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现实与殊异的想象

如果谈南方的地域文学，广西一定是最耀眼的存在。当代广西文学，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野性、先锋。2016年，张燕玲老师曾概括广西文学是“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这一论述可以视作“新南方写作”的前奏，甚至是目标。“新南方写作”值得探讨，正是希望通过勘察更广阔的南方地域文学的野性特质，来激起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解构并重塑汉语文学精神风貌的先锋写作。“当代广西文学一直活跃着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如20世纪80年代的‘百越境界’，也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张老师六年前的这一界定，引发很多共鸣，必然也会作用于更多的广西作家。观察近两年来的广西文学新作，可以感觉到广西作家在表现南方地域文化方面呈现出更为清晰、自觉的状态。像东西的《回响》、林白的《北流》、凡一平的《四季书》、龚桂华的《金山》、霍香结的《铜座全集》等长篇小说，以及陶丽群、徐小雅、朱山坡、李约热、王彤羽、小昌等人的中短篇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不同维度地书写着南方的地域风景和文化现实。当然，这种书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赞美和感恩式表达，而是在现代目光的观照之下带着世界性品格的反思性叙事，是在凝视世界的同时完成地域文化的重组与历史精神的内化。

一

对地域文化的理解造就了向外输出的端口，不同的成长环境促使作家在岁月中塑成了独特的文学气质。广西作家乐于挖掘故土记忆，以疼痛为桥梁来“思考自我”，试图探寻乡土拖坠时代的美学。但广西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顾，并不是自然的发展或人类好奇心的随机成果，而是来自文学发展至今所开拓的自省空间。广西作家近两年的新作，逐步呈现出了对地域文化的探寻能力。其中，形象的塑造与文化的输送是价值建构的必要环节，乡土与城市的跨越叙事则成为重要方式，甚至辐射世界各地，映射着南方创作日益瞩目的地方特色和精神路径。

凡一平的新作呈现了更为明显的个人特色和地方底蕴，“上岭村”是他创作的重要地理坐标。生活和情感融入村庄的呼吸之中，上岭见证着一代代人的成长，容纳或宏大或细微的人事。他的作品里曾多次将人物成长与地域自身作比，将“变”与“不变”付诸动静之间。《上岭产婆》中，“崖壁上有用石子画出的一道道杠，密密麻麻，有一人高，一丈宽，杠痕斑驳、错落有致，像幅有些年头的巨画。她是这幅巨画的作者……”产婆此生所行之路，已然深深刻录在上岭的山涧中，随风不去，成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凡一平创作中的乡土元素，意在寻觅“南方之本”。上岭同莫言高密东北乡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本身的古老秩序不同，南方环境里的生态习性被重新挖掘，并热烈讨论。长篇小说《四季书》的故事以穿梭的四季作为文本结构，讲述韦正年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轨迹，在不断倒叙与插叙的铺排中勾勒上岭村庄的生活。冬季与春季的倒置颠覆了我们对季节的刻板印象，韦正年在冬季获得希望和新生，在意蕴死亡的春季陆续与故人相别。主人公牵引着读者目光，时间上从抗日战争时期跨越至当代，地理上在村庄和他地之间辗转，《四季书》因而获得了人与地之间的变动和谐。这部小说记录了上岭近百年的重大事件，尽管战争带来的创伤尚未消弭，但人仍居于村庄，在归田、创业中接受新世纪的洗礼，历史阵痛后的地域始终从容地面向未来。

以个体写群体，以记忆写历史，甚至跨越多个地域，用人事来给地方立传。这种通过书写地方生活图景来挖掘文化内蕴的方式，逐渐成为近些年广西文学的重要维度。王彤羽《禾庭三夜》中，过去所见的青瓦良田，最终在黑夜里染上暗色，清澈的南流江吞噬了溺水者，在他的视线里变为“黑夜里发光的布带”。林白的《北流》把返乡作为叙事引子，这部长篇繁繁简简，21世纪的南粤地区流转于方言写作的文字之间，那些在《李跃豆词典》中嬗变的词语、乡土记忆中熟悉的面庞、曾经大肆充斥于青春的爱情，共同形成了李跃豆人生里的“北流”。逃离与回归的往事被故土所包容，成长与变化的疼痛无痕散去。地域历史背后是记忆的消逝和世事的无常，面目全非又井然有序的当下环境掩住了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我们在文学文本的肌理中揣摩苦难背后的缘由，抚摸人性变幻的痛楚，亦观测到南方文学的全新书写实践。

