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之住所，大之宇宙

主持：唐诗人（评论家，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讨论（按姓氏笔画排序）：

吕彦霖（评论家，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

江 飞（评论家，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李 振（评论家，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 毅（评论家，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青年教师）

汪雨萌（评论家，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陈华积（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编辑）

陈若谷（评论家，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周 荣（评论家，《当代作家评论》编辑）

赵 坤（评论家，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副教授）

胡 哲（评论家，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文艺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顾弈俊（评论家，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青年教师）

徐福伟（评论家，《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桫 椤（评论家，河北作协研究员，《诗选刊》主编）

一、你对“新南方写作”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周 荣：南方在哪里？

赵 坤：面对一个年度热词，会被唤起求知欲。比如，作为当下文学现场的写作现象，“新南方写作”具体指哪些作家作品？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主要的辨识度是什么？以及，与“老南方”或“传统南方”文学（如果有的话）之间的文学史关系是什么？

徐福伟：作为一种症候性文学事件，千呼万唤始出来，为解读当下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但要警惕其形成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多变性。从2021年始，我每年都会以关键词的切入形式写一篇年度小说综述，一方面想将年度的在场感和细微的文学记忆分享给大家，另一方面也想为研究者留存文学潮流命名的鲜活素材。

汪雨萌：第一印象是作家群，作家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种构成方法，新南方写作的作家群显然是以地理为主要分类标准。虽然我对这些作家的认知以及部分了解早于“新南方写作”概念，但他们的作品会呈现出一种地理集团化的气质，并且能够自觉地将这种气质作为其创作的个人标签，因此“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桫 椤：最早从《文艺报》上看到“新南方写作”这个说法，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跟地理意义上的南方有关的文学概念。常识中我们说《诗经》是北方的，《楚辞》是南方的，但一个“新”字又吸引我去探究它到底在说什么。

吕彦霖：我认为“新南方写作”是一种有别于既往的当代文学中的南方书写的创作思潮，根据我的判断我不太清楚这种思潮是否与南方在21世纪越来越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的社会现实有关系。总体感觉是一种与当代文学中的南方书写有比较明显区别的写作范式。

胡 哲：当谈及“新”，必然涉及“旧”的文学经验。在看到“新南方写作”这个全新表述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想到与之相对应的“旧南方写作”。从《楚辞》传统到当代的“江南世界”，关于“南方”形象的构建，始终是我国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主题。其中，以苏童为代表的“南方想象”“江南书写”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重要位置。在“新南方写作”当中，流露出与苏童“南方世界”相似的地域气质——潮湿、闷热、神秘、野性，呈现出对既往书写的接续和继承。而除此之外，“新南方写作”自身的新质也引人注目。地理空间的扩大是与既往“南方写作”最大的区别所在。“新南方写作”的范围不再限定于江南地带，它包括了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澳门、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将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纳入考察范围当中，这是“新南方写作”最为直观也最具世界文学意义的全新特质所在。

陈华积：2018年以后，文坛集中出现一批带有南方地域文化气息的作品，南方历史上的蛮荒与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生活交织在一起，其中既有都市传奇故事，又有神秘的历史文化沉淀，这样的作品让我感到很好奇，特别是林森书写海南原住民生活的小说呈现出的小说世界让人感到非常新奇，故事很有趣味性，比如说写到人在台风来临前的恐惧，渔民出海捕鱼生活下的精神信仰等，这是以往都市小说中很少出现的场景、人物与生活。

杨 毅：“新南方写作”出现的原因很多，这其实容易让人联想到近年批评界热衷制造概念新词。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新世纪以来理论匮乏的表现，即因为缺乏在社会和文学层面提出具有概括性的文学思潮或现象，就干脆人为制造出某个概念，似乎也可以描述当前特定的现象。“新南方写作”的“新”很大程度上是批评界“唯新主义”的体现，本质上还是理论的焦虑。而“新南方写作”的“南方”，同样是近年地域因素（或者说地方性），得到彰显的重要实践。这种地方性先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边地”蔓延到各个地域，暗含着“再造地方”的野心，如果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可以看作“边缘”对“中心”的解构，符合文化多元主义的构想。因此，“新南方”的结合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版图的划分，但更重要的是美学和理论的建构，后者才是这个概念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延展性的关键。

陈若谷：这个名词冲击视线好几年了，它轰轰烈烈，声名鹊起。只不过囿于自身经验的有限性，长期以来我一直对这野气横生的新现象感到好奇甚至是畏惧。粗粗想来，“新南方写作”应该是包含闽粤桂方言文学、广府世俗文化、深圳新城书写，以及有着浓郁本土气质的以海岛生活、客家文化、潮汕民间信仰为对象的写作，同时还有非常贴近现实的科幻写作实绩。在阅读评论家们的理论归纳后，我惊讶地看到，我们已经用固定术语“海华文学”指称的那部分文学写作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可见，这个词的雄心在于，吸收相对于现有汉语写作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资源并且创造新的审美增值点。

只聊聊我的浅显困惑吧。南方写作长期以来都有着海洋性这一最无法忽视的特色。可我很难说那种海洋的经验与我们从远方利用智性去理解的白浪蓝天绿野有特别大的差异。比如林森的写作对象确实是海港、海滩、海岸，但似乎最打动人的还是其中人文情怀的蕴含。真的有人能完全书写海洋这一喜怒无常的庞大自然吗？作家应该很难觉察得到自己丈量不到的领域吧？反过来说，谁见过为北极写作、为南极写作的吗？当然写作并不完全遵循现实逻辑，看到《潮汐图》后我非常震惊，只能说先锋的作家们还在努力刷新我们的想象力，很了不起。

