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经验、山水故乡与南方往事

在学界对文学生态的包容性视野和创造性发现的推动下，文学意义上的“南方”正在获得更加广阔多元的诠释。近年来，贵州作家的文学新作，都彰显着清晰的地域生活气息，同时又将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遍经验纳入地方叙述当中。具体看，长篇小说如王华的《大娄山》、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冉正万的《白毫光》等，以及新生代作家肖江虹、肖勤、曹永、李晁、崔晓琳、郭爽、宋迅、李世成、戴冰等人的中短篇小说，还有孟学祥的纪实散文集《窑片》、杨彪的诗集《酒释人生》、戴冰的诗集《尘世的鸟群》、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集《江山如此多娇》、刘媛的长篇网络小说《止狩台》等，为贵州地域文学的多栖发展迈出试探的步伐。在观察人生百态的写实笔触与魔幻神秘民俗的想象之间，贵州作家既保持感触，看见西南边城生活，在故事讲述中重建故乡；又再探历史空间，追求人与人更加饱满的生命形态……最终，这些丰富的文脉，汇流至南方、中国乃至世界之海，映照出深刻闪烁的人文理想。

一、静水流深：感触中的边城生活

现代社会建构许多规则，以便人们能够尽快地获取共识。共性抽象规则背后的差异性现实存在，在当下已逐渐过渡为一种“习以为常”与“老生常谈”。而正如宇文所安所言：“老生常谈也是一种抹拭，是普遍对个别的抹拭，我们对它报以一种出于恐惧的蔑视，这种恐惧是一种预感，预感到还存在另一种陨灭。”小说中的语言书写正是这种“预感”的一个重要见证。相较于北方地区方言音系相近的特点，南方方言常给人带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感。不同发音的背后往往代表特定的群落，是特定生存环境、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缩影。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错综复杂的地理位置致使西南官话体系中的贵州话虽以贵阳话为标准，但实际上各地使用口语的发音、声调、意蕴如同高原各异的地形般起落悬殊。在近几年作品中，贵州作家也不断尝试用方言进行创作实践，保留最直观鲜活的互动情感和文化感触。肖江虹一路从“民俗三部曲”《蛊镇》《悬棺》《傩面》写来，让贵州的山水形象跃然于蛊术、悬棺和傩戏的民俗叙述之间。展露魔幻的仪式与精神想象之时，却始终以“书写日常”为责任。“在写作上，感觉日常是最难把控的，好像什么都能写，又感觉什么都不能写。就像行走在沙滩，放眼望去，全是沙，写一堆沙子当然没意思，除非你蹲下来开始刨，刨很深很深。”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日常生活，肖江虹以“语言”为讨论点，不仅灵活运用方言展现人物性格，更捕捉到方言使用者在现代社会规范语境下无所适从的不安感，以及语言更迭、碰撞所折射出的代际矛盾。

在《美学原理》中，敬老院工人王玉芬在接待主角陈公望时，便时常进行自我语言纠正：“掀开包，王玉芬说：‘是书说，我还以为是啥子金宝卵！’说完她慌忙捂住自己的嘴，斜着眼看了看陈公望，吞下一口唾沫，吐出一串夹生的普通话说：‘实在对不起，刚才一不小心整了句方言，还说了流话，我们敬老院有规定，在院里必须说普通话，哪怕两个人在厕所里吹牛，都要说普通话，哎呀对不起，又说了句流话。’”普通话的通行与统一标准由北向南、由东至西地融入边城人日常的自我审视之中，肖江虹有感于此，又决心写一篇正面回应语言和普通话碰撞的小说，于是我们读到了《南方口音》。小说视点落在普通话培训机构高级讲师的韩晓蕙和音韵学教授秦顺阳夫妇的小家庭中，展开了一场语言教育的拉扯困局。语言作为分水岭清晰地隔出僵持在困局两端的三代人界线，为不影响孙女教育而报班学习的老秦、因方言口音重在城市遭遇轻视的老徐女儿等人物在普通话语境中难以寻找到自我容身之处，就此成为语言的外来者。在沉重之间，当作家的人物进入方言自由地区时，人便自然感受到卸下规则的轻盈。如王玉芬与陈公望熟悉后在饭桌上便不再顾忌规矩；老秦到老公园处，“穿过长廊，就算游了一趟贵州全境。全是方言，听得骨头都酥了。铜仁话、遵义话、都匀话、毕节话，好像都差不多，仔细听其实差别巨大。短长、起伏、轻重，不是地道贵州人很难区分”。方言中的口音成为一个人不言自明的身份标识，凝聚起自我对于集体认同的归属感。

