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一

呵呵。

——苏轼《与陈季常十六首》之五、七、九、十三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银光泻地。

密州（今山东诸城）城内的超然台上，四十岁的密州知州苏轼与友人欢聚一堂，举杯邀月，欢饮达旦。苏知州喜饮，但酒量却不大，三五杯下肚，就已大醉。乘着酒兴，他抻纸掭墨，笔走龙蛇，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跃然纸上。酒消人醒后，又抄写一份，寄给在济南的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了，甚是想念。词作写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读之令人不胜惆怅。毫无悬念地，他的这首新词很快就广为传诵，又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

让他略感尴尬的是，后来的人们用它来寄托离愁、寄托相思，甚至用它来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祝福。还有人给它谱上曲子，经由歌星演唱后，风靡大江南北，传遍大街小巷。可是，很多人偏偏忽略了诗人心中的苦闷。那种“进亦忧退亦忧”、进退失据的苦闷。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啊。

其实，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文人像苏轼那样受到广泛的欢迎——更多的时候，人们喜欢称他“苏东坡”，这是他更为人知的称呼。苏东坡之受人喜爱，除了他留下的为数极多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文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苏东坡已经活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有人说，如果可以选择一个人共同旅行，不选不负责任的李白，不选苦哈哈的杜甫，只有苏东坡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会是一个好朋友，也能让一切变得有趣。

问起对苏东坡的印象，人们想到最多的词汇是：超然、旷达、达观、豁达、幽默、乐观、诙谐、快乐、潇洒，等等。这些形容词，已经成了牢牢地贴在苏东坡身上的标签，怎么揭也揭不下来。

这些印象不能说有错，但它们不足以概括东坡的全貌。或者说，它们代表了东坡外在的一面，却忽视了东坡内在的一面。

二

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

——苏轼《郭纶》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蜀人苏轼、苏辙兄弟俩一鸣惊人。

这年正月，在礼部会试中，苏轼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主考官欧阳修、详定官梅尧臣的激赏。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同时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文辞简练而又平易晓畅，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两位考官拍案叫绝，交口称赞，一致认为应该置于榜首。但因考官看到的是书记员重新抄写、隐去考生姓名的卷子，欧阳修以为这样的文章必定出自弟子曾巩之手，为了避嫌，只好忍痛割爱，使它屈居第二。但在接着举行的礼部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三月，仁宗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这次进士考试的结果，苏轼第二，为榜眼;苏辙第五，同登进士第。这时苏轼虚岁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到后宫，仍然兴奋不已的仁宗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欧阳修更是赞不绝口：“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又对家人感叹道：“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在制科考试中，苏轼又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这是极大的荣誉。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皆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苏轼是北宋开制科以来获得第三等的第一人。然后，他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宝鸡）签判的官职。

年轻的苏轼踌躇满志。他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另一方面，又须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在母亲程夫人的教育下，苏轼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向，要做一个为理想不惜以死相争的时代巨人。凤翔府签判是他出仕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他期待一展身手，为民造福谋利。怀着致君尧舜的火热理想，青年干部苏轼踏上征途，开始了实现人生理想的艰难实践。

下车伊始，苏轼便勤谨踏实地开始工作。经过调研他很快发现，凤翔府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衙前，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职责是运送官府所需的物资。凤翔府负责的衙前主要是砍下终南山的竹木，编成木筏，从渭河入黄河，运到京城。由于途中经过三门峡，极其危险，充当这一险差的人往往弄得倾家荡产，苏轼对此深感沉痛。他广泛征求意见，修改衙规，使衙前可以自择水工的运作时间，从此衙前之害减少了一半。小试锋芒而收效显著，青年干部苏轼很受鼓舞。

然而，从政时间越长，苏轼越发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迫切希望有所作为，为改变国家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尽一分力。可是制度的掣肘、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得他的许多努力都劳而无功。就拿他上任之初实行的第一项仁政——衙前改革来说，“自择水工，以时进止”的改革措施，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无奈之举，并不能从根子上消除衙前之害。只要这种差役仍然存在，一旦遇上非常之事，“自择水工”便成了一句空话，他每天看到的还是惨不忍睹的现状。当官不能为民造福，他深感羞愧和焦虑。“人行尤可复，岁行那可追？”（《别岁》）“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守岁》）“万事悠悠付酒杯，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年复一年，岁月蹉跎，青春悄然而逝，理想将成泡影，他感到恐慌。

