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最后二十年

1

绍兴五年（1135年）秋冬时节，李清照自婺州回到临安。现在，她终于坐了下来，通过写作进入回忆，通过回忆向死去的人偿还债务。赵明诚死去已经六年，这六年她苟活于世，疲于奔命，想要完成丈夫当年交与的一个遗愿。却没想到生逢乱世事事违，古器书帖一路飘零，想要投进也找不到门。没能守住南来的十五大车文物，她是有愧于他的，这笔债此生怕也难偿还了。现在，趁着时局安宁了些，皇帝已御驾回銮，她也从婺州回到了临安，有一件事她必须着手去做了。

可能是前晌在婺州缴进实录给她的启发，她决定把亡夫的《金石录》表上于朝。这部书是丈夫在世时唯一看重的一项事业，也凝聚着他们婚后一路走来的欢乐和心血，书稿她一直带在身边。她今年已经五十有二，古人说行年五十而知前非，在这乱世里，焉知不会再来一次仓皇出逃。做完了这件事，她也才算对亡夫有个彻底交代。

在这之前，她已听说过，她和夫君名下的一些艺术藏品已陆续出现在皇家内库的收藏清单上。比如说，那幅文及甫和大书法家米芾拜观过的蔡襄“谢御赐诗卷”，绍兴三年（1133年）秋天，赵明诚的表兄谢克家就曾在法慧寺亲眼见过。那里原先是一个祈雨之所，现在是秘书省的所在地，是皇室专门用来存放精美的艺术品和礼器的地方。当年，谢克家曾帮助她阻止御医王继先垂涎赵家古器，他在秘书省看到赵家文物流进内库，也不知是何心情了。

她不知道这些古器字画是怎么流进内库去的，是她寄存在某地忘记取回的，是小偷转手的，还是朝廷向某个掮客出钱买的？她清楚地记得，这幅蔡襄的字，是她从衢州归来后不久借居在越州的钟姓人家，被人凿壁偷去的五簏书画中的一件。她已经再也不能承受一再失去它们的痛苦了。既然这最后几件东西自己都不能保有，那就索性都给予帝家了吧！另外，她还有个祈望，朝廷收到她表进的这部书稿，不会再去理会那些无根的传言，而她的夫君之名，则能随着这部书的刊印永存于世。

她现在会越来越经常地想到他。想起刚结婚时，每月朔望，他们典当了衣物一起去逛大相国寺的古玩摊，又一起买了碑文的水果回家。还想到青州的归来堂，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她看着他一脸窘迫的模样，大笑着把一口茶都喷在衣襟上。这穿了多年的罗衣，用青绿丝线绣成的袖口处的莲蓬已经变小，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上银河斗转星移，枕席又生凉意，脱衣上床时，才发觉夜又如此深了。词牌《南歌子》，亦作断肠声。天气一如旧时，衣裳一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再也回不去了。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

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李清照《南歌子》

而更重要的是，她要通过表进这部书，重新获得士大夫圈子，特别是赵氏宗亲的认可和接纳，她要通过写作重新找回尊严。曾经，这个圈子给了她无上的褒扬，“才女”之名鼓起了她与当代最好的文章作手一较长短的雄心。绍兴二年（1132年）的这次变故，她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再嫁张汝舟，把他们伤害得不轻，事后那芒刺在背的羞耻感，也把她自己折磨得够呛。那数不清的流言蜚语，别有用心的冷嘲热讽，她已经受够了。她都以为自己难逃万世之讥，再也不敢见他们了。或许也只有写作，能帮助她解开这个心结，让她自己也获得心理上的认同，证明她仍然是亡夫赵明诚的“命妇”，而不是张汝舟的什么继室。

她老了，生活没有进账，又不能一直靠着弟弟李迒一家过活。而一旦确认了命妇身份，朝廷那里还可以领到一份月例钱，数目不多，但足以保证她在这乱世年景里活下去。

2

为了写好这篇在心底里整整盘桓了六年的“后序”，她又通读了亡夫的全部书稿，对字句重新做了调整和修饰。她越来越意识到，随着时日推移，丈夫的这部金石学研究著作，必将功垂久远。所以，《后序》一开篇，她要明确告诉世人，这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