作家思考方言存在及其所面对的困境，又最终以理解、包容的姿态去看见方言中个体的生活。林白在《重新看见南方》中谈到，当她想表达“意志”“光年”等“高级问题”时需要转向书面语，因为这些在方言中难以形容。可是方言却能望见禾田与过往记忆，如“割禾时割伤的左手无名指（伤痕至今仍在），插秧时光脚窝踩在光滑水田上的酥感、用禾秆沤制腐殖酸氨肥料、天冷时用禾秆编织成褥子语”等。贵州作家在书写中让乡音的高低轻重通向更具体的情感与更自在的生命体验。

除了语言之外，黔贵大地的作家亦善于用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来容纳文化记忆、定位文化位置，让平面文字下西南边城的生活呈现得更加具体且立体。如冉正万《鲤鱼巷》中那条充满熟悉味道的老街：“尤其是何姨妈豆豉火锅，老远就能闻到干豆豉独特的香味，这比其他广告招牌更管用，可以牵着鼻子走。”《洪边门——献给贵阳的第七封情书》：“她年轻时有张好吃嘴，鲤鱼巷的葵花子，小十字的丁家脆哨，省府西路的雷家豆腐圆子，护国路的肠旺面，馋劲上来，下雪下凌也要去吃了才安心。上了年纪后瘾头没那么大，听见别人说起，腮帮仍然有反应。”肖江虹的《苔藓》：“贵阳人的早晨从一碗肠旺面开始。面条讲究爽口弹牙，血旺和大肠必须新鲜，佐以几根窈窕的绿豆芽，这才是一碗合格的肠旺面。东门郑家，百年老字号，食客趋之若鹜，排队一小时，吞吐五分钟，要的就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宋迅的《绿血》中吴川与葛宇恒所喝的酒，“据说只有用迷雾河的水才能酿出这个劲儿”。冉正万的《安魂》：“五十多年没想过这事，现在突然想起，连弟弟睡过的麦秸秆的温度和气味都能感觉到。”……这些感官直觉与贵州当地的山川河流街道等文化地标紧紧拴在一起，如同马尔克斯经典的玛德莱娜小点心，借记忆中诸种味道来凝聚记忆中的空间处所。小街小巷的原汁原味与现代文明变迁交会成为历史的观察窗口。

现代文学上说起边城，便让人想起沈从文的湘西。而南方之广，多种形态的边城已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要视角。从语言、味觉处触动的日常，既为他者观照地方性书写提供可以想见的蓬勃印象，而非陌生奇特的陈列，同时“提供某种能与他人交流、引起共情的价值”。生活在黔贵的作家们望见这片大地上文化主体的本真与丰富，将实感经验融入理性思索，保持感知的敏锐，还原日常行走着的西南边城生活，向读者展现着波澜平静的生活之流下，深深涌动着的行走的人影及其亟待被看见的生活方式。

二、重山复水：自我重建的故乡

在现代性发展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全球背景下，“出走”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隐喻。而对文学创作而言，故乡却总是作家的精神源地。宋迅、冉正万、孟学祥等作家持续以贵州各城市为创作背景，他们笔下所见，西南边城的个体走出原乡，进入城市，落入“外来客”的身份符号之中，成为万千分母。从哪儿来，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依然在个体的记忆中温存着。贵州作家有如肖江虹、冉正万等生于斯长于斯，也有如郭爽、李晁等青年作家富有多地域的迁移体验，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用写作定位“故乡”坐标。正如李晁在早年《朝南朝北》小说中写生活在贵州的少年，安放自己五六岁才回黔所缺失的童年。基于“出走”与“回归”的经验与愿景，黔籍作家正在重新理解由“移居”所带来的“故乡”元概念的改变。郭爽在创作谈中说：“在精神上，其实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真的回来了，但他有能力去重建。因为故乡永远只存在于记忆中。”因此，写作作为自我回望的行动，成为身份延续与自我认同的精神宣誓。贵州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以故事讲述的方式组织着故乡的具体形态与曾经的文化生态。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中将故事讲述者概括为两种类型：当地住户的农夫代表与商船上的水手。一个守在家中，一个远行归来。属于前者的有李晁的《婚礼》与《裁缝店的女人》、冉正万的《煮外婆》。小说中关于“熊老嘎婆”故事在当地祖孙三代间传承，外婆老去后，再由三儿讲给郑学智听。“外婆的故事像龙爪花，不但好看，还不和别的花开在一起，田间地头，独自烂漫”，叙述视线便不断向当地的交际纵深处探去。后者如孟学祥《远行客》中即以“我”与母亲二人回老家甲旺、玉水、大硐寻旧为叙述路径，在母亲讲述的石国良、仁菊表姐、郭玉山与叔婶姑舅几人的过往中，“我”心中的那个故乡框架被想念、憎恨、悔过、伤痛情感填充起来，变得可感。《宇宙的琴弦》中“我”在生命最后一刻看见，一生所留是给后人谈论的故事。个体的小生命史便在故事中凝聚。这些故事的创作，让远方带回的传说与当地熟知的过去紧紧相连，共同构成故乡记忆的共同体。

