为。汉朝那位身世显贵的韩康就爱到山中采药弄到长安来卖,一卖就卖了三十年,而且从不讲二价。我们当然记得贾岛那首《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卖药的营生,除了比较有仙道之气以外,获利也较为丰厚。民间一直有“当强盗的不如卖药的”一类说法,说明卖药利润很高。唐代药业十分发达,名医辈出。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保留了一部分唐代药业文献,如阿斯塔那五号墓出土之《唐蒋玄其等领钱练抄》,蒋玄其一次就从官方领取药值大练二百三十五匹二文四尺。唐代的丝绸绢帛具有货币价值,可以和铜钱一起使用。日本学者池田温利用龙谷大学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尤其是《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撰写出《中国古代物价初探》一文。里面有关于唐代药价的详细说明,每种药材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彼此之间的价差并不大,从而制止药商以次充好牟取暴利的行为。总的来说,药价比一般生活用品要贵得多,所以,杜甫走到哪儿都不想放弃他的药生意。即使在秦州的几个月,他也有“采药吾将老”的想法。开元天宝最富庶的时候,米价十分便宜,一服配伍好的生药价格,可以买到好几斗大米。所以,别小看了杜甫的卖药行为,确实是可以养家糊口的;加上又是自己种植的,利润就更可观。

杜甫在作于上元二年(761年)仲春的《漫成二首》,其二中写道:“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疏懒,实际上是一种近乎隐居的状态,一种有所选择的放弃和沉迷。在这种接近于陶渊明的状态中,杜甫很容易和峨眉老(东山隐者)这样的人达成共识。唐代的峨眉山佛道共存,这个峨眉老就是一位来自峨眉的道士。

懒是一种表象,真(天真与真实)才是本相所在。

懒是表达的方式,真才是筌蹄之下的鱼兔。

正如杜甫在后来所作之《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中所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如果直接袒露出真相,不仅不能保护好自己,还可能遭致别人的非议。那样一来,“真”就会受到损伤,只有让“真”穿上“疏懒”的外衣才能更好地得以葆真,懒即真。杜甫的“懒”与“真”和杜甫经常在诗中提到的“愚”与“拙”同一机杼,都是在真诚、真实的人生态度中再现出来的一种本来之美。

杜甫的“疏懒”并不同于懒惰,杜甫要于“懒”中存真与求真。这个“真”更接近于道家所讲究的自然的天性或生命的天真,亦即宋人冯椅所说的那种孩子般的“天真未散之象”。老子说:“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如享太牢。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的确,成都的杜甫,放松下来的闲适的杜甫,与长安时代汲汲于仕途的儒家生涯相比,更像一个半隐逸的道家诗人。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早年追随李白大哥而向道的青年梦想,竟然在成都得到部分实现。杜甫为何要游历道教圣地青城山,还登上了被后世认为是财神赵公明得道的丈人山(赵公山)?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也为自己最终在赵公山麓筑居而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当杜甫沿着丈人山的丹梯登上山峰时,仍然忘不了采掘可以吃出“冰雪容”的道教仙人食物“黄精”。直到今天,赵公山的沿途,仍有不少山民贩卖黄精。

疏懒之中,诗人似乎完全沉浸于自然的美梦中,完全遗忘尘世的烦恼。

仰面贪心又贪婪地观看飞鸟的颜色与姿态,看得如此投入和忘我,以至于神情恍惚、张冠李戴地回应着别人的招呼。杜甫可能是诗人中较早的观鸟一族,这个爱好也是在成都才培养起来的。有趣的是,后来杜甫放船离开成都时,坐在船中还是改不了观鸟的习惯。但是鸟儿们有时并不喜欢人类过多观看(观看就是打扰):“村荒无径入,独鸟怪人看。”(《放船》)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杜甫在《遣意二首》其一中写道:“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懒真的诗人,有时连一些基本的应酬也不想参加,甚至希望不被人记住自己的名字。

