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鸠鸣不停

一

“不平则鸣”，这一成语源自韩愈的文章《送孟东野序》。

好友孟东野即诗囚孟郊，贬离长安，远赴溧阳任职，韩愈作此文以送别。短短数百字文章，“鸣”出现四十余次——从自然到人世，从乐器到文学，种种天籁人语，一概缘于“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基本原理，“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自远古，到其所处的中唐，韩愈写出了一个漫长的“善鸣者”序列：伊尹、周公、孔子、庄子、屈原、臧孙辰、杨朱、晏婴、老聃、韩非、孙武、张仪、苏秦、李斯、司马迁、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李翱、张籍、孟东野……“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东野兄啊，如果内心郁闷，就用“不平则鸣”这一天道，来宽解自我吧。

果然，以《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成名、以《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誉满天下的孟郊，在五十岁开始的贬谪生涯中，不平则鸣、则善鸣，写出《赠别崔纯亮》（“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憩淮上观公法堂》（“明日还独行，羁愁来旧肠”）……最终，死于途中，归葬于故乡德清，韩愈挥泪作墓志铭。世界上少了一个重要的善鸣者，一时寂静下来。

历代志士仁人、文章巨擘，往往蒙耻蒙难于“鸣”，复成就于“鸣”。韩愈亦如此，内心耿耿不平，鸣，善鸣，长鸣不已。“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三百年后，苏轼在潮州祭拜韩愈，作《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以“文”“道”“忠”“勇”四个关键字，为其绘就一幅生动肖像。苏轼亦为善鸣者，为韩愈而鸣不平，于这位前辈身上，看到类似的自我：求功名，做文章，谏忠言，遭流放……

某年，我也来到潮州，站立于这一高大石碑前，仰望良久。它其实也是苏轼乃至一切壮烈士子的纪念碑——不平则鸣纪念碑。韩愈同代好友，除孟郊，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等，一概能在这块镜子般的石碑中，看见自己荣辱于长安、悲喜于边缘的情状。风吹苍生鸣不平。潮州街头，海鲜丰盈，我大快朵颐，间杂听当地朋友讲韩愈以《祭鳄鱼文》驱离鳄鱼的传奇故事。行仁爱之道，一个人方能赢得民间的持久眷恋与表达，亦真亦幻。

韩愈，字“退之”，似以此诫勉自我：不与他人，尤其是霸据朝堂的宦官争锋。但每临危难，不避责任，故有“勇夺三军之帅”之说——822年，韩愈临危受命，拍马奔赴镇州平乱，不带一兵一卒。元稹担心，韩愈将会像颜真卿那样死于叛军之手，哀叹：“韩愈可惜！”唐穆宗痛悔，急急传令韩愈返回长安。韩愈执意前行，对传令者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终以辞真情切，晓以利害，使叛军敬畏而后归附。韩愈的力量，正是汉语修辞的力量。不平则鸣，天下不平则君子鸣，神州定。两年后，韩愈离世。

所谓退之，实乃进之，进入史册人心无穷已。

二

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元月，长安大寒。因力阻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反对兴佛教而贱民生，韩愈由刑部侍郎这一高位贬黜外放，独自踏上通往潮州的长路，连妻儿都未来得及告别。这一年，他五十二岁。

此前，803年，韩愈已被贬放一次。那一年，京兆尹李实以谎言蒙蔽唐德宗：“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遂有饿殍遍野、弃子卖女之惨状，陈现于长安城外。韩愈义愤难平，以《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直叙旱象带来的灾难，呼吁救济民众、减轻税赋，并将矛头直指李实与皇帝：“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龙颜大怒，韩愈被贬往阳山。现在，又一次因犯颜直谏而遭贬。“修辞立其诚”，何其难哉。辞伪而腾达，何其多矣。然“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韩愈内心轰鸣着孟子的这句话，走在一条真诚而多艰的道路上，去成为人，伟大的人。

过秦岭的时候，韩愈的侄孙韩湘，即名篇《祭十二郎文》所祭侄儿韩老成之子，追上来，陪同其走完通往东南大海边缘处的余途。遂有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湘后来如何腾空而起，成为与吕洞宾联袂飞翔的神仙韩湘子？我不知道。通过民间的想象力，把一个人安排到云朵间，解脱尘世苦难，这是一种善愿。韩湘子吹笛，一次又一次凌空飞动，俯瞰那一个坚持在大地上奔突呼告的堂祖父，悲伤不已。