在重建故乡的故事讲述中，作家在追忆与怀旧行动之际，更需要面对记忆失落的叙述困境——想象存在与现实真实的割裂。在贵州土地上，曾经个体与之深度融合的传统虽非骤然崩塌，却随着出走而一点点地瓦解、消逝。而“一个人无论最终留下还是离开，只有直面故乡带给我们的印记，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想象未来”。一方面，作家立足于出走后的代际冲突来表现现实，如李晁《赶在暴雨来临前》以暴雨隐喻两代人之间即将面临的近乎永隔的分离。儿子拆毁的草编龙头与卢笙试图定格时间的照片更加加重了人物面对过往与现实的无力感。崔晓琳的《白日短行》中女孩如父母愿所赴的大考，不是迎接想象中的未来，而是赢得一个失落的梦想“那张录取通知书，那冲她迎面而来的机械厂，也已经模糊掉了她未来的时光”。另一方面，作家又通过在故事中重新看见自我与他者，重建自我与故乡的关系。肖江虹的《苔藓》中塑造了立足于贵阳的胡凯、邱德全、慕静云三个家庭的时空与生活。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故乡”之中，原本轨迹仅有漠视而过，却在命运的交叠下相互看见，进而明白他人的另外一种生活，理解彼此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成为如今的自我。从而将“过去之我”与“现实之我”相联系，在记忆时空中成为连续的存在。肖勤的《你的名字》中讲述了三个名字的故事。“名字生来是给人喊的，但这世上，终有许多人，一辈子都被人忽略掉名和姓。”进了城却不再被人呼唤名字的滚月光、在意是否“被看见”的冯愉快，最终把自己的名字从故乡带出来，在新的城市扎下属于自己的根。将原本属于宏大叙事的命运主题浸润在贵州日常之中。人们“进入一个事件，在‘我’与外物的相互勾缠中反复体会某种韵味”，将出走后碎片化的自我与他者重新拼接，得以从急速飞奔的未来中找到停靠的灯塔。而这种回望与靠近中，正提供了一种生活切面，让读者感同身受作家包含于其中的期待与悲悯。

故事的发生与重述之间已隔开一段时间距离，主人公与故事梗概都还如同原来。而作家重新书写人情世事的无解，亦并非要指明答案，而是如同《阿凡达》中纳威族人所说“I see you”，去看见那些被现代变迁所遮蔽的存在。贵州青年作家李世成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月亮今天亮了吗》中即收录了现实与过往剪影对话的11篇小说，“有些影子不断回望再回望，现实中却没有主动去多问候一次‘你’”。他以问候月亮为书名，让日常现实中的欲言又止，在故事中流动的诗性先锋语言中展开。而作家们日后对故乡往事的不断描摹与想象，最终在时间的另一端却指向了出乎意料的和谐状态，如同一把剪刀，将岁月分为过往不甘与此刻释怀的两端。正如孟学祥的《远行客》：“原以为母亲与表姨的相见会有很多波折，会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没想到却这么简单，简单得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说，就那么一抱，她们就马上熟络了。”肖勤的《隐秘的船》中的七姑娘在河流改道、码头沉寂的暮年回到月亮台之乡，“她准备了很多话要和她们说，但她们都老了，嫉妒的刺都化成了柔软的羽毛。不待她辩解， 她们便打开门，烧开了茶水，用羽毛般重逢的温暖包裹着七姑娘，连连说，不容易啊，当年。”生活在别处的游子不必一直单向奔波，能够回到可以栖息的家，人物与故乡得到了和解。重山复水，再归来时被生活的刀锋所割开的裂缝，都化为了时间的答案。

三、如川之恒：从历史流向未来

葛亮在与苏童对话“南方”时曾提到，南方代表水文化，具有“更多元包容的结构方式”以及“非主流和非规范性的文化内涵”。而贵州素有“北上长江，南下珠江”之称，作家们对于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以及生命的理解，亦多与河流息息相关。尽管这里在地理位置上是边缘，域内河流却运载着生生不息的行人、讯息和通往远方的可能性，写作便借此从历史流向未来。如肖勤的《隐秘的船》中月亮台的大船，载着哈萝的愿景从滩头淌到滩尾，“河边长大的女人喜欢河，离开了河，魂都是干的了”；李晁的《雾中河》中穿梭着打捞队船只的雾水之河；而宋迅写作的起点则可以追溯到老家贵州习水那条会随着季节更迭改变颜色的神秘之河，“当某一天冥冥中我开始长久凝视、回望、想象这条故乡的河流时，某个时刻，我似乎在山谷、岩石、河沙、浪花间窥探到了所有答案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