诗人杜甫到底有多疏懒呢?最夸张的时候,杜甫可以一个月不梳头,似乎在刻意模仿像韩康那样的隐士形迹。这种疏懒也必定和舒适的成都的文化与生活气氛紧密相关,就像他在《田舍》一诗中所写的那样:“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成都的夏日风光芳草乱长,榉柳的枝叶柔软,枇杷树上挂着累累果实。杜甫疏懒得真是可以,反正这儿人少,衣裳也懒得穿了。并且,杜甫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天真得可爱的借口:那些鱼梁上的鸬鹚不是也很慵懒吗?你看,它们舒展开宽大的翅膀(仿佛脱掉了衣裳),让落日的光芒把每一根羽毛晒得又暖又亮。这理由这参照物,只有我们的诗人杜甫才想得出来。不仅仅是想得出来,杜甫还真像鸬鹚那样做了。《江亭》:“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诗人待在江亭之中,打开衣裳(也可能脱掉衣裳),让温暖的阳光照耀他祼露的肚子,轻歌小唱,什么也不用管不用想,让心和意随着流水与流云而飘荡。

懒与真的生活态度,也带来了杜甫诗学观念的转变。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诗人提出了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表里的写作状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一作兴),春来花鸟莫深愁。”杜甫一方面袖手于锦江旁边,想写出惊世骇俗的佳句,而且这已经成了诗人的一种癖好,无佳句不作诗;另一方面,诗人又强调写作的随意性、随机性甚至偶然性,不刻意去追求什么深意或言外之意。“浑漫与”正是“懒”的表征,“耽佳句”正是“真”的落地表达。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指出:杜公尝言“老去诗篇浑漫与”,又言“晚节渐于诗律细”,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手纯熟。熟从精处得来,两意未尝不合。“耽佳句”和“诗律细”亦即求诗“真”之具体行为,“诗律细”仅是“佳句”的一个重要特质。

有时候,杜甫的这种懒中带真的道家行为,还会投映于家人身上,比如《江村》一诗就呈现了这样的夏日场景:“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注意杜甫用词的准确性,这个“抱”字不是随意写下的。我们知道草堂坐西朝东,处于浣花溪西岸的一个回水湾旁边,给人一种环抱的感觉。漫长的夏天无所事事,正是疏懒的季节,一切都显得那么幽深自在,梁上的燕子、水中的沙鸥们自由、亲爱、无拘无束!岁月和沧桑虽然刻满妻子的面容,仍有一颗青春的心!杨氏因地制宜,没有棋盘就画纸为局(没有纸还可画地为局),在想象的对弈中,体味来之不易的幸福。可爱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这种顺应造化的活动中,随物赋形,把缝纫衣被的铁针敲成弯曲的鱼钩(没有针还有身边别的任何一件可以弯曲之物为钩),他们要从成都的江水中,钓出银色的欢乐。这种时候,就连疾病也成了一种进入道境的辅助,让人想起病中的维摩诘居士。

凑巧的是,杜甫的邻居也是这样一些近乎疏懒的人。

草堂是坐西朝东,西边是大片桤木树林,东边、北面和南面都面临江水。草堂的厨房就设置在东边,宜于直接排出生活污水。因此,杜甫的邻居在两个方向出现,一个是北邻(左邻),一个是南邻(右邻),真正是左邻右舍的格局。草堂的南北方向距江水较东边略远,所以,杜甫在《绝句六首》其一中说:“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北邻》:“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时来访老疾,步屧到蓬蒿。”看来,杜甫这位气度不凡、爱戴白头巾的北邻还是一位既善写诗又会饮酒的隐士,而且还是和杜甫一样是个辞过官(县令)的。他和杜甫之间会不会因为竹子方面的交易而成了好友呢?如果真的是“野竹”,不需要用“青钱”去买,直接砍来用了便是。总之,两人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了好邻居。