二月春来，两个人进入南阳盆地。伏牛山有力阻挡北方寒流，气温明显上升。两匹马闻见麦苗的清香，嘶鸣不已，步履愉快许多。在一个驿站里，韩愈系马歇息、秉烛走笔，写下《过南阳》一诗：

南阳郭门外，桑下麦青青。

行子去未已，春鸠鸣不停。

秦商邈既远，湖海浩将经。

孰忍生以戚，吾其寄余龄。

南阳，是韩愈的祖籍地。《新唐书·

韩愈传》曰：“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韩愈三岁时，父亲韩中卿去世。李白作为好友撰文纪念，开篇即“君名中卿，南阳人也”。他多次来南阳游历作诗，赞美独山蕨菜、白河水中的月亮，应该不会错言韩中卿故籍。韩愈另一首诗《题广昌馆》，有“白水龙飞已几春”“何处南阳有近亲”，流露出对南阳的特殊情感。祖籍“南阳说”之外，还有“昌黎说”“孟州说”，我作为一个南阳人，自然是“南阳说”的坚持者。南阳人说话，大都面红耳赤，有如鲠在喉之状，率直无忌，似受韩愈影响。当然，韩愈其人其文，必突破地域和时代的边界，成为整个国度的增光者，历久弥新。他是孔、孟、老、庄、司马迁之后，一只长鸣不停的春鸠，以清新文风，吹拂中国所有的城郭麦野。

初入仕，薪水低微，韩愈瘦骨嶙峋，靠为人撰写墓志铭、祭文，维持家族生计。后来文名动彻长安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可以是他的抒情对象。报酬丰硕，从骏马、玉腰带，到金条、银子。父、母、兄、嫂过早去世后留下的几十口族人，因韩愈润笔而得到滋润，在长安城里存续绵延。更多文章，源自不平静的阵阵心痛，与私利无关。柳宗元在柳州临终前，托孤于韩愈，并留下遗嘱：请韩愈为自己作墓志铭。遂有名篇《柳子厚墓志铭》传世，赞美柳宗元“博学宏词”“士穷乃见节义”“自肆于山水间”，情真辞新。

韩愈另一篇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成为后世作家细细揣摩的重要文论，大约出乎他的预料。读者、研究者，一概忽略南阳籍死者樊绍述的生平遭际，击节赞叹于韩愈关于修辞的种种观点：“必出入仁义”“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文从字顺各识职”“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

一只南阳春天的斑鸠，大概也赞同韩愈这些关于“不得其平则鸣”的发声学原理：不蹈袭前代春鸠曲谱，每一声鸣叫，必出入于对节气、田野、烟火人间的爱意，天然动人，拒绝木匠们拿着绳子、刀子来修饬声腔。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全面阐述自己的文章观：“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些话，似乎仍在描述一只南阳麦田里的春鸠。春鸠鸣叫声，我听起来，的确就是“戛戛乎”“戛戛乎”，很难模仿。韩愈也决然反对模仿他者：“辞必己出。”

三

明初文人朱右，慧眼独具，推出一个选本《八先生文集》，后定名为《唐宋八大家文钞》，流布至今。八先生或者说八大家中，朱右选择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王安石。这样一个盛大阵容，深刻影响了历代书生的内心和当下中国文章的面目。

韩愈比柳宗元大五岁，因与柳宗元父亲为好友，故柳宗元一直待韩愈为长辈，呼其为“丈”。二人心志与命运，大同而小异。

大同。二人合力更新散文文体，发起“古文运动”，向先秦时代思想者、言说者的硬朗与自由致敬，反对华丽萎靡的骈体文风——用单行散句，去反对双行整句。亦即，用一匹拒绝法度的野马，去反对两匹只能在车辕之间相互妥协、并肩同步的驯化之马。而文风，其实就是世风、政风、民风。当其时，宫廷中设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合称“五坊”，豢养各类猛禽与猎犬，供皇帝打猎取乐。供职于“五坊”中的人，横行长安，作恶多端，被称为“五坊小儿”。韩愈做文章严厉抨击之，柳宗元则直接参与罢除“五坊”的运动。韩愈赞赏柳宗元其人其文“踔厉风发”——那必然是新风清风。二人并称“韩柳”，道同而志合，并肩遥望三百年后，欧阳修、苏轼们次第出现在地平线上。