顾弈俊：这显然是具有诱惑力的概念。就我个人所见，“新南方写作”的提出，以及这个概念对于“新”的强调，首先理应是对已有墨守成规之势的“南方写作”“南方文学”等命名说辞、观念思维的反拨或另辟蹊径。因为无论“南方写作”，抑或“南方文学”，在当下都似乎走向了某种即将穷尽的阐释境地。而另一方面，我也颇认同陈培浩的说法，“‘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现成的、等待被完美描述、打包送入历史的概念”。因为需要完成这份问卷调查，我对于先期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著述做了梳理，发觉一部分论者依旧是以“地域”“方言”作为探讨“新南方写作”的有限的关键词与切口，至少在方法论层面，这同相关研究者论述“南方写作”“北方写作”的路径并无泾渭分明，且“新南方写作”当前聚焦的作家作品多有重叠，尚未真正借由“新南方写作”形成研究视野的拓宽。假如“新南方写作”的发起者与响应者是要以“思索文化政治和文明转向对文学所造成的挑战”为前提从而深化这场讨论，他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二、你觉得“新南方写作”应该包括哪些地域？你认为哪些作家最有代表性？

周 荣：文学意义上的地域划分不必与地理学一致，更多的是文学理念的集合，或者说是某些作家和某些作品体现出的相近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共性。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应该有葛亮、陈崇正、王威廉、陈春成等。可能并不全面。

吕彦霖：我觉得“新南方写作”肯定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周边省份为中心的，尤其是两广为中心，兼及香港、澳门和海南。代表性作家，我认为目前葛亮和东西应该成为代表性作家，葛亮的《燕食记》以及东西的《回响》应该成为代表性作品。

汪雨萌：“新南方写作”目前包括了两广、福建、港澳及东南亚地区，从方言、习俗、文化上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共性的，籍贯在此及长期生活在此的作家拥有相同或相似的写作资源，像林白、葛亮、林棹、黎紫书等都是融会包括日常生活、语言、边地历史在内的“新南方文化”的作家。当然我觉得具备新南方去中心化和异质特性的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地区，西南也是很重要的地理板块。我们也要看到新南方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罅隙以及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如蔡东等似乎不特别特征化的作家也可以纳入进来。

李 振：大约是东南沿海、粤港澳和西南海岸。可能我还没将自己的阅读和“新南方写作”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但像林棹的《潮汐图》、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陈崇正的小说集《半步村叙事》、林森的《海里岸上》、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以及光盘更早的一部中篇小说《他的名字叫白》等大概更容易和我印象中的“新南方”贴合起来。

陈华积：按照倡导者的说法，“新南方写作”一个重要的对话对象是以江南文学为核心对象的“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区别于过去江南文学的写作，其地域空间包括广东、福建、广西、四川、云南、海南、江西、贵州等文化上的边地，这样的划分虽然自有其道理，但这样的划分也不免过于宽泛了，我认为“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或者一个地域概念，它首先要具有一个地域文化上的同质性，并且在气候特征、文化观念与生活习俗等方面大致相近，然后再以此来界定它的地域范畴，这样看来，“新南方写作”的地域大致包括广西、福建、海南、粤港澳大湾区等地。

徐福伟：从地缘文学角度而言，我觉得“南方写作”是仅指涉传统江南地域的写作，现在冠以“新”字，那就可以向南向南再向南，超越地缘属性。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极具包容性与广涉性的，甚至是跨越国界性的文学意义上大南方概念，完全可以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写作纳入进来。

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如王威廉、葛亮、卢一萍、胡性能、陶丽群、林森、朱山坡、陈崇正、邓晓炯等，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想重点谈一下卢一萍的最新长篇小说《少水鱼》。这是一部深具我所认可的南方气质的长篇小说，卢一萍将人物置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直至东海诸岛这样一个宏阔的大南方地域，以李氏家族百年的命运遭际关涉远征和迁徙、革命与爱情等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将人类生命的坚韧与脆弱和大自然的博大与严苛予以审美对照：人不仅仅是处于与他人、与社会关系之中，更是处于与大自然的关系之中。

江 飞：众所周知，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分界线是以秦岭和淮河为界，由此“南方”包括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 江西、浙江、台湾、海南等14省，以及重庆、上海两直辖市。而生于安徽、学习工作于北京的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将“新南方”的地域确立为海南、福建、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方之南”的东南亚地区，并在《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中特别强调“东南亚”甚至“海外华语写作”的重要性。可见，相较于“新东北文学”中相对确定的“东北”，“新南方写作”中的“南方”既是一个缩小了的“中国概念”，又是一个扩大了的“世界概念”，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人文空间概念，是批评家根据当下的某些南方文学创作而进行的一种带有主观性和目的性的地理划定和话语建构。如果把“南方”的所有地域都纳入“新南方”，势必会带来理论和创作的泛化，导致“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大而无当；而如果不纳入，“新南方写作”的地理空间和阐释效力又会是有限的甚至是片面的，更何况现在对新南方写作的特殊共性依然缺少强有力的揭示，一切都还在途中。无论如何，“新南方写作”为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未完成的理论生长点，为当代汉语写作提供了一种火热的不断衍生的“南方实践”，当然，我也希望新南方写作能从那些尚未被广泛关注的“南方”地域作家和作品中找到“新南方”要素，找到能够革新汉语写作的文学经验和文化资源。

三、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理解“新南方写作”，你会用哪些词？

周 荣：流动、发散、多元。

李 振：青年、南方口音、生活和文学的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