她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夸耀的语气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上自夏、商、周三代，下迄不远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凡是铸在钟、鼎、甗、鬲、盘、彝、尊、敦这些古器上的铭记，刻在古碑上的人物事迹，这两千卷里全部包罗无遗了，而且都经过了细心的汰选和品评，书里所有的内容全都合乎圣人的道德标准，足可以帮助史官修订失误。

但突然出现了一个疑惑的声音。“呜呼！”她说。她慨叹的是历史上因收藏遭祸的四个人物：唐时的王播、元载，晋朝的和峤、杜预。“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王播，或疑唐文宗时宰相王涯，系误记。其人为政苛急，曾与李训谋诛宦官，事泄被杀，家产被抄没。《新唐书·王涯传》说他“家书多，与秘府侔”，特多前世名书画，抄家时，秘藏历代名贵书画的家中复壁被人打开，饰有金玉的匣轴被抢走，而弃其书画于道路间。

元载，唐代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因罪赐死，抄家时仅胡椒就有八百石，钟乳五百量，余物更不可尽数。和峤字长舆，晋武帝时官至中书令，家财丰足，然性极吝啬，被称为有“钱癖”。元凯是杜预的字，西晋灭吴的大将，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称有“《左传》癖”。

王涯爱书，元载爱钟乳、胡椒，和峤有钱癖，杜预有左传癖，虽所爱不同，“其惑一也”。这四人的遭遇在告诉她，珍贵的书画和胡椒，都是惹来杀身之祸的元凶；而四人所患的“病”，爱书也罢，贪财贪物也罢，其实也不过病在对身外之物的痴迷。而自己夫妇爱金石碑帖，入迷成癖，不也和这四人一样？

难道痴迷是一种罪？她起意写《后序》，是想让皇家和后世读者知晓他们收集金石和从事这项研究的不易，所以，她抑制住了这份怀疑，转入到了夫妻结缡以来他们收集、保存、转运和丢失这些古物的历史的叙述。其间有纯真的欢乐，有相濡以沫的甘辛，也有目睹器物一件件散失的痛心。尤其是靖康以来的一路逃亡，从青州到建康，再从洪州、越州、明州、温州，到最后硕果仅存的几件书画流入临安皇家内库，陨落和散失，几乎成了这些物无可逃遁的归宿。

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她的笔墨长久地流连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上，讲他们如何结识，在青州乡间如何共校一书，南来时为选书怎样的迟疑不决，池阳舟中告别时他如何谆谆嘱托，直至守暑夹缠中的他在建康撒手而去，这时她发现，他们夫妻的运命，已经与这些物紧紧纠缠在了一起。而在极言夫妻恩爱的时候，一股细弱的怨绪也几度要冲到笔端流泻出来：他实在是太顶真了，几乎把自己整个儿都投入其中，到最后，不仅他自己，连带着她的余生，也成了这些物的牺牲。

她没有说自己守寡后日子的艰辛，对遭受恶人骗婚和讼离一事更是不着一字，她明智地把叙述终止在绍兴元年（1131年）借居越州钟姓人家时最后的一次失窃上，把不利于身份认同的经历在这份档案中抹掉。她要向他们证明，她依然是钟情于明诚的妻子。即便回忆中时有怨念，也因念着夫君在世之日诸般的好，笔墨间只是一闪而过。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他的手迹还像新写上去的一样，可是墓前的树木已能两手合抱了。她这么说的时候，心底涌起的只有无尽的惆怅和哀伤，为着人与物兜兜转转终不免分离的宿命，也为夫君痴迷于身外之物的执念。“何其愚耶！何其愚耶！”她是说自己，也是埋怨地底下的赵明诚。

物比人长久，即便再丰厚的收藏，终也避免不了散失的命运。自落笔之初，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妇随夫唱的贤惠妻子的形象，但她也不惮于把怀疑大声说出来，她要告诫后世以收藏为性命的“博雅”君子们，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有人丢了弓，总有人得到弓，又何必计较呢？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心为形役，尘世马牛，爱而不舍，反受其累。

文后，她郑重地记下了写作时间：“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自从南渡后，她越来越慎重地对待写作，每篇诗文都尽量标注时间和地点。

《金石录》表上于朝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考。洪适在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的《隶释》中说，“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表上于朝”，未载明究系何年。从李清照对书中内容的最后一条补正（《金石录》卷十四“汉巴官铁量铭”）来看，献书的时间应该在绍兴庚午，即绍兴二十年（1150年）后了，那时她已经年近七旬了。《四库提要》采洪适、张端义诸说，对这本书这样介绍：