草堂的南邻(右邻)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从《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一诗中,我们得知杜甫的南邻也大有来头,一位朱姓的隐士(山人),一看就是具有道气的高人。朱山人离杜甫的草堂似乎更近一些,之间也就隔了几丛竹子的距离。朱山人的竹林很茂盛(北邻的野竹也可能是向南邻购买的),行走其间,外人根本无法看见。朱山人的住地中修建着好看的水亭,幽花满树、细水通池,园子里面种有芋栗之类的食用植物。杜甫偶尔也会和朱山人一起喝两杯。这一南一北的两位邻居很有意思,两位都是隐逸之人,但是两人的风格大不相同。北邻身材挺拔,衣着讲究干净洁白。南邻似乎没有从仕经历,爱戴条乌黑的角巾。《南邻》:“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杜甫的南邻除了朱山人之外,还有一位名叫斛斯融的人。这个人不是一个隐士,而是一位疏懒的“老儒”。斛斯融死后才被追授为校书,生前靠卖文(写碑)为生,经常有人拖欠稿费,住的地方(荆扉土锉)比杜甫及另外两位邻居差很多。即使要回来一些钱,还不够他一个人痛饮呢,还要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找酒喝。杜甫为他写过好几首诗作——《闻斛斯六官未归》及《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也是写的这位仁兄:“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杜甫自注说:斛斯融,吾酒徒。杜甫常去找斛斯先生喝酒,可这位老先生更厉害,出门找别人喝酒去了,一喝就是十天半月不回来。

就在写斛斯融这组七绝中,还有一首经常被人提及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苏轼一方面好像不太喜欢这首诗,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喜书之”。他在《东坡题跋》中批评说:“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接着,还感叹地说道:“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诗歌确实让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人长存于世,比历史本身活得更久。苏轼所说的“清狂野逸”,用语也太重了一点儿,实际上是懒与真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懒即真,在懒与真之中,偶尔去到一个美丽的邻居家欣赏一下春天的花朵、蝴蝶或黄莺,有什么不好呢!总不能老是和几个老气横秋的老头子混在一起吧?懒与真、真与美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

这就是成都,疏懒、自在、本真,从不缺少鲜艳的生命本色。

撒娇派

懒与真的极致就是无所忌惮地撒娇(亦即杜甫的“狂”)。撒娇是一件包裹各种情绪(孤独、愤怒和无可奈何)的衣裳,也是一种缓和坚硬碰撞的润滑剂,让呆板而苦楚的生活变得更富有生命力,更有回环的空间。说得再直接一点儿,撒娇就是一种对抗严酷时代的生存智慧。

杜甫的撒娇有多种表达方式,比如“小摘”式的撒娇。

成都的杜甫虽然时有拮据,总的来说,还是生活得比较闲适的。成都的土地和人民对杜甫很厚道,随便种点儿什么(植物或友谊)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杜甫的草堂地处城外,人烟稀少,总还是有八九家江村。成都人天生好客,杜甫很快就融入成都的温情脉脉之中。有时,他会让邻居们来园子采一些需要的药物,这是杜甫的善意。杜甫已经习惯了成都这种疏懒的生活,经常去邻居家串门,一种典型的成都坝子的生活方式,地势平坦,邻里相望,方便相互往来。杜甫的身体时好时坏,成都的春天花粉比较多,搬进新居不久,杜甫的过敏性哮喘老毛病又犯了。

《宾至》:“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草堂才修建不久,里面已经种上了蔬菜。有客人来访,杜甫才让儿子赶紧把头巾帮着戴端正,强打起精神亲自到菜地里采摘几把刚刚长出不久的嫩菜来招待客人:“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为什么只是“小摘”,难道舍不得多摘?《说文》解释说,草木初生曰甲。杜甫所说的“小摘”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蔬菜种下不久还没有长大,还处于萌芽状态;二是出于爱惜,小心翼翼地采摘,害怕弄伤了根茎。当然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采摘得不多,盈盈一掬吧。最早使用“小摘”一词的,可能是东晋刘宋时期的诗人谢灵运,他在《永嘉记》中说:“百卉正发时,聊以小摘供日。”杜甫之后的李商隐也使用过:“浮杯小摘开云母,带露全移缀水精。”(《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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