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地里的父亲

爹七十六了，把土地看得很金贵。成天起早摸黑，上坡下地，总觉得地里有干不完的活儿，吃饭从来赶不上节点。地里的苗啊、园里的菜啊、坡上的柴柴草草，他打理得清清头头。一年忙到头，也没见干了些啥。

唉，上了年纪，只要他高兴，就依他吧。不管什么活儿，他做完才收工，经常摸夜路。妈时常说，再说不听，莫要哪天滚到岩下去就对了，爹大声反驳并教导我们，晚上路是白的，水是亮的，莽子才打瞎摸。的确，赶夜路如测色盲，盯着夜色不眨眼，一会儿，灰白的山路就像冲洗照片一样，从黑夜的深渊慢慢浮上来，一直伸向家的方向。隐约的山路伸向高远的夜空，我看到银河也顺路流淌下来。我上中学时，放假常与父亲背货回家代销，习惯了赶夜路。川北深山灯火寥落，夜色比天空还黑，唯有草丛间昆虫热闹的鸣叫和农家传出的笑声让人温暖，但反倒让我慨叹身世，最终都是一再加快脚步。我中学时就充满了力量，十四五岁背百把斤还能健步如飞，但常羞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碰到路人，幸好爹也常走夜路，黑夜下行人稀少，能给我足够的尊严和庇护，我隐忍沉稳的性格应该就是在这阶段形成的。一个人背着货物埋头行走，长路漫漫，汗流浃背，头脑却闲着无事，我便思索各种事情，扮演各种角色，推演各种情节，让原本无聊的行程兴味盎然。走到腿软口渴时，找个石头一歇，顿时神清气爽。一路走走歇歇，那些大山、深谷、村落便一一抛在身后，再回头看，当初望而却步的路途也不过如此。这段负重前行的经历加速了我的成长，让我终身受用。走几十里山路，回家吃完饭睡一觉，第二天便生龙活虎。有一次背货回家，我竟一连吃了七碗稀饭，吓得母亲连忙叫我别再吃了。现在回想起来，两个绰约的人影深陷夜色，有时也打开手电筒，两个光点在黑暗中缓缓前进，仿佛夏夜仰望看到的斗转星移。再说，爹在村里走了几十年，哪个边角旮旯不晓得呢。我劝他少做点儿活路，只当是锻炼，他不听，也不急，仍不声不响忙个不停，都说他犟。人到这年纪，该每天泡杯茶晒太阳，但他从不喝茶、不打牌，也不抽烟，无事喜欢看书看电视。大家都给爹提过不少意见，没用。我想，自由大概就是如此，也不再劝他了。

立夏前，安尔表哥打电话告诉我，桂珍姐也打工走了，屋里只有大表哥永平一人，爹去帮他割油菜。后来爹才说，桂珍姐养了几头架子猪和一窝小猪，猪瘟全死了，损失上万，她哭着出去打工了。从我家到表哥家，要走两个小时山路。晌午太阳大，都晒得头痛，爹在地里割菜籽慢条斯理，不戴草帽，也不歇。爹一直这样，慢性子，改不了。不过，七十多岁，也不用改了。我知道，他这样慢是怕手脚快了漏掉菜籽，也怕晒干的油菜荚炸裂。接到这个电话，我反而踏实了，这说明爹身体还不错。爹的电话经常打不通，个把月才给我们打个电话，净说些村上的事后就关机，说费钱。现在接电话早就不收费了，他的电话也加入了我们的套餐，包月，不费钱，但他还是习惯随手关机，可能是觉得充电也花钱。他来电话，全是说村里谁又死了、谁快死了。这些听起来太晦气，我之前常吼他别说这些不吉利的事。今年夏天热，百年不遇，城里不少人得了热射病，一头栽下去就起不来了。我提醒他喝点儿藿香正气水，他说出汗就是排毒，农村人哪那么娇气。每年他都是在坡上扯几把香龙草、车前草、折耳根晒干泡水喝。想到爹曾经说过的只言片语，我明白，他已有自己一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人生哲学，他只遵从自己的哲学，难怪对别人的话无动于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也说是这样。

端午快到了，女儿要中考，不能回乡。爹一早就打来电话，大声东拉西扯。

我问，麦子收完没？

爹说，今年种了十亩地的一块，还是联合收割机收的。十亩地是个地名，在村子东面山腰，全村的旱地集中在那一片，一户人一绺。四十多年，户主没变，地界也没变。有户主死了，土地就承袭给户主儿子。如果户主的儿子打工不种，村里又没人要，这块地就会长满野草把自己深深地藏起来，真正的退耕还草。