长久的历史积淀使南方乡村也拥有了独特的文化气质。李约热的中篇小说《八度屯》在扶贫干部的目光下开始屯村叙事，揭开村民贫困背后历经的坎坷。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世界，因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地基下沉，形式主义基建破坏了乡村的平衡……李约热笔锋向内，以线性叙事的方式牵引着主人公抽丝剥茧，将目光聚焦在村庄内部与外部社会的矛盾之上，进而反思文学创作的情感“负债”。《献给建民的诗》《捕蜂人小记》等多篇小说，也是讲述村庄苦难。村庄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村民的无望挣扎与生老病死都在这片土地中，浇灌出的地方文化博大又具体。

无论是上岭、八度屯，还是莫纳河边的村庄，皆是南方乡土书写的典范，形成了根植广西传统的文化景观。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广西的县城小说、城市文学也异彩纷呈。东西的《回响》将人与人之间，乡村与县镇、城市之间的实际关系处理得细致真实，小说以饱满的细节，看到了小人物的“心理远视”和“现实盲视”问题。杨映川采用重要意象来记录城市日常，《螺蛳姐姐》在生活钝刀磨肉的疼痛中塑造人物，刻画了刘四姐的实心敦厚与宽容隐忍。在螺蛳粉元素的加持下，小说也同生活一般酸辣鲜香起来。小昌的手法温和，《萧城》中的疼痛全然内化，城市生活的表象看似完满，黑夜里的乡音却能瞬时勾起回忆。小昌极少抒情，他以平静的叙事交代人物的经历，隐晦诉说萧城的历史。这些叙事将城市与乡土连接起来，使发展所带来的家庭割裂感与社会矛盾融入了寻常的生活之中，广西地域成为具象的承载物。愈来愈多的文字试图表明，城镇人自乡村来，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再凝滞，而是在更细微之处影响着未来人生的选择。

由人至事，由事至时，但始终依托在地域环境之上。广西作家以熟稔的姿态介入故土的历史，以个体的生命记录时代的琐事。他们描摹着这里未曾消弭的历史隐痛，深入代代相传的民俗日常，笔触偶也显得迟疑审慎，但仍带着自我剖解的勇气继续探索。村庄里的情与欲随时光的流转远去，城镇不歇的节奏串联起了根脉里的家族记忆。那些不曾为人所道的地方故事让外来者钻开了窥孔，生活的实感经验也得以重塑地方认知。作家思考所写下的文字，在对家乡全新的阐释中添上了生动色彩，其疼痛书写的背后还暗涌着新生的美学力量，正在以更为先锋的姿态破开风浪。

二

广西作家的地方书写，往往以较为极端的叙事方式和奇异的想象塑造出荒诞野性的文学空间，他们将广西的地域特征在锋利的笔刃下切割，完成了多维文化碰撞下的解构和重组。当下，东西、朱山坡、霍香结、王彤羽、小昌、黄土路等作家对准这片地域的“流俗”之处，以某种肖似岩石的文字质地来表达当代人的绝望与悲悯，其野草葱茏的背后流露出了更为深邃的创作力量。

谈广西文学想象的奇崛，首先是意象的荒诞与诡谲。广西的小说作品中多有携着魔幻色彩的文学表达，甚至使其书写的地域形象带了几分马孔多的意蕴。凡一平的《四季书》中有一块形似蛤蟆的巨石，作为重要的意象推进情节。主人公韦正年的一生牵系在蛤蟆石上，甚至在幼年危难之际被巨石赋予了诡秘的夜视能力。凡一平书写现实环境中的战争与生死，而小说奇崛的想象力却对韦正年“网开一面”，频频以违背常理的方式干预事态的发展，使文本具备了一定广西本土的魔幻性质。奇特文风随文学想象而生，野性与奇异也可脱出具体的意象，凝结为一种愈加成熟的形式风格。它像是中国南方某处自成一派的观望者，以文字叙写山南之景，呈现出陡峭吊诡的走向。霍香结2021年出版长篇《铜座全集》，这部小说紧扣地域特色，在形式层面拓展了广西文学写作的架构。不同于其他作品将人事和地域处理为主辅关系，这本书地方志的行文方式与文化叙事主体之间产生了剧烈冲突，但形式的非文学性与内容的文学性之间却又能相互嵌合。《铜座全集》因而造就了一种表里之间的张力，形成了极其特殊的叙事景观。王威廉称它是“记录这个地方的文本容器”，评价书中“人物的行为跟文化的阐述是合二为一的，呈现出人类精神的内在困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情感受制于文化的部分，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这样的书写形式揭露了地域背景对情感的间接影响，而霍香结向前探索的诉求正潜藏于结构的极端风格之中，让近乎《马桥词典》式的先锋实验再次一跃迈上了新文学的叙事舞台。