《金石录》三十卷……是书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仿欧阳修《集古录》例，编排成帙。绍兴中，其妻李清照表上于朝。张端义《贵耳集》谓，清照亦笔削其间，理或然也。

3

高宗年间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和战之间迁延不安。最后，高宗选中了秦桧——这个绍兴年间最大的权臣来达成宋金和议。在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环境下，这一近乎卖国的行为把秦桧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他和妻子王氏一起被视作宋代中国最臭名昭著的人物。

秦桧是政和五年（1115年）的进士，中词学兼茂科，任太学学正，至靖康之变发生时，已升到了御史中丞。开封陷落，他和傅叔夜、司马朴等同僚一起随徽、钦二帝被押往金国，其间一度担任钦宗的秘书。不久，他因文学上的才华得到了金国皇帝的弟弟完颜昌的欣赏，给了他军中的一个职务。绍兴元年（1131年）冬天，秦桧和妻子王氏从河北的金军大帐逃回越州，尽管秦桧的逃归疑点重重，但他与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交好，在他俩的合力推荐下，秦桧被高宗任命为礼部尚书；一年后，又擢参知政事，再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出任政府右相。他之所以获此青睐，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和议，踩着了高宗神经上的一个兴奋点。

因为与左相吕颐浩不合，也可能因为上奏之言得罪了皇帝，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就在王伦从北地放归带来金主同意开启和谈之门之际，刚做了一年宰相的秦桧被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诉他专主和议，植党专权，阻止国家恢复远图。右相职务被朱胜非接任，他被打发就任提举江州太平观这一闲职。高宗召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入对，发泄不满道：“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但他忘了，最初也是秦桧的这句话让他喜而不寐，视之为“忠朴过人”的“佳士”。

当时的情形是，綦崇礼听了皇帝的满腹牢骚，“请御笔付院”。“帝即索纸笔书付崇礼”，“崇礼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文思敏捷的綦崇礼立马起草好了“麻制”（唐宋处置宰执大臣的诏命，因写在白麻纸上而得名），并以皇帝的名义下发：“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乘素期，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摈所憎。岂实汝心，殆为众误。顾窃弄于威柄，虑或长于奸朋。”

绍兴六年（1136年），高宗曾有过一次雄心勃勃的北伐计划，旋因将军郦琼阵前倒戈还没出师就偃旗息鼓。不久，王伦出使金国讨还徽宗棺椁，施计让金国废黜了刘豫，并让宋金重启和谈。此后，金国使节频频来到临安。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在温州任知府的秦桧被高宗召回中枢重任右相，负责与金议和。高宗对他的宰相说，先帝梓宫归还有望，但太后春秋已高，她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希望议和速成。秦桧当然站在皇帝一边，他恭维“屈己议和”是人主之孝。但高宗担心此举为朝野反对，故而下诏，议和的同时也不可放松了边备。高宗既有此一心议和的念头，是与他前朝倾覆时九死一生的经历有关，是以不计代价只想保全帝室。此念一动，王朝之气象迥异往昔，他的御宇之道日后也将日趋专制。

尽管左相赵鼎、安抚副使王庶等大臣坚决反对向金妥协，韩世忠将军也提出议和有损军队士气，高宗仍然以为子者当为父母尽孝心的理由与金谈判。十二月，诏许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与金，还梓宫及母兄亲戚。也是这一年，临安府由行在正式升格成了国都。

诚如日后的南宋朝诗人周密所说，临安城中有西湖，朝昏晨雨，四序总宜，城中人民竞相以奢靡为尚，这座享乐主义之风炽盛的城市乃是一个销蚀人的意志的“销金锅儿”。皇帝是打定了主意在这里做他的偏安之主了。在秦桧的主使下，一大批反对议和的官员被整肃，有的调离临安，有的丢了官，他们中的领袖人物赵鼎也被流放南方。为了向金国显示诚意求和的姿态，以确保和议达成，绍兴十一年（1141年）年中，高宗突然颁诏撤回了前线的三位将领——韩世忠、张俊和岳飞，许以有职无权的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等职，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兵权解除了，同时把他们的军队全部改为御前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