小异。韩愈在政治上属保守派，柳宗元属革新派。韩愈反对佞佛，遭贬谪，最终重回长安话语中心。柳宗元信佛，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免得天下不宁。换了新皇帝，柳宗元作为前朝得意旧臣，被贬往永州、柳州，了结余生，“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大同。不论身处庙堂或江湖，韩与柳，一概抱持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并践行之。韩愈在潮州修海堤，废除女奴制，此地山水被百姓更名为“韩山”“韩江”。一年后又迁贬“雨蒙蒙兮野狼啼”的江西袁州，兴学启蒙。袁州，即当下宜春。某年，我去宜春泡温泉，热气腾腾地与人聊天，才知道韩愈在此仅仅驻足数月，就让当地人代代怀念。不知道他是否也泡温泉以除孤寒？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柳州四年，凿井、种树、办学，改善民生，开化民智。二人亦对南方烹饪艺术兴致盎然，在往来信札中，柳宗元推荐柳州民间的青蛙吃法，韩愈回应：“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有美食、辞章这些紧密关联肺腑肝胆的事物作为最大公约数，韩愈、柳宗元如何能成为互不相容的质数？潮州有韩文公祠，袁州有韩文公祠，永州有柳子庙，柳州有柳侯祠，分别为四座城市的旅游业做贡献。游客连绵，诵读两位前人留下的名篇佳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等等。

小异。韩愈死于长安，824年，五十七岁，葬于中原偏北的孟州，墓地如今成为景区“韩陵”。柳宗元死于柳州，819年，四十七岁。柳州有衣冠冢，收留其肉身的真实墓地在哪里呢？

某年春，在西安，我去韩愈所喜欢的曲江走了走。周遭景色一定迥异于盛唐与中唐，以“曲江”为名的楼群比比皆是，如浓妆艳抹的女子。一当地朋友说，柳宗元葬于少陵原上的西司马村，我驾车前往探访。西司马村的牧羊老人，指着一块平旷麦田，说麦苗下就是柳宗元。此处曾高耸一座大墓，后来，墓土被村人运去修路或烧砖了。这些尘世里的变动，是否打搅墓中人的长眠？或许，这里也将复建一座陵园、景区，柳宗元就会睡得不安稳了。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那一日，我敲了敲充满中年气质的保温茶杯，麦田下沉睡的人，没有抬头露出地面。

四

“韩柳”这一并称之外，另一并称“刘柳”，即刘禹锡、柳宗元，同样名闻天下。

刘与柳，年龄、家世背景、政治立场更切近，与韩愈相比较，二人关系更紧密。柳宗元在柳州去世，那一个大哭着涉水越山前去处理后事、悉心整理其遗作并出版《柳河东集》的人，是刘禹锡。那一个向皇帝慷慨陈词，要求将自己离长安稍微近一些的贬谪地调换给刘禹锡，便于其照顾家中年迈母亲的人，是柳宗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两个回不到长安的人，各自奔向荒凉与伟大。人生之穷途末路，恰恰是文章生发之大道，这样一种古老的悖论，是规律，是命运。

唐代，长安，文人圈子大大小小，知己者三三两两。比如，并称“元白”的元稹、白居易。与元稹分别，白居易作诗相送：“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元稹在边地获悉白居易贬往浔阳之讯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人间寒彻，须相惜相怜相慰藉。元白之间如此，韩柳之间如此，刘柳之间亦复如此，相知一去万事空。

有学者说，韩愈与白居易关系不和。我不这样认为，有诗为证。821年，“勇夺三军之帅”前一年，韩愈、白居易均被新登基的皇帝召回长安，很愉快，相约与好友张籍春游曲江。到了约定那一日，风骤雨紧，韩愈、张籍撑伞站在曲江边，久候白居易不至。傍晚雨歇，风吹江水鸟徘徊。入酒馆小酌，微醺，二人分手回家，星辰高悬于城头。当晚，韩愈作《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让仆人送给白居易。白居易早忘了相约同游之事，读罢诗，大笑，对转身欲去的仆人说道：“且慢，待我回赠一首给韩公。”展纸作《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韩愈读罢赞叹：“小园甚美，胜似曲江，何况还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