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剧场
作者: 张彤1
蒲公英剧场是纺织谷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纺织谷原来是国棉五厂的厂区,剧场原来是细纱车间。蒲公英剧场的门还是日据时代留下的滑轨式大铁门。观众入场后,大门慢慢滑过来,“咣当”一声闭合,所有的人在里边面面相觑。
座位倒是舒服,但台阶裸露着三角钢。我想起几年前曾参与过这个项目的规划,给那些大而不当的蓝图提出一些可有可无的意见,没想到,这个厂房最终变成了一个剧场。国棉五厂当年有庞大的职工演出团体,今天是“金梭和银梭”艺术团排练。台上的演员就有小一百号人,铜管乐队相当有爆发力,大号吹响的时候,大部分观众目光如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掩住耳朵。我是为了一个文化园区的项目调研来到这里,其实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交差了,没想到大早晨的剧场就这么热闹,台上台下两三百人,让人感觉相当恍惚。
就是在这么恍惚的气氛中,我遇到了戴青。
“怎么是你?”我们同时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来这儿看看,要写个调研报告。”我跟她说。
“你可真悠闲。她扬了一下手机,我可惨了,分行要团建,来考察场地。”她说这句话时,脸红了。
“这里,也有你们的客户?”戴青在一家外资银行工作,在我的印象里,她只在金融街那类场所活动,这是老工业区,没什么富人。
戴青无声地笑了一下:“内卷啊,我们也得挖地三尺找客户,这里最近有些文化地产项目,投资多。”戴青穿着挺括的套装,乍看与七八年前没有什么变化,眼神还是幽幽的。
戴青还要等剧场经理见面,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于是我们就在剧场外各要了一杯咖啡。咖啡厅还保留着当年工厂俱乐部音乐茶座的风范,贴满了各种老式招贴。在一个马粪纸上用粗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剧场的来历:一位与工厂有渊源的投资人看中了这个场地做剧场,起初的名字叫作“飞花”。名字虽然好听,但是园区的管理者却非常反对。因为“飞花”是细纱车间飞舞的微小棉絮,不仅对身体有害,还是生产环节中的瑕疵。“其实漫天飞舞的飞花,是常存于梦中的情景。”这位投资人写道,“但是既然有反对意见,我就得吸收,再三斟酌,我给它起了个新名字——蒲公英。”
这段话有点儿绕,我盯着这张马粪纸看了半天才明白。
“蒲公英?飞花?”戴青也在看这个说明。
蒲公英的名字虽然不够酷,但它其实也是一种飞花,那些聚在一起的蒲公英种子,一遇到风便漫天飞舞,不一会儿就踪影难寻。我读着上面的文字。
“有意思,不算矫情。”戴青说着拿起了几张演出的介绍单页。
蒲公英剧场举办的演出有许多都是先锋艺术的范儿,一张名为《逃身体》的演出海报吸引了戴青。这个演出海报上,六位分不清性别的舞者,把自己装在黑灰色的布口袋里,互相纠缠在一起,动作夸张,表情淡漠,不像在一个人的身体上。
“你喜欢现代舞吗?”我问。
“谈不上,不过看起来有点儿奇怪。”戴青要了一张演出的宣传册页。“要是时间合适就来看看。”她说,“你也可以带女儿来。”
“女儿,提前考上大学,飞了。”我跟她说。
“是吗?我记得她才上初中吧?真厉害,时间过得真快。”
“少年班,初三就录取了,现在在苏州,两年预科后,去西安。”我记得马莉提醒过我,女儿考上少年班的事跟人说起来要尽量简明扼要,以免引起对方反感。不过我又想,戴青不会。戴青确实没有过分惊讶,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她看着窗户外的铁栏杆,那栏杆锈迹斑斑,造型像方天画戟。
“睡眠还是不好吗?”我没头没脑地问了戴青一句。曾经有那么几年,我们经常在深更半夜用手机聊天。她的生活习惯异于常人,每天晚上10点入睡,2点多就醒了。男人到了35岁后,大都有个毛病,喜欢酒后给一些异性打电话、发信息。我也有那么几个暧昧女性,戴青是最固定的一个。
戴青似乎没有听清这句问话,但她总得回答点儿啥,她说:“我现在有时候也会为工作的事着急上火。不过,时间过得也快啊。”
2
戴青的父亲是戴星程,他喜欢我叫他戴先生,并要求我称他的导师顾先生为“太先生”。他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做论文那年,我频繁去他那套堆满了外文原版书的小两居室,他曾经一笔一笔地给我改论文,包括脚注与尾注的格式。每次去,师母都给我沏一杯龙井旗枪。龙井茶一旗一枪,是上好的茶叶,师母的杯子也讲究,像水晶一样透亮。他们的宝贝女儿在日本留学,我们已经互相加了MSN,师母话里话外那意思,我也听出来了,系里的博士点已经批了下来,我只须找个单位待一年,明年就可以回校读博,接下来的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局面已然水到渠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糊里糊涂地跟马莉去了一趟浙江,回来后不久,人生道路就改变了。
