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验与现代叙事

说起福建文学，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冰心、林徽因、庐隐等闽籍作家，他们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存在，为我们留下诸多经典文学作品。进入当代，福建文学也有特别突出的成就，尤其诗歌方面，涌现出邓拓、郭风、蔡其矫、郑敏、舒婷等著名诗人。小说方面，新时期以来也是蓬勃发展，出现以北村、陈希我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在全国的先锋写作版图中获得重要一席。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研讨会，对杨少衡、林那北、须一瓜、赖妙宽等福建作家作品展开研讨，会议提出了“‘小说闽军’在崛起”等观点，标志着福建文学在诗歌、评论之外，小说方面也有了可观的气候。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福建的诗歌、评论、小说，包括散文等各类文体，都有了全方位的发展。2020年，福建新锐青年作家陈春成出版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引发文学界的集中讨论。2021年小说集获得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后，更将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的目光聚焦在福建。

王德威说：“陈春成从微物与唯物中寻求出路。一张照片，一枚钱币，一把钥匙，一个音符，一支笔，一坛酒都可能是电光石火的契机，突破此刻此身的限制，朝向另一星空或深海开放。”最新谈新南方写作的文章又结合陈春成等南方作家作品新质指出：“相对北方土地，闽粤桂琼面向大海，自然激发波澜壮阔的想象；海洋的深邃与广袤，还有航行指向的冒险与未知，萦绕在写作者心中。”“向深海开放”“面向大海”“波澜壮阔的想象”等，这些都是陈春成作品的基本特征。陈春成的出现，提醒我们重视南方之南“新南方写作”的独异审美，同时也启发我们重新理解福建文学的地域文化属性。讨论“新南方写作”，是希望能获得一种新的目光，在南方之南广阔的南方地域搜寻汉语文学写作的更多可能。怀揣着这样的期待，我们对近两年内福建作家的新作进行了观察。

一、山海文化与旧文明的失落

福建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却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称号，这也造就了福建独特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山城的幽僻为古老宗族文化的传承提供庇护。另一方面，蜿蜒的海岸线促使了开放包容、勇于冒险的海洋文化、移民文化的生成。幽僻与开放共生，安土与喜迁相融，多元秩序的并存，使多种矛盾性的特质兼容于福建地区的文化基因中。观察福建作家的近作，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山海文化的交融。如泉州作家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在99岁老人阿太的视角下，讲述闽东沿海乡镇的几代人在乡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相互交织的场域之下的命运浮沉。小说中，阿太的命运和海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的父母、丈夫、孩子，或葬身于海，或在漫漫汪洋里不知所终。但海洋带来的离散体验和动荡的生活，也使当地人习惯了种种生离死别，形成了更加坦然和豁达的生死观、生命观。阿太时常问候镇上即将去世的老人：“抓着人家状态好点儿的时候，总要假装不经意地问：你知不知道自己要走啊？是不是从脚指头开始失去感觉？会觉得疼吗？……”在以往的内陆乡土写作中，死亡大多被视为不能提及的禁忌，但在《命运》里，死亡却成为能被随口提及的“家常”。

在海洋文化的影响下，《命运》中的乡镇呈现出了很多有别于常规的乡土宗族观念的异质性。不论是对于传统宗族文化看重的“延续香火”问题，或是对外来的移民者的到来，小说中的闽南人都持包容的态度。比如阿太的爷爷没有儿子以继香火，便公开地为女儿招赘，而前来参与入赘面试的男性也达到近30人，不论是招赘者还是入赘者，都没有将此事视为一种羞耻。此外，对于前来避难的杨北来父母，镇里的人们将他们安置在当地的神庙中，即便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并不信奉神明，可能是一种“异端”的存在。虽然小说中的乡土社会长期保有传统的宗族观念及宗族生活，但与内陆世界严格的宗族秩序相比，这个闽南小镇的宗族秩序显然更加松散。葛亮曾对南北方的文化特质做了一个概括：“不妨做一个比喻，如果由我来界定的话，大概会觉得北方是一种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种水的文化，岭南因为受到海洋性文化取向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为包容和多元的结构方式，也因为地理上可能来说是相对偏远的，它也会游离儒家文化的统摄，表现出来一种所谓的非主流和非规范性的文化内涵。”而在《命运》这里，“土的文化”和“水的文化”融汇成了山海文化，二者在相互影响、相互改造中实现了并存。

