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琐记

春节琐记。它是一份个人的、有着片面性的记录，其中也包含着因由记忆的模糊和偏差而造成的“失真”——它是不完美的，但我还是愿意记下它，包括对于记忆的梳理。“春节”这个词，如果放在口中慢慢品啜，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品出丰富的味道来的，我也是。这个词里有重和轻，有上升也有下沉，有美好和欢愉，也有种种的复杂纠缠，百味交集。不止一次，我在白纸上颇为郑重地宣称：写作是放置在我身侧的一面镜子，它照得见我的欢乐悲苦、喜怒哀愁，照得见我对这世界、这生活的真切认知……我愿意在自己野心勃勃的文学地图上，清晰地画下自己的那张脸和清晰的“面部表情”。春节，可能是一个更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小小剖面。

现在，开始吧。

1971年春节。河北省海兴县，辛集村。

我一岁。说实话这是一个在农村里普遍的、但确有夸张的说法，在1971年春节，我只是刚刚出生，按现在的叫法应当是零岁——但在当时的农村，我们没有这样的说法，只会从一开始。家人们告诉我的是，我在1971年的春节出生，或者说是与这一年的新春一起到来：正月初一，凌晨一时，在街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我来到人间——很小的时候，我的家人们对这个时间赋予神秘，赋予灵性和力量，甚至是——“我们家小浩是有福气的，算命的说了，以后他能当县长！”县长，是我的家人们能想到的最大的官儿，已经遥不可及。当然，我的家人也并不都相信这份神秘，譬如我的大娘，我的大姨，尽管我的大娘属于极度信命的人。

我父亲也不信，但他似乎又愿意相信，哪怕自己早就知道这是幻觉：所以我从未当面听过他的纠正，要知道在别的事儿上他从来严肃，绝不放过任何一种“歪理邪说”。

现在，我当然也不会选择相信——然而我要承认，家人们赋予的那些神秘、灵性和力量，赋予的“特别福气”，对我成为现在的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我将和后面的事儿合并起来一起说。

同样是在1971年春节——在当时的农村，春节可不仅是一日两日，而是一个连绵的、从腊月直到正月十五才告一段落的过程，是农耕中国的“农闲狂欢节”，只是它被赋予了太多礼教和祭祀的内容而或多或少减弱了其中的狂欢性质。在1971年春节，初四或者初五，仅仅来到这个世界上四天或五天的我就遭遇了第一次“死亡”：煤气中毒，早上父母醒来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息。

赤脚医生来过，他对我奶奶说，扔了吧。他的确说了这句话，奶奶和母亲都曾对我重复过这句话，以至于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都非常地痛恨和恐惧那个赤脚医生，背地里叫他“瘸巴成舅”——有一次因为这个，还挨过父亲的打。他说完“扔了吧”就走了，大过年的，家家的事儿都多得不得了。

我被丢在院子里的一张旧草席上。按照风俗，奶奶要对我狠狠咒骂，并用手指狠狠地杵我的脑门，借以告诫那个来到我的体内、欺骗了这一家的“短命的鬼魂儿”，下次不敢再来。奶奶一边咒骂，一边请邻居给我姥姥送信儿，一边把我四叔叫到身侧，她的意思是，等我姥姥过来看过，就让四叔将我卷出去丢在河滩里：那么小的人儿是不配有坟的。姥姥急匆匆地赶来，然而她对死亡也毫无办法，只能劝我的奶奶：再看看，再看看吧，万一……奶奶看不到那个万一。她一边继续怒骂，一边到处去寻找绳子——因为紧张、气愤或者别的什么，她一直找不到绳子，麻绳、草绳、线绳一概都找不到。“也是你命不该绝，”事后，我的家人们如此总结，“你看看，咱家哪个地方没有挂着绳子？厕所里不也是？可那天，你奶奶就是找不到。”

下午时分我似乎有了喘息，姥姥一把把我塞进她的棉裤，她坚信她看到了，我还有气儿，刚刚就喘了一下——傍晚，点上灯，我有了细微的哭泣声，姥姥、奶奶和我的母亲用蘸了温水的棉花“点”我的嘴唇，于是我又活了过来。

我出生在那个有些寒冷的春节，经历了生也经历了死——在这里，我要谈及家人们赋予的神秘、灵性、力量和“特别福气”对我的影响了：它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自己应当卓越，应当与众不同，应当是被命运眷顾的幸运之人，而这种想法和“自信”让我努力地希望真正能变成那样的人，按照家人的期许和自我的期许——我承认，它是动力，也是我部分地甘于自虐而不希望滑向平庸的支撑力量。我的某些所谓人生目标建立于虚幻和虚荣之上，而我也没有按照算命先生的“塑造”成为一县之长，但也正是它和它们，至少部分的是因为它和它们，让我这样努力地走了下来。