马莉那时在一家设计事务所做见习设计师,接了一个绍兴的度假村改造工程,估计公司为了省钱,就到大学里找没毕业的研究生。我的论文已经通过,正闲着没事,便答应下来,这家公司也挺逗,非得找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跟我一起去,我也确实没经受住考验。马莉是个麻利姑娘,不久就从浙江辞职来了岛城,来后第一天没找酒店,直接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这情况,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不敢请戴先生去。
后来我却参加了戴青的婚礼,那时我结婚都有六七年了。戴青已经33岁,用同学老姚的话说,“让你耽误的,眼看就黄庄了”。黄庄前夕上一张听的牌,叫做“海底捞”,戴青捞上的这一张,是一个富二代。他们的婚礼隆重极了,盛装包裹下的戴青也让人眼前一亮,她高贵雍容,又十分清雅,跟与我在MSN上神聊时已经不是一个人。好像一只苹果,挂在树上和被别人捧在手里,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33岁的戴青已经成为一个红透了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果香。那天她穿了一件低胸礼服,走起路来胸口有一圈一圈的白色涟漪,那涟漪迅速使我心神不宁。戴青来敬酒时,眼睛都不眨地看着我,眼睛里有无限多的内容。老姚用胳膊拐了我一下,说:“海底捞加杠上开花,跟着你能有这场面?”
戴青的新郎十分高大,但是有一点儿驼背,婚礼中间,跑到大堂外面抽烟,再回到婚礼现场时,就已经出了戏。他环顾四周,也与我对了对眼神。这个小伙儿叫朴昶植,这名字看起来挺雅致,读出来就不太行,以至于主持人一念,老姚就一个劲儿地笑。不过老朴家相当有实力,家族企业,窗帘大王,连迪拜的七星级酒店的窗帘都是朴氏家族供货。婚后的戴青马不停蹄地生了四个儿子,后两个都是在美国生的,窗帘王子请了四个保姆,她每生一个儿子戴先生都会摆酒,我总是被邀请去,不尴不尬地坐在那儿。戴青这姑娘也挺逗,每次摆酒时都会专程到我们这桌敬酒,敬酒时还会借故多坐一会儿。她第四个儿子出生的那个宴会后,我刚回到家,就收到她的一条微信,标题是——与父母喜欢的人恋爱。我过了好几天才点开仔细读了一遍,发现文章的女主角生了九个儿子,我回想着戴青那淡淡的表情,陷入了死循环一样的闭合思维中。
人生中许多重要的关口,都有可能做出莫名其妙的选择。每次遇到戴青,我都会暗自后悔一番,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越来越散发出红苹果一样的美,每次见到我都忍不住默默关注,还因为我在离开戴先生的羽翼后,工作就迅速抵达了平台期,从此再也没有突破过。
3
女儿拿到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时还是春天,对这个结果我与马莉都十分惊喜。本来考少年班只是试一试,没想到她真的考中了。这个少年班是西安一所大学办的,在我读书时就很有名气,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会一路读到博士。我说,中考不必再准备,高考也免了,才15岁,就搞定了人生的这些麻烦事,女儿可真是幸运。
“是啊,她真棒。”马莉说。
“将来这孩子就是国家的了。”我说。少年班的毕业生大概率搞科研,如果不学海洋方面的专业,回岛城的可能性也小。我在听到女儿被少年班录取的消息时,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冰冷之感。
“不会吧。”马莉说这话时已经有点儿心不在焉。
女儿过早离家,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回家就免不了四目相对,这可是一件不好克服的事。我与马莉已经分房多年。有一天她的卧室卫生间水龙头坏了,她到我的卧室卫生间洗澡,三五分钟就跑出来了,头发滴着水,睡衣上湿了一片。从前她洗澡可麻烦了,每次都得奔着一个小时去。
马莉从我的卫生间里跑出来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表情,话也没多说一句,比如你的卫生间里有烟味,或者下水道口全是头发之类。她径直回了自己房间,但是那一刻的表情我经常会想起来。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坏习惯,烟早戒了,洁具都是日本进口的,每周三和周六保洁公司会派保洁员来,把它们擦得锃亮。可是马莉还是那么急匆匆的。
电视剧里说,当夫妻双方的毛巾水杯被严格区分时,再在一起生活就不道德了。哈,我觉得这编剧可真幼稚,我们浴室都不能混用了,那不是还在一起,这总算不上是伤风败俗道德沦丧吧?
