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叙事、异质空间与语言的再造

讨论“新南方写作”，为的是关注“南方之南”、广阔的南方地域文学，但这“地域”并不同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域，它更多时候是一种风格学意义上的“南方文学地域”。从文学层面来谈“南方”，最为人熟悉的是美国文学史上的“南方文学”，它因为有福克纳的界定而影响深远。但显然，具有文学地理性质的“南方文学”概念，并不能局限于特定国度、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南方文学”，它不是一个完成式的文学史概念，它应该是开放的、变化的、不断生长的概念。美国的“南方文学”之外，欧洲文学史上也有南北文学差异之说，拉美更有博尔赫斯等人的“南方叙事”。就汉语文学而言，历史上有很多南北方文学论述，但相关表达普遍停留在大陆内部、民族文学内部来讨论南北文学的异同，其中的“南方”也是以江南为主，甚至以江南为界，对岭南以及比岭南更南的、广阔的南方写作关注不够，即便讨论，也不太会从南北文学、南方写作维度来思考。“新南方写作”的提议，正是要突破这种思维局限，既从地域出发，又突破行政区划的辖制，是将“地域文学”提升为“文学地域”。“地域”在前，是关注某个地域内部的文学，“文学”在前，是突出以文学的目光来观照地域，这不是概念游戏，而是强调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目标的差异。以文学视角来看地域，“新南方写作”就必须把目光投射到南方之南广阔的南方地域，其中必然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

一、失语危机与文学的再造语言

因着种种非文学的因素，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延展空间越来越小。黄锦树在《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一文中曾指出马华社会中华文文化识字率降低的问题：“死去的不只是字和词，更严重的是个中蕴藏的特殊感性、理解、感觉事物和现实的方式。”语言的失落背后是文化的危机，对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创作而言，更是直接的影响，不仅仅是本土读者市场的缩减，更是改变华人作家观察和思考生活世界的方式。面对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东南亚的华人作家继续坚守汉语写作，必然是一种主动而艰难的选择，其中的文化意识和抵抗精神难能可贵。这方面，在马来西亚华人作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黄锦树、黎紫书等人的汉语文学写作，用了很多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失语的忧郁、焦虑与危机的思考，他们用文学坚持进行语言创造，寻找“我方的语言”，表达“我方的文明”。

如何以文学来创造文化空间？在地语言的书面化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方式。南洋世界华人作家的汉语写作，将被边缘化的语言艺术性地融入文学创作中。浸润在多语国度，对语言文字的敏锐力与使用多种语言词汇写作是东南亚华人作家的潜能与优势。以马华作家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人作家，多数时候并不会局限于个人籍贯方言的使用，闽南语、粤语、潮汕话、马来语、英语、印度语、印尼语等方言或语言的词句也频繁出现在小说之中，这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在语词使用与组合上有着突出的驳杂性，这种驳杂很多时候意味着想象力的扩展，造成文学的陌生感的同时，更指向思想的创造性可能。如黄锦树《血崩》里的表达：“将带头的鬼仔当场掠起，要不打死。发火要斩人的番仔少年由彭古鲁（村长）自己去处理，讲唔听就先掠去‘加咕间’（监牢）关一段时间。”他将闽南语、粤语和马来语词汇融入文学写作之中，以多重“语言马赛克”带来一种如胶液般的凝滞、浓稠感，也给非马来西亚华人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奇特化的审美体验。还如邓观杰《乐园》，小说主人公与能用十二种方言广播的印度人萨拉华迪玩“一个爸爸是潮州人，妈妈是客家人，小时候被广东人奶奶照顾的小孩子，他怎么说‘我大便后屁股没有洗干净’？”一类语言游戏。作家在运用这些驳杂的语言进行创作时，其实是进行着一种语言创造的游戏，可以打开很多奇异的想象空间。