爹又说，付工钱是按面积算，去年量是一亩六，今年量咋是一亩九呢？一会儿就收完了。前些年机器少，收麦子一百二十块钱一亩，今年才七十。

我说，今年汽油柴油价那么高，咋才七十呢？不要跟人家讲价，收多少就给多少。一亩七十元，城里一根雪糕都不止这个钱，相当于一根雪糕就哄人帮你收了一亩地的麦子。

爹笑，啥子雪糕那么贵？啥味道？

我也笑，说，估计就是电视上天天打广告的那个雪糕，我也没吃过。其实我给孩子买过，四十块钱一根，叫哈什么斯，不敢说。

爹说，小明今年种了四十亩麦子，铁龙每年光麦子就要卖一万多块。小明是我家邻居，因打麦子被机器打断了几截手指。铁龙是村上的小学教师，中师毕业的，现在村小没几个学生，他便把重心从狭小的讲台转向广阔的麦地。

我问，一亩地要收多少麦子？麦子多少钱一斤？

爹说，没称过。干麦子贵点儿，青麦子不值钱。前段时间有人在收青麦子去做饲料，可惜了。我们的麦子从不打农药，没卖过。

我说，就当一亩地收一千斤，一斤一块五吧。

爹说，哪有那么高。现在种地都是靠化肥，也不经管，莫得原来那么淘神。不少人天天在地里打农药，头天打药，第二天就卖。地里现在草都不长，有些地栽什么死什么，地也废了，难怪现在癌症那么多。

我沉默半天，说，地少种点儿，就当是锻炼身体。现在不缺吃不缺穿，种那么多做啥？一千斤麦子能纯落多少钱？

爹说，种子、化肥、工钱一算，落不了几个，还不算自己的人工，在外面打工一天也有两百。在家自己不种地，也会让别人请去帮干忙，也闲不下来。

我说，现在到哪里打工能有两百？我现在每天都挣不到两百。老年人已过了挣大钱的期辰了，少生病就是在挣大钱……

爹话多，翻旧账，认死理，早年我们每次对话都不欢而散，有时我只得把手机放在一边，让他自言自语，估计说得差不多了，就拿起电话说好了，听到他哦哦哦满意地挂了电话，我才松了口气。现在，我也能心平气和听他漫无边际慢慢地说了。

爹只用老款手机，不上网不聊天。我在二爸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台收割机伸出白森森的獠牙在麦地里来来回回，一行行麦子惊魂不定，束手就擒。早年镰刀一出手，就听到麦子们齐声的尖叫和沉重的咽气声。现在，在震耳的机器声中，听不到麦子们的呼喊，它们被成片拦腰切断，流水般卷入机器下的旋涡，悄无声息，像在看奥斯维辛的照片。几袋烟工夫，波浪起伏的麦地就干涸零乱了。早年的麦收从不如此了无生趣，村民们边劳作边笑谈，长辈们也会安排未婚男女借机相见，沉重的体力劳动总让人心情愉悦。

十亩的那块地，早年我们全家两个大人三个小孩要割两整天，个个累得几天都伸不起腰来。我在二爸朋友圈的视频里虽然没看到我爹，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抢在机器过来前捡那些漏掉的麦穗。机器耕作的场景，我小学时就在课本上遇到过，直到我的孩子上小学，村里都还没出现。早年小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上有篇文章叫《春耕》，现在我还能脱口而出：春耕开始了。我和志华去看新机器种地。一眼望不到边的耕地上，几台拖拉机来回奔跑着……父亲上学时没读过这篇文章，他在七十多岁时，才与课文中的志华一样，欣喜地看着机器割麦耕地。课本上的拖拉机，开了四十多年，终于开进了川北大山中的村子。世上最慢的不是蜗牛，应该是童年的拖拉机。

与城里一样，农村学校每到五月也要放假，叫忙假，我想就是让孩子回家帮父母抢种抢收。早年村里没公路，更早些年还没电，收割是件极为沉重的大事。各家各户都舍不得把麦秆丢在地里，要把麦子从根部割断，打捆背回家，小孩一趟最多能背两捆。麦芒带齿，流星般从孩子们裸露的肩背上划过，细嫩的皮肤上就留下一道道血痕，火辣辣的，冒着血珠，汗水浸上，痛如针扎。前前后后，麦收要半个多月，直到全村把地里的庄稼收拾完了，背回家的麦捆、油菜垛也晒得差不多了，于是一家接一家开始打麦子、打菜籽。

每家每户都有成套的农具。打麦子的连枷、木杈，晒麦子的篾垫、木耙，清麦壳的风斗、筛子，还有装麦子的竹篅子。这些农具平时堆在墙角，灰头土脸，只有收麦打麦时才容光焕发。一到五月，全家老小就泡在小春上了，有时还要请人帮忙，这几天人多饭好，与过节一样。小孩每天要到村里上学，回家还要做家务、收庄稼，人小事多，比父母爷爷奶奶还累，经常在麦草堆上一歪就睡着了。村里经常有孩子天黑没落屋，父母也不着急，等忙完了才到附近的晒坝上找，结果都是从草堆里拉出来，就像在地里掏红苕，一提一大串。收麦打麦的重活儿要成年人经手，送捆麦子的稻草、攒麦子、捡麦穗、送水、送小晌午这些，就是小孩的事。在打谷子时，给打谷机抱谷子、捡稻穗这些，也是小孩的任务。小孩子干农活儿，都像鸡公屙屎头一截，开始还像模像样，要不了多久就会拉稀摆带。