林那北的长篇小说《每天挖地不止》，同样与福建的山海文化息息相关。小说借主人公赵定力虚构的宝藏“铁罐”，回顾了福建沿海一个小山村中的家族旧史。小说中的青江村虽然也承接了古老的文明，存在着深厚的传统观念，但因着滨海生活方式的影响，这里的人们往往具备突破传统与常规的勇气，与压抑人性的严格礼教进行对抗。赵定力的祖母谢春妹，在得知丈夫赵礼成出洋之后在南洋另娶了“乌度婆”，便报复式地和他人私通。此后，谢春妹更独自在青江村盖起了一座气派的乌瓦大院，并长期钻研她所热爱的大漆技艺，还与船政学堂的洋教师戴斯交往。在青江村村民看来，被丈夫“抛弃”于青江村的谢春妹，是传统社会中的弱者，但谢春妹用种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向众人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主体地位：“谢氏盖起乌瓦大院，做了鱼丸请大家吃，拿出漆碗让大家用，打开后天井上的房子给大家看，费了这么多心思，她是想告诉村里人，她不用你们可怜，她不可怜。”谢氏的传奇故事中弥漫着一种生猛的、旺盛的生命力，她不向任何的规训以及所谓的命运妥协，或许也是海洋文化的一种性情表达，起码这一意志力的背后有着家人出海不归的事实背景。

在对山海文化的书写之外，《每天挖地不止》的叙事还隐含着一条脉络，即表现当地的旧文明的失落。谢春妹从舅舅那里继承了精湛的大漆技艺，并将其发扬至鼎盛。但在谢氏之后，乌瓦大院再没有人能从事大漆技艺，谢氏的儿子赵聪明对大漆过敏，赵定力在谢氏去世前也没有学会这项技艺。技艺传承的中断，隐喻着闽地的旧文明在时代的变化发展中走向衰落的现实。与之相似的是，南帆的散文《漆村古山洲》中也以大漆为载体，诉说现代社会背景下福建当地传统文化的艰难处境。散文中，叙事者与妻子到一个漆画底板工厂中体验大漆技艺，经营漆画底板的工厂主小许虽然为降低成本，将工厂安置于幽深的山村里，试图坚守住这一份古老的技艺，但仍然无法避免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小许说这一段时间的订单少了许多，各种成本七除八扣，挣来的钱大约只能维持家用。做漆是发不了财的，他有些感慨。地铁已经修到了门口，村庄说不定哪一天就得拆迁，他的工厂还能在这个村庄寄居多久？这一带村庄如同一滩泊在江边的枯枝败叶随波浮动，一阵洪水下来就会漂得无影无踪。”

在《每天挖地不止》与《漆村古山洲》中，大漆技艺都呈现出了孱弱的、岌岌可危的面目。当然，这些作品并没有停留在表现当代人面临旧文明失落时的无奈和惘然的层面，而是巧妙地将传统物质转化为了一种地域文化精神。《每天挖地不止》中反复强调大漆的“漆性”：“漆永远都只做自己，它有足够的能力成为自己。”《漆村古山洲》中也提及了“漆性”：“太太不断说起‘漆性’，她认为漆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以一股神秘的力量与时光坚韧地抗衡，或者柔软相融。”在这些作品中，大漆技艺具有清晰的地域属性，而“漆性”也正生长于福建的文化土壤，象征着坚韧的品格。虽然大漆技艺逐渐被快速更迭的现代生活所淘汰，但漆性却有可能生成一种文化基因，影响着生活于这块土地的人们。

旧文明的失落在李师江的《黄金海岸》与陈毅达的《海边的钢琴》中也是重要主题，但在这两部小说中，旧文明的失落都有了革新的面向。《黄金海岸》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闽东几个依靠滩涂为生的小村庄在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之中产生变革的图景。从传统养殖业的发展再到临海工业的入驻，滩涂上的经济不断走在产业化、工业化的道路上，这也意味着，新生的秩序不断在这个场域之上树立起新的权威，并催化原有秩序的解散。《海边的钢琴》通过对“混乱”的现代生活的书写，展现现代秩序发生的巨变。小说讲述中年丧妻的金大成受女儿金小可的安排，回到故乡海龙屿之后种种新奇的经历。金大成与音乐硕士杜品渐生情愫后却发现对方不仅处于已婚状态，还深陷“传销”的圈套，同时，他还在婚介公司体验了荒诞的择偶方式。可以说，海龙屿上的新事物和新价值观念给久居山村的金大成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冲击。《黄金海岸》与《海边的钢琴》都通过构建动荡的外部世界，使身处其中的个体无法长久地居于某种安定的状态下。如《黄金海岸》中的李师海曾率先将滩涂养殖产业化，但在工业化热潮席卷而来的当口儿，他却选择了退缩甚至是反对。《海边的钢琴》中的金大成试图用人情关系帮助海龙屿解决项目落地的问题，却在遭到女儿金小可的拒绝之后意识到，时代发生变更，他长期遵循的处世法则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李师海和金大成的经历都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任何变革结果都难以成为永恒，只有“变革”本身才是永恒。“新”与“旧”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定义，个体身处快速变更的现代景观当中，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才能走出旧文明的桎梏。正如《黄金海岸》上卷的标题“潮生万物”，滩涂的海岸线上潮涨潮落，一切都处于动荡之中，一切也永远都在革新的进程中。