但是，苏轼毕竟是一位积极向上的有志青年。遭遇的困难和打击，都无法阻止他踔厉风发的步伐。相反，他的报国之心更加强烈。他在《思治论》中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结在于没有一定的国策，所以法弊而事无成。他说，世有三患，终莫能去：一是宫室祠祷之役兴，钱币茶盐法坏，加之以师旅，天下常患无财;二是澶渊之盟后，边陲不宁，辽与西夏日益骄横，而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三是选举之严格，吏拘于法而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这三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国家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一定政策之故。他的主张是政府应该于众论中“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三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

凤翔府签判是苏轼官仕生涯的第一个岗位，也是他政治理想的第一块试验田。虽然有种种不如人意处，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成多于失，做成了一些事情。年轻的苏轼也许没想到，在他一生的诸多工作岗位中，凤翔府签判是最顺利的一个。如果他知道，以后的路会走得那么艰难，他还会那么选择吗？

然而，他无可选择。

诗人汲汲波波于道途，绝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也不仅仅是为了衣食生计。他的心中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那就是“忠君爱国”。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刻，儒家致君尧舜、匡扶社稷的用世思想，依然是一颗藏在他心灵深处不灭的火种。

苏轼真是一个忠于职守、忠君爱民的好干部。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顺心与否，他都能积极进取，勇于作为。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间，因为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受到变法派的猛烈攻击和诬陷，在朝廷无法立足，不得不上疏请求外任，被外放为杭州通判。他的表兄文同得知消息后，千里迢迢寄诗告诫：“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文同《送行诗》）文同与苏轼同在京师时，就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告苏轼言语谨慎，可苏轼就是做不到。现在，他对这位口无遮拦的表弟更不放心了。所以，早早就给他打上预防针。

杭州三年，苏轼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遍访名山古刹，与许多文人雅士、高僧大德结为至交，诗词唱和，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篇。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本着一名正直官员的良心，和他所独具的广博深厚的仁爱之情，尽心尽力，为民造福。

通判苏轼为杭州百姓做的第一件实事是解决吃水难问题。

杭州本为钱塘江潮水冲击而成的一块陆地，水质苦涩，难以下咽。唐朝名相李泌在杭州任刺史时，曾建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区内外，引来西湖淡水，供应全城人民饮用。后来著名诗人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又进一步治理西湖，疏浚六井，解决杭州人民饮水问题。但是天长日久，六井又渐渐淤塞废置。知州陈襄与通判苏轼来杭州莅事之初，问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说：“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无饮水。”陈苏二公当即找来两位精通水利的僧人主持修复工程，挖沟换砖，完葺罅漏，将六口大井逐一浚治，于是淡水涌至，民足于饮。随后修建水闸，筑墙置钥，严加管护。第二年，一场大旱灾席卷江淮大地，江淮浙右各地都为缺乏饮水叫苦，唯有杭州清水不绝。苏轼作《钱塘六井记》一文，记叙六井的历史由来和整治六井的全过程，最后指出：“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也，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很明显，苏轼说的是水又不是水。有备方能无患，防患于未然，正是苏轼从这件事情中所得到的切身体会，也是他对执政者发出的谆谆告诫。刚刚过了一年，他就把表哥文同的忠告忘到后脑勺去了。满怀用世之心的苏轼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正是这张嘴巴给他招来了一次次劫难。

作为一位爱民如子的地方官，苏轼几乎席不暇暖，奔走于四乡八县，心系乎百姓疾苦。行走在乡间路上，看到三月不知盐味的七旬老翁，还手握镰刀在田间辛勤劳作，这让苏轼内心无比痛苦。很自然地，这种痛苦以及对于现实的不满，通过他的笔流淌出来。“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当时，王安石变法已全面展开。在锐意求治的神宗皇帝支持下，王安石大刀阔斧推进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新法。从实际效果来看，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与豪强兼并势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收入迅速增加。但与此同时，百姓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个人升官晋爵，在推行过程中更是变本加厉压榨人民。身处人民中间，苏轼亲眼目睹穷苦百姓在天灾与虐政的夹击下无以为生的惨状，心情十分悲愤。一方面，他在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因法以便民”;另一方面，面对人民的苦难，苏轼无法沉默，不平则鸣：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苏轼《吴中田妇叹》

这首诗借江南农妇之口，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类似这样的诗还有很多。比如：“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山村五绝》）

对新法给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苏轼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以特有的敏锐观察生活，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揭露现实。他的这些诗歌一经写出，立即被人们争相抄录，广为流传。他似乎早就忘记了离京时表兄文同的劝告，忘记了所有关心他的亲友们的提醒。其实他并没有忘。他也真的努力过，真的希望自己能做到“休问事”“莫吟诗”，学会沉默，将所有的不满都藏在心里。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苏轼受命前往湖州督管堤堰工程，与好友孙觉相见。两人预先立下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