丰富多元的在地语言书写，助推文学语言的创造，拓展文学想象的空间。同时，多种语言的并用，语言之间往往也会出现“内在的对话”。不同语言的使用，背后是不同人物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话，暗涌着代际、历史、种族、人性的碰撞。在梵君的《邂逅》中，珮琳的父母是回中国升学的侨生，而生于泰国的她由于中文环境的缺失，没能熟练掌握华语，她转而费心女儿的华文教育，可接受国际教育长大的女儿“作为泰国华人，华文也不行，泰文也不行”，以母女三代的语言取向揭示泰国华人的语言文化问题。丘凯文的《阿公》也是典型一例。小说中堂弟在阿公的葬礼上拍摄作业素材，称“Comeon，我又不是在玩，我是在用video帮忙我们family整理历史咧”，以“I am Chinese”回答讲华语的亲戚关于身份的提问，中英夹杂的人物语言、语言与身份认同的错位意味着自小接受英语教育的一代华人经验与文化认知上的混乱。看护安妮以夹杂马来语的华语向众人述说真相：“阿公真的是pokokpapaya（马来文，意思为木瓜树）掉下来的，我请隔壁uncle带他去医院，医院说sudahmati（马来文，意思为已经死去），不信你们问阿婆。”这个解释被众人忽视，因为这声音来自一个有着黝黑皮肤、操着拗口华语的异族人物，因为这种身份，她讲述的话语内容就变得无关紧要。语言上的差异，背后是文化传统、心理意识的博弈，小说以此揭示出老一辈华人顽固的、排斥异族的心理。失智的阿婆偶尔如鬼魅般呢喃华语，当众人向阿婆询问有关阿公的真相时，“‘真相’？阿婆茫然地对着镜头露出疑惑神情，随后皱纹徐徐绽开，哧哧笑了起来，‘大象？’”无厘头的语词跳跃，揭示了众人对阿公故事的真相并不感兴趣，而是依据自己的需要，合谋集体叙事中各种版本的英雄传奇的事实。清醒的人迷信“故事”，疯子小叔和阿婆吐露真相的倒置更是别具深意。邓观杰在小说中直言“一切问题都是文字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汉语和汉字在东南亚、马华作家笔下，不只是写作的工具和载体，更通向形式修辞，通向历史深处，通向想象远方。

黄锦树在《M的失踪》中将爻与甲骨文融于书面语的写作之中；《胶林深处》在小说中穿插林材扭曲、痉挛，甚至分崩离析的字迹来影射人物状态，隐喻大马华人的文化处境。林材的写作之路由苦读汉字而起，成于字而又困于字，终至疯魔，这亦是华文作家执念与梦魇的寓言。在邓观杰的《林语堂的打字机》中，历史上“中文和它所背负的世界，也曾被外来的枪炮与船只深深刺入腹部……生于中文的孩子迷恋于制造机器的语言，法文、日文、德文、俄文……”林语堂倾尽家产与心血，独创“上下形检字法”发明出“人人可用，不学而能”的中文打字机，力图挽救中文于危亡，复兴中华文化。文字关乎文化存亡，而语言、文字与人类意志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邓观杰继而以神秘的先生揭示语言文字实际上是对意念的损耗。“打字机的技术不管再怎么先进，它也不过是一台效率奇差的对讲机。”先生欲创造脱离文字和语言的枷锁，直取意念的完美打字机。在先生阶段性的成果面前，“我”由中文文盲到重拾母语，而回到母语，便能抵达所寻求的答案。

边缘化的文学处境和失语危机，使得“所有的写作也必将是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写作”。以马华文学为代表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以丰富的在地语言的运用，完成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表达，也表现出东南亚华人世界多语言共存的生活图景，凸显不同语言背后的人物形象及其文化特性。驳杂的语言，这是南方文学在语言层面的基本特征，彰显了“新南方写作”的文化杂糅感和文化临界性。杂糅与临界，并不是强化边界感，而是呼吁开放性、可能性与创造性。驳杂的语言呈现出多元共生、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与世界文明感受，与此同时，也因直观的语言实验和形式创造，使得汉语写作在域外的实践中获得了“延伸、延存”。东南亚华人的汉语写作，“再造语言”是常态，更是必需，这种再造可导向“无限的可能”。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种“再造”可能蕴含的文学性和文化价值，尤其在现代化逐渐深入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今天，如何以文学语言的创造性表达来呈现当代和未来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文明理念的转型，这是汉语写作要面对的难题。

二、边缘空间与想象力的内部繁殖

华语生存空间被挤压的背后，是东南亚华人生活的被边缘化。近代以来，几代华人历经艰苦终于“落地生根”，可依旧处于“无二等公民之名，却有二等公民之实”的状况，前代人集体的苦难创伤使“不可触及敏感问题的共识，却成为一张无形自我钳制的网，无处不在”。作家方面，东南亚华文作家群体也是长时间被一种无安全感笼罩，“身份始终是隐匿的、离心的，是他者中的他者”。多方面的边缘化处境，使得东南亚华文文学逐渐生出一种主动退避的策略，普遍转向小说叙事方面的探索与实验。

在《乌暗暝》中，黄锦树致力于挖掘胶林深处老一辈华人闭口不谈的、被官方遮蔽的历史痕迹，攫取各方叙述的裂隙，在“不可靠的”记忆拼凑中呈现被抹杀的历史。与此同时，又以后设的叙事介入，消解历史与虚构的二元对立。黄锦树认为后设“不是蜗牛的壳，是寄居蟹的家”，是一种无根、无安全感、无确定感的“存在”状态，意义在于“癌细胞式的、恐怖的再生产——再生产的恐怖主义——一种难以压抑的繁殖欲望”。