二、个体表达与现代生活的破碎

张燕玲曾指出：“‘新南方写作’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野气横生的文学现象，充满着人间烟火与民间文化活力，叙事的现代性，使之散发出一种生动的异质性与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哪怕文体革新难以归类，哪怕泥沙俱下、藏污纳垢，但都在作者以生命精神和叙述策略的不懈探索和开掘中，人性的丰富性得以生动繁复，文学本体得以彰显，作品也孕育出焕然一新的艺术力量。”而福建作家身处于“南方之南”的古老山海之间，在表现外部秩序的动荡之外，依旧不忘将眼光投向作为文学本体的“人”身上。福建作家近作中很多作品都将笔锋指向个体内部，呈现现代生活中个体的生命体验。林那北近几年的小说在书写地域文化历史的同时，也关注现代个体的生存焦虑，其文本往往通过疾病的形式表现这种内在的焦虑情绪。比如《右手握拍》中的杜若生子后患上心脏病，疾病不仅使杜若难以回归正常的生活，还让整个家庭陷入精神、经济的双重困境，其儿子的学业、丈夫的事业也因此渐渐脱离了轨道；《仰头一看》中，徐明左眼的意外失明改变了自己与家人原本安稳的人生，为医治徐明的眼睛，以及帮助徐明过上正常的生活，一家四口的生活在漫长的时间里都陷入了混乱。在林那北笔下，疾病作为一种叙述策略，构建了许多非常规的生命形态。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小说中染上疾病的个体或家庭，无一不被正常的社会秩序所抛弃而脱离原有的轨道，但也只有在“生命的阴面”中，人的生命及存在本身才会被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以往被健康身份所遮蔽的种种困境才能得到暴露。

陈希我的小说一直有着先锋、尖锐的品质，其中很多也可以归入疾病叙事。近期的作品，疾病问题更为突出，他写出疾病对身体、对人性的异化，呈现在当代生活中的病态的众生相。如在《自噬》中，青年作家在日本吃下“女体盛”上的生鲍鱼，对妻子心怀愧疚且素有洁癖的他从此便感到腹内不适，认为生鲍鱼正在体内啃噬自己的身体，最终走向精神的崩溃；《海市蜃楼》中的青年教师侵犯了女学生以致其怀孕，由于二人之间违背伦理的关系，女学生的怀孕也成为急需处理的“疾病化”事件；《爱瘟神的女人》中，在日本留学的女生杨由于脸上的伤疤长期戴着口罩，却因此遭遇了邻居男子的侵犯，但当象征着病毒的瘟神试图再次侵犯杨时，长期习惯佩戴口罩的杨却卸下防护，最终在与瘟神的媾和中实现与病毒的共存。在陈希我的小说中，个体的生命被迫与鲍鱼、胎儿或是病毒等原本不属于身体的异物共存，在这些异物的寄生之下，宿主或走向疯狂、或走向死亡。在这些小说中，疾病具象化地呈现了人性的扭曲，并且，疾病作为一种极具侵犯意味的意象，不断地消解着个体的主体性。随着生命逐渐被疾病所支配，个体与外界的矛盾也被激化直至顶峰，最终，其内在秩序不得不在极端的痛苦和焦虑中走向分裂乃至破碎。

还可看福建的城市题材作品，陈美者等福建青年作家普遍关注到现代人在城市文化冲击之下的迷茫。《旋转扶梯》中的陈梦陷入了无休止的购物带来的物质满足，《玩“同感”的人们》写都市人们在现实生活与网络社交中的“错位”体验，《戏鲸俱乐部》中的女主人公则沉迷于“剧本杀”等游戏带来的虚拟感受。在陈美者的小说里，都市用丰富的物质营造了巨大的梦境，身处其中的人们沉湎于消费文化，以及种种感官体验，其精神却面临着极度空虚和孤独。迷失在都市中的现代人即便投入光鲜的城市景观中，却始终无法获得精神的自足，其内在秩序也无法摆脱错乱的危机，正如陈美者在《玩“同感”的人们》中所写的方知：“方知就继续飘啊飘啊。待在F城里，跟出国一样，还是在飘。不同的是，以前出国只是身体飘，现在是身体和心都在飘。他的心变成一个黑洞，怎么也填不满，像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里的那个孤独神，拼命吃下好多好多东西。他买友邦保险，去健身房健身，努力活着，却又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甚至懒得在‘同感’更新。那又怎样？反正也没人在乎。再‘同感’，依然是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