那天我看着马莉尽量平静的表情,禁不住浮想联翩。
我想起2004年的夏天,台风“蒲公英”在浙江登陆,马莉的家乡绍兴也接连下了一周的雨。我与马莉无事可做,天天在若耶溪边的老屋里,我们一刻也不想放开对方,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老屋的窗是木头的,被雨水浸泡后,有一种暧昧的味道。爱情降临,一切凡俗之物,都像吃了药。杯子不再是杯子,碗不再是碗,而那经历过几十个梅雨季的老窗户,更像是一道神秘的暗门,推开就会通往一个令我们神魂颠倒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变得性感,这可是我未曾遇到过的事。诗里说,这就是那闪闪发光的日子,我们莫名其妙地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凡事来得莫名其妙,走时必定无声无息。我都想不起来从哪一天起,出差时不再跟她煲电话;想不起从何时起,我们不再共用一台电脑,不再知晓对方手机的密码。有那么几年,我的应酬挺多,每天回家时她们母女都睡了,我在自己的卧室里想三想四,跟这个女孩发个短信,给那个女孩留个言,这在刚结婚时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时马莉就像特工一样,将与我有暧昧关系的女孩分了组打了星,有的可以一起吃饭,有的可以打打电话,而有那么两三个女孩,她们在我的微博上留下一两个字,马莉都会拿着手机要我解释半天。为此我曾经找出《时尚》杂志里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读给她,我说,咱们都是现代人,应该给对方信任和空间。马莉对这些文章里的话都同意,但是仍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马莉的警戒啥时放松了?
我想着想着,感觉到一片混沌。我们这抽象的夫妻关系,并不让人难过,令人难过的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需要保守的秘密。我说不上这算不算是老夫老妻之间的默契,至少在“默”这一点上,我们是做到了。前几年,工作忙起来,她还会接一些冗长而激烈的电话,现在沟通方式越来越多,他们的设计方案、3D模型都可以通过钉钉、微信、飞书分享,所以马莉虽然很忙,但在家里很难听到她与同事讨论工作的语音,去年疫情严重时,我们都在家里办公,每人一台电脑,在钉钉里打字,女儿的家长会也是在钉钉里开,参加家长会时,我看到了马莉的签名,才知道她已经是他们那家事务所的“P4”了——P4就是四级职位,那家事务所与我有过一些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一、二、三级职位基本在总部杭州,而P4算得上是“地方大员”了。
4
戴青有一段时间挺让人担心。差不多10年前,我辗转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她失联了。戴先生火急火燎地跑去了日本,找到戴青时,发现她加入了一个女性的社区组织,每天一下班,就穿上白色的长袍去参加一种奇特的派对。戴先生当机立断把戴青带回了国。那时我的女儿已经出生了。
在MSN停用之后,我与戴青就再没联络了,直到她结婚前夕,我被拉进了“戴来幸福,朴天同庆”的微信群里,才又加上了她的微信。戴青与我聊天时的语气非常奇怪,她在日本多年,但是在英资银行工作,所以在聊得多时就会用英语。有一天漫威的新片刚刚上映,戴青带两个儿子去看,回来还是心潮起伏的样子。谈到彼此的婚姻,戴青说,没什么,Just a sperm。这句话从戴青口中说出来,让我打了好几个寒战。但是我在微信中说,祝贺你啊,终于了解了生命的本质。然后,我说,sperm,我也有的是。戴青半天才回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她说,你知道吗,在日本的时候,我是一个Lesb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