东南亚华语作家的汉语写作，普遍是历史、虚构、故事、记忆与真相在文本中交错缠绕，难以区分，让文本生发出强旺的生命力与繁殖力。《阿公》中“我”——小说家阿文对阿公的记忆究竟是破除“罗生门”的真相，还是作者丘凯文——抑或是文本中小说家阿文“你觉得我把这写成小说参加文学奖会得奖吗？”的叙事游戏？梁靖芬《最简单的葬礼》，异想天开的殡葬服务者、缺故事交差的记者、编故事的小说作者，三重“不可靠”身份交织，加工了故事，也消解着叙事。小说结尾还直接点明：“这故事我半年前记过一遍了，半年后的现在我又讲一遍。也许有一天还会再讲述一遍，先交上去试试。”意味着这个故事仍在不断地再生产，还有很多重可能。在邓观杰这里，小说就是讲故事，在主体反复强调叙事行为的同时，带有自我指涉色彩的主人公“阿杰”与“杰仔”、他人的经验故事、黏腻的记忆碎片等，经由意象与情节的熔铸不断繁衍，时不时还将读者也后设进小说，与他共同操纵庞大故事制造机器的运转。

文本与文本之间也并非封闭，东南亚很多华文作家尝试将已有文本置于文学语境中“再生产”，在想象力的驱动下驶向无限可能。黄锦树近作《迟到的青年》与大江健三郎同名作品互文，故事中的“驼背小人”通向本雅明《驼背小人》的意象。邓观杰《林语堂的打字机》是林语堂“明快打字机”故事的再生产，又衍生出小说集末篇《弟弟的游戏》，小说最后打字机读取的意念中，全身着火的白犬向“我”与弟弟冲来，似是首篇《故事总要开始》那只撞上火炉的白犬从吞噬马来半岛的大火中闯入新的文本。在邓观杰小说集《故事的废墟》里面，文本与文本之间不是封闭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互通，故事犹如废墟中堆叠的“垃圾”，一旦被火种引燃，火势便在废墟中无限蔓延。

文本的蔓延背后，或许与东南亚文学生长的空间特征相关。“只有象征的森林，才能无限深邃。”象征与森林，文本的无限性与热带森林的深邃感，这之间是否有某种隐秘的关联？可看黄锦树小说中的“胶林”意象。“胶林深处”是贯穿黄锦树小说集《乌暗暝》的空间意象。胶林以难以探及边界的深邃空间包容着一切：疯长的植物、恐怖的野兽、无所属的边缘人、走私者的老巢、马共的武装行动、不愿为人所知的秘密、毕生心血的追求、排放的垃圾……一切都平等地共存于此。胶林自成一套生态系统，吞噬、消化，让一切隐匿，而隐匿不意味消失，胶林又吸收了一切，固守所有的秘密。

在世界性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东南亚热带雨林的空间也不断地遭遇着城镇空间的挤占。近年来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中，有一些聚焦当下现实的作品，这些小说的叙事空间逐渐从雨林向城市转移。但转入城市空间，也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如黎紫书《流俗地》，核心的空间是潦倒之人的寄居之处“楼上楼”、盲人院偏隅的点字机房；龚万辉《猫语》，写到的是城市边缘的树林；方路《菠萝蜜树上的头颅》，关注点聚焦在阴风阵阵的深林；欧筱佩《肥橘》，关注点聚焦在树林里隐匿的小神庙；还有邓观杰笔下的废弃宿舍楼、城镇外的荒地。此外，在邓观杰、黄玮霜与原非聚焦室内空间的作品中，鲜少被提及、难以被看见的边缘，如厕所、粪坑、天花板梁柱的内里，甚至门锁里的微小空间，都成为承载叙事的重要空间意象。这些边缘性的空间意象，一方面意味着隐匿性、离心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内部的融合与共生。边缘空间往往也是隐秘的、深邃的领地，内在其中的文学叙事可调动着丰富的知觉和感觉，让想象力在内部繁殖，向内拓深思想的结构，建构起异质共生、层次丰富的文学世界。

三、异质空间与地方叙事的世界品格

东南亚华人无论之于“文化原乡”，抑或之于在地的“地缘故乡”“流寓异乡”，“都是外人”，陷入两不着落的阴影地带，“不被任何一者所接纳，漂流于无所属的无籍空间”。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正处于“作为华侨、华人与多元文化中心（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西方及土著文化）勾连的‘接触地带’”，包孕着开拓与超越，具有建构独特“第三空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