奇崛想象也表现在荒诞化的情节上，黄土路与光盘的小说都以荒诞犀利著称，近作更有黑色幽默的味道。黄土路写《狗失踪的那一天》，两位主人公全篇都在寻找小狗，在文章将近尾部时方才找到。当读者心生宽慰，结尾又轻飘交代了狗的再次失踪，以及多半被食肉者所杀的结局。寻狗过程的漫长与焦灼如同等待戈多的翻版，但结束的方式却干净利落，一丝遐想也未曾留下。这种刻意为之的详略结构带来了反复撕扯的心理纠葛和荒诞的阅读感受，更重要的是笔墨力度不同所映衬出的生命之轻，以及人欲之残忍。与之相较，光盘的情节更为复杂。他利用线性叙事的方式层层剥开故事内核，其主题伴着行文的渐进而愈加深刻。《堂下有鱼》讲述老余与老歪争夺房屋归属权的事件，主要探讨人物贪婪、仗势欺人的本性。这一抢夺过程极尽夸张之能事，政商联动，却实在无法扳倒无权无势者，且难以撼动所谓无效的房屋买卖契约。在小说中，无论是丰鱼突然带来的财运，还是国家干部和成功企业家参与的争夺之战，皆以荒诞收场，令人啼笑皆非。光盘惯以戏谑的口吻讲述绝望的反抗，在对现实的深切同情中将民众的嬉笑怒骂落笔成文，甚至乐得从中流露出颇具草莽之风的文字气概。

小说剑走偏锋，给广西堆叠出了或冷硬或柔软的外衣，又在文风的背后共同展现着如同横生杂草般的野性与蓬勃的生命力。其极端情节之外的现实批判力道不容小觑，而这种精神的先锋性质已然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蔚然成风。如徐小雅写作《伤心鹈鹕之歌》，以南方县城为故事语境，从刘芷若这双城市的眼睛中谨慎地观望。她在鹈鹕哺育孩子和刘艳未婚生子之间进行对照，击溃了刘芷若的母爱阴影。这一相当过激的方式打破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设想，使县城里的人和事在小说里呈现出一种充满野性的特殊活力，主人公自此向内探索，寻求心灵的自愈。徐小雅在形象对比中无声诉说着这座县城的阴影面，开掘出现实人生的隐痛和疗愈的可能，其平静的叙写方式透出了背后向上的劲气与凌厉的文风。还如陶丽群的小说，以特色化的民俗叙事打开南方的世俗生活。《净脸》中，具体详细的“净脸”过程牵引我们触摸到莫纳河村庄对死亡的理解，读者从这一文化“窗口”里得以窥见南方伦理的运作。《黄昏的酒》架空家庭情感，利用“传宗接代”的利刃攻击上门女婿“无子”的心理症结。陶丽群通过南方地域环境里的生活俗常切入叙事，书写人性衍变所面对的多个维度。若说陶丽群冷静与决然的文字态度如同横生的沙棘，小昌则更若卷柏一般傲然。他的中篇《乌头白》以一路向南的孤鸟为喻，构建出了某种惶然混沌的感觉结构。他在近似“零度叙事”的风格中书写男女漠然的背德关系，游戏般的人生转折，甚至将主要人物的意愿刻意麻木和淡化，与“白垩纪”的生命活力做对比。全文收束时，林少予对生命的认知经历了苍老、疾病、死亡的洗礼，最终呈现出某种寂灭和枯萎的心态。

从奇崛想象的不断延展，广西文学以其荒诞诡谲的创作风格描摹出了一种野性的活力。作家在具体的现实与殊异的想象中建构着当代南方文学的先锋精神，也致使愈来愈多的作品放眼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追溯当代社会精神的表达方式。这些作品有别于北方的文学习惯与传统的江南书写，笔墨之中灌注着肆意生长的野性，在强烈的异质性中重构着南方印象。

三

南方本土的民俗随文字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与各地文化产生交集，广西的文学视野正于这样的革新中不断延展。当前，广西作家普遍能够以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书写贯穿城乡和南北的故事，他们的取景从不限于地方，而是越来越广。拓宽视野的同时，也将南方历史精神、广西独特想象融入了更开阔的地域环境之中。

首先看到文字取景框的逐步转移。光盘、李约热的小说多描写城乡相接之处的人和事，他们将目光投于村庄和县城，以观望的姿态慢慢记录着乡镇另一面的真实。李约热以一篇《人间消息》缩短南北之距，使广西和北京成为故事发生的场域。在小说表层结构中，主人公季天冬穿越南北，寻找灭绝生物的踪迹。但其内里的南北则以具体意象进行表达。他的爱人、父亲都去往北京，而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则处在广西。季天冬在北望中连接两地，用情感与人性软化了看似对立的文化，牵引着读者关注南北愈加内秀的人文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