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剧场

1

蒲公英剧场是纺织谷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纺织谷原来是国棉五厂的厂区，剧场原来是细纱车间。蒲公英剧场的门还是日据时代留下的滑轨式大铁门。观众入场后，大门慢慢滑过来，“咣当”一声闭合，所有的人在里边面面相觑。

座位倒是舒服，但台阶裸露着三角钢。我想起几年前曾参与过这个项目的规划，给那些大而不当的蓝图提出一些可有可无的意见，没想到，这个厂房最终变成了一个剧场。国棉五厂当年有庞大的职工演出团体，今天是“金梭和银梭”艺术团排练。台上的演员就有小一百号人，铜管乐队相当有爆发力，大号吹响的时候，大部分观众目光如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掩住耳朵。我是为了一个文化园区的项目调研来到这里，其实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交差了，没想到大早晨的剧场就这么热闹，台上台下两三百人，让人感觉相当恍惚。

就是在这么恍惚的气氛中，我遇到了戴青。

“怎么是你？”我们同时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来这儿看看，要写个调研报告。”我跟她说。

“你可真悠闲。她扬了一下手机，我可惨了，分行要团建，来考察场地。”她说这句话时，脸红了。

“这里，也有你们的客户？”戴青在一家外资银行工作，在我的印象里，她只在金融街那类场所活动，这是老工业区，没什么富人。

戴青无声地笑了一下：“内卷啊，我们也得挖地三尺找客户，这里最近有些文化地产项目，投资多。”戴青穿着挺括的套装，乍看与七八年前没有什么变化，眼神还是幽幽的。

戴青还要等剧场经理见面，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于是我们就在剧场外各要了一杯咖啡。咖啡厅还保留着当年工厂俱乐部音乐茶座的风范，贴满了各种老式招贴。在一个马粪纸上用粗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剧场的来历：一位与工厂有渊源的投资人看中了这个场地做剧场，起初的名字叫作“飞花”。名字虽然好听，但是园区的管理者却非常反对。因为“飞花”是细纱车间飞舞的微小棉絮，不仅对身体有害，还是生产环节中的瑕疵。“其实漫天飞舞的飞花，是常存于梦中的情景。”这位投资人写道，“但是既然有反对意见，我就得吸收，再三斟酌，我给它起了个新名字——蒲公英。”

这段话有点儿绕，我盯着这张马粪纸看了半天才明白。

“蒲公英？飞花？”戴青也在看这个说明。

蒲公英的名字虽然不够酷，但它其实也是一种飞花，那些聚在一起的蒲公英种子，一遇到风便漫天飞舞，不一会儿就踪影难寻。我读着上面的文字。

“有意思，不算矫情。”戴青说着拿起了几张演出的介绍单页。

蒲公英剧场举办的演出有许多都是先锋艺术的范儿，一张名为《逃身体》的演出海报吸引了戴青。这个演出海报上，六位分不清性别的舞者，把自己装在黑灰色的布口袋里，互相纠缠在一起，动作夸张，表情淡漠，不像在一个人的身体上。

“你喜欢现代舞吗？”我问。

“谈不上，不过看起来有点儿奇怪。”戴青要了一张演出的宣传册页。“要是时间合适就来看看。”她说，“你也可以带女儿来。”

“女儿，提前考上大学，飞了。”我跟她说。

“是吗？我记得她才上初中吧？真厉害，时间过得真快。”

“少年班，初三就录取了，现在在苏州，两年预科后，去西安。”我记得马莉提醒过我，女儿考上少年班的事跟人说起来要尽量简明扼要，以免引起对方反感。不过我又想，戴青不会。戴青确实没有过分惊讶，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她看着窗户外的铁栏杆，那栏杆锈迹斑斑，造型像方天画戟。

“睡眠还是不好吗？”我没头没脑地问了戴青一句。曾经有那么几年，我们经常在深更半夜用手机聊天。她的生活习惯异于常人，每天晚上10点入睡，2点多就醒了。男人到了35岁后，大都有个毛病，喜欢酒后给一些异性打电话、发信息。我也有那么几个暧昧女性，戴青是最固定的一个。

戴青似乎没有听清这句问话，但她总得回答点儿啥，她说：“我现在有时候也会为工作的事着急上火。不过，时间过得也快啊。”