忙假一般是根据农时来放，有时三天，有时两天，好像是专门与小孩子作对，等孩子们累得干不动了，就回校上课。到了教室，男女同学手上都打着茧疤或血疱，肩上背上也磨破了皮。等伤恢复得差不多时，又要放两天假。农村孩子的细皮嫩肉，就如此一天天粗粝强壮起来。如果麦收时节遇上大风或阵雨，那真就得与天老爷抢饭吃了。半夜三更就要起床进地，把麦子割倒，不然大风几个来回，麦子就会在地里扭成一团，麦穗里的麦粒全漏出来掉进地里，根本无法收拾。如果一连几天阴雨，麦穗上就会生出嫩黄的麦芽，那这一季就白忙了。村民们只要看到天气变化，就会放下手中的一切，全家进地抢收。

我小学还没毕业，村里开始用柴油机带动脱粒机打麦子，连枷晾在一边。村里都是几家人一起互相帮忙打麦子。提前把麦子准备到脱粒机喂料口前，传麦把、割麦把、送料、叉麦草、撮麦粒的人一字排开，打麦子的流水线就成形了。大家都用口罩帽子把自己蒙得严严实实。柴油机一响，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大家都紧张忙碌地重复手上的动作。一户人的麦子最多打四十分钟，但这几十分钟下来，每个人的眉睫上都沾着一层黑灰，吐出的全是黑痰，要漱洗两三天才是清口水。机器打麦快，但是暗藏杀机。送料手稍有不慎，麦子就会把手带进喂料口。脱粒机里有一个飞速旋转的滚筒，滚筒上用螺栓固定着几根磨得锃亮的铁纹杆，转起来就是一道白光，手往前一靠，半个手掌眨眼就不见了。村里有两个喂料手就是在送料时手伸长了一分，从此终身残疾。每次打麦子，爹都喂料。爹早年是村里的农机员，能拆卸修理柴油机、喷灌机、抽水机，对小型农机懂得比别人多，知道机器的脾气，对脱粒机咬手的性子也一清二楚，不像年轻人毛手毛脚不知深浅。

柴油机声音太大，打麦的人全靠眼神和手势交流，往往会领会错误，埋下安全隐患。村里通电后，柴油机换成电动机，并把电动机与脱粒机安装在一起，再也不用长长的皮带，喂料都是用扫把把麦子往喂料口里推，声音小又安全。让人心有余悸的打麦变得如此悠闲，主要是靠电，电费便宜，电动机操作也方便。电闸一拉，说动就动，说停就停，不添油加水。后来，村里打工走得越来越多，只留下了老人和小孩，无人能抬机器，也不能组建打麦互助组，收麦子就只割麦穗，在地里摊块塑料布，边割边晒，等到天黑前就用细长的黄荆棍敲打麦穗，扫走麦壳，半背连壳带米的麦粒就是一年的收成。收麦打麦隆重的仪式再三简化，仿佛是应付敷衍。

每到春节，外出打工的村民都要回家，带回不少新鲜的物件和故事，爹也跃跃欲试，妈都劝他，老都老了，打什么工。直到妹妹到外地上学去了，家里不愁吃穿只差钱时，爹也加入了南下北上的打工洪流，在东莞看厂房、到咸阳工地绑钢筋、到宣汉采石油……家里的好田好地被转让走了，差一点儿的就直接撂荒。这一撂就是十五年。等我们三姊妹全都毕业成家后，爹才回家，收拾家具又种庄稼。现在农业税也不缴、公粮也不交，种粮是净得，村里通了公路，还用上了自来水，比起早年，的确轻松多了。这几年，乡下没有疫情，爹哪里也不去，把早年转包出去的田地全收回来，麦子、油菜、水稻都种，猪鸡鸭鹅全养，迅速从城市务工人员还原成完全的乡下农民。

我掐指一算，爹外出打工时已上五十。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刚考进机关，正从乡村教师向公文写手过渡。机关工作忙闲莫测，忙时通宵加班，太晚了就在办公室把沙发垫子铺在水泥地上睡，闲时就一张报纸看整天。我家木楼上有不少书，果树种植、农机修理、汽车驾驶等，其中也有一些文学书籍，就堆在我的床后。我有空就拿出来翻，有一次翻到了我爹当年的练习本，用圆珠笔画的松鹤、人物，栩栩如生，还有一篇未投出去的新闻稿，他也取了一个笔名。但这些故事以及他的梦想，他从来没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