2

戴青的父亲是戴星程，他喜欢我叫他戴先生，并要求我称他的导师顾先生为“太先生”。他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做论文那年，我频繁去他那套堆满了外文原版书的小两居室，他曾经一笔一笔地给我改论文，包括脚注与尾注的格式。每次去，师母都给我沏一杯龙井旗枪。龙井茶一旗一枪，是上好的茶叶，师母的杯子也讲究，像水晶一样透亮。他们的宝贝女儿在日本留学，我们已经互相加了MSN，师母话里话外那意思，我也听出来了，系里的博士点已经批了下来，我只须找个单位待一年，明年就可以回校读博，接下来的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局面已然水到渠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糊里糊涂地跟马莉去了一趟浙江，回来后不久，人生道路就改变了。

马莉那时在一家设计事务所做见习设计师，接了一个绍兴的度假村改造工程，估计公司为了省钱，就到大学里找没毕业的研究生。我的论文已经通过，正闲着没事，便答应下来，这家公司也挺逗，非得找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跟我一起去，我也确实没经受住考验。马莉是个麻利姑娘，不久就从浙江辞职来了岛城，来后第一天没找酒店，直接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这情况，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不敢请戴先生去。

后来我却参加了戴青的婚礼，那时我结婚都有六七年了。戴青已经33岁，用同学老姚的话说，“让你耽误的，眼看就黄庄了”。黄庄前夕上一张听的牌，叫做“海底捞”，戴青捞上的这一张，是一个富二代。他们的婚礼隆重极了，盛装包裹下的戴青也让人眼前一亮，她高贵雍容，又十分清雅，跟与我在MSN上神聊时已经不是一个人。好像一只苹果，挂在树上和被别人捧在手里，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33岁的戴青已经成为一个红透了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果香。那天她穿了一件低胸礼服，走起路来胸口有一圈一圈的白色涟漪，那涟漪迅速使我心神不宁。戴青来敬酒时，眼睛都不眨地看着我，眼睛里有无限多的内容。老姚用胳膊拐了我一下，说：“海底捞加杠上开花，跟着你能有这场面？”

戴青的新郎十分高大，但是有一点儿驼背，婚礼中间，跑到大堂外面抽烟，再回到婚礼现场时，就已经出了戏。他环顾四周，也与我对了对眼神。这个小伙儿叫朴昶植，这名字看起来挺雅致，读出来就不太行，以至于主持人一念，老姚就一个劲儿地笑。不过老朴家相当有实力，家族企业，窗帘大王，连迪拜的七星级酒店的窗帘都是朴氏家族供货。婚后的戴青马不停蹄地生了四个儿子，后两个都是在美国生的，窗帘王子请了四个保姆，她每生一个儿子戴先生都会摆酒，我总是被邀请去，不尴不尬地坐在那儿。戴青这姑娘也挺逗，每次摆酒时都会专程到我们这桌敬酒，敬酒时还会借故多坐一会儿。她第四个儿子出生的那个宴会后，我刚回到家，就收到她的一条微信，标题是——与父母喜欢的人恋爱。我过了好几天才点开仔细读了一遍，发现文章的女主角生了九个儿子，我回想着戴青那淡淡的表情，陷入了死循环一样的闭合思维中。

人生中许多重要的关口，都有可能做出莫名其妙的选择。每次遇到戴青，我都会暗自后悔一番，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越来越散发出红苹果一样的美，每次见到我都忍不住默默关注，还因为我在离开戴先生的羽翼后，工作就迅速抵达了平台期，从此再也没有突破过。

3

女儿拿到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时还是春天，对这个结果我与马莉都十分惊喜。本来考少年班只是试一试，没想到她真的考中了。这个少年班是西安一所大学办的，在我读书时就很有名气，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会一路读到博士。我说，中考不必再准备，高考也免了，才15岁，就搞定了人生的这些麻烦事，女儿可真是幸运。

“是啊，她真棒。”马莉说。

“将来这孩子就是国家的了。”我说。少年班的毕业生大概率搞科研，如果不学海洋方面的专业，回岛城的可能性也小。我在听到女儿被少年班录取的消息时，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冰冷之感。

“不会吧。”马莉说这话时已经有点儿心不在焉。

女儿过早离家，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回家就免不了四目相对，这可是一件不好克服的事。我与马莉已经分房多年。有一天她的卧室卫生间水龙头坏了，她到我的卧室卫生间洗澡，三五分钟就跑出来了，头发滴着水，睡衣上湿了一片。从前她洗澡可麻烦了，每次都得奔着一个小时去。

马莉从我的卫生间里跑出来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表情，话也没多说一句，比如你的卫生间里有烟味，或者下水道口全是头发之类。她径直回了自己房间，但是那一刻的表情我经常会想起来。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坏习惯，烟早戒了，洁具都是日本进口的，每周三和周六保洁公司会派保洁员来，把它们擦得锃亮。可是马莉还是那么急匆匆的。

电视剧里说，当夫妻双方的毛巾水杯被严格区分时，再在一起生活就不道德了。哈，我觉得这编剧可真幼稚，我们浴室都不能混用了，那不是还在一起，这总算不上是伤风败俗道德沦丧吧？

那天我看着马莉尽量平静的表情，禁不住浮想联翩。

我想起2004年的夏天，台风“蒲公英”在浙江登陆，马莉的家乡绍兴也接连下了一周的雨。我与马莉无事可做，天天在若耶溪边的老屋里，我们一刻也不想放开对方，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老屋的窗是木头的，被雨水浸泡后，有一种暧昧的味道。爱情降临，一切凡俗之物，都像吃了药。杯子不再是杯子，碗不再是碗，而那经历过几十个梅雨季的老窗户，更像是一道神秘的暗门，推开就会通往一个令我们神魂颠倒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变得性感，这可是我未曾遇到过的事。诗里说，这就是那闪闪发光的日子，我们莫名其妙地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凡事来得莫名其妙，走时必定无声无息。我都想不起来从哪一天起，出差时不再跟她煲电话；想不起从何时起，我们不再共用一台电脑，不再知晓对方手机的密码。有那么几年，我的应酬挺多，每天回家时她们母女都睡了，我在自己的卧室里想三想四，跟这个女孩发个短信，给那个女孩留个言，这在刚结婚时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时马莉就像特工一样，将与我有暧昧关系的女孩分了组打了星，有的可以一起吃饭，有的可以打打电话，而有那么两三个女孩，她们在我的微博上留下一两个字，马莉都会拿着手机要我解释半天。为此我曾经找出《时尚》杂志里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读给她，我说，咱们都是现代人，应该给对方信任和空间。马莉对这些文章里的话都同意，但是仍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马莉的警戒啥时放松了？

我想着想着，感觉到一片混沌。我们这抽象的夫妻关系，并不让人难过，令人难过的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需要保守的秘密。我说不上这算不算是老夫老妻之间的默契，至少在“默”这一点上，我们是做到了。前几年，工作忙起来，她还会接一些冗长而激烈的电话，现在沟通方式越来越多，他们的设计方案、3D模型都可以通过钉钉、微信、飞书分享，所以马莉虽然很忙，但在家里很难听到她与同事讨论工作的语音，去年疫情严重时，我们都在家里办公，每人一台电脑，在钉钉里打字，女儿的家长会也是在钉钉里开，参加家长会时，我看到了马莉的签名，才知道她已经是他们那家事务所的“P4”了——P4就是四级职位，那家事务所与我有过一些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一、二、三级职位基本在总部杭州，而P4算得上是“地方大员”了。

4

戴青有一段时间挺让人担心。差不多10年前，我辗转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她失联了。戴先生火急火燎地跑去了日本，找到戴青时，发现她加入了一个女性的社区组织，每天一下班，就穿上白色的长袍去参加一种奇特的派对。戴先生当机立断把戴青带回了国。那时我的女儿已经出生了。

在MSN停用之后，我与戴青就再没联络了，直到她结婚前夕，我被拉进了“戴来幸福，朴天同庆”的微信群里，才又加上了她的微信。戴青与我聊天时的语气非常奇怪，她在日本多年，但是在英资银行工作，所以在聊得多时就会用英语。有一天漫威的新片刚刚上映，戴青带两个儿子去看，回来还是心潮起伏的样子。谈到彼此的婚姻，戴青说，没什么，Just a sperm。这句话从戴青口中说出来，让我打了好几个寒战。但是我在微信中说，祝贺你啊，终于了解了生命的本质。然后，我说，sperm，我也有的是。戴青半天才回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她说，你知道吗，在日本的时候，我是一个Lesb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