1977年春节。河北省海兴县，辛集村。

它或可是虚数，也就是说，它可能是77年也可能是78年，我记不清了。我六七岁，我弟弟李博小我两岁，但没经历过“死亡”的他要比我勇猛得多，一直如此——在这一节，我必须要多谈一下他的勇猛，尽管这里面多少含有些诽谤的意思。先不诽谤，我先谈过年。

在那个年岁，过年可是我们的期盼，这种期盼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上班之后。一进腊月，这种期盼就会日日加深，我和弟弟会在每个早晨都缠着姥姥问一句：姥姥，什么时候过年啊？

过年，它意味着新衣、新鞋、糖果和油炸的面团，意味着能吃到肉，意味着有鞭炮可放，尽管我们能得到的鞭炮实在少得可怜……这得说到我弟弟的勇猛了。因为父母和姥姥姥爷给得少，我们想要放鞭炮，就得到处去找别人家燃放中途哑火的“信”鞭——它是方言，大概的意思应当是说引信出了问题而没有响的鞭炮。找到它还只是初步，更重要的是如何燃放：一种是还有很短引信的，如果感觉可控，就在引信处点燃;一种是没有了引信的，那就将其掰断，但不能完全掰断而是留有部分连接，然后点燃一边的火药，喷出的火焰再引燃另一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火药全部取出，放在纸上用火柴点燃。我弟弟的勇猛在于，在别人家的鞭炮还没有完全燃放完的时候他就会跑到底下去“抢”，当然一起去“抢”的很可能还有别的孩子——这是危险动作，每年都有孩子会被炸伤，可是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在处理“信”鞭的三种方式中，第三种我弟弟是不用的，他瞧不起这种完全没有危险性的活儿，而我却往往是只做第三种处理。在这里我还要提及他的另一项勇猛，依然和鞭炮有关：他，和那些大他五岁、六岁或者更大的孩子们，偶尔会比试谁的勇气更足些——手上攥住鞭炮，看引信一点点燃烧，直到最后一刻才将鞭炮扔出去——这可不是一件容易掌控的事儿，何况，引信有急有缓，有时灭了还需要重新点燃……当然会有失手的时候。他被炸破过裤子、手套，或者自己的右手掌心焦黑，半个手掌变得肥厚，或者流出血来……好在，那时的火药烈性似乎不强，屡次受伤的他才没有落下任何残疾。当时，村上的孩子们都这样玩儿，按姥姥的话说就是傻玩疯玩作死地玩，可是大人们似乎都没有认真地制止过。多年之后，我读到诗人希尼的一句诗，他说的是自己的儿童时代，“我们那么小/那么无足轻重/仿佛能够穿越一个狭小的针眼……”我想到的就是我和弟弟的那个年月，以及我弟弟李博燃放鞭炮的情景。

1977年。我弟弟令人羡慕地得到了一个纸糊的灯笼，即使现在我也记得我的羡慕，里面真的会有轻微的恨意。只有一个灯笼。而父亲指定，它是李博的，然后当着我的面儿递到了我弟弟的手上。我垂涎的样子他是能看见的，一定能。

弟弟拥有了灯笼，也就拥有了至宝，可这至宝只能在夜晚的时候才有用处，于是他就伸长着脖子盼天黑……我要收起我的恨意和诽谤，接下来的叙述必须实事求是：他在小心翼翼地护着灯笼的同时很郑重地答应我，那根蜡烛烧到一半儿的时候他就交给我来提，然后在蜡烛的上面画了一道分割的印儿。这个动作，几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我声明所写下的并不是多年之后我又添油加醋的结果，而是事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那种激动和感动。于是，我和他一起在盼天黑，而我更希望天黑得能早一些，而上面的蜡烛能烧得更快一些……

村子里，能拥有灯笼的人不多，实在不多，它在当时来说是种奢侈品，至少在那个年代来说是。弟弟提着灯笼，尽享着别的孩子的羡慕和它所带来的荣耀，我也一点点地沾着上面的光。然而，好景不长，我弟弟急于在人们面前显摆，他的心急当然会让他的脚步变得匆忙，完全没有注意到灯笼没有照到的脚下。他摔倒了。然后便是，心爱的灯笼烧了起来。

多年之后李博还记得他的哭，这个粗枝大叶的人竟然能记住自己的大哭，可见灯笼的燃烧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我也跟着哭起来，我在哭我的半根蜡烛，我还没有把灯笼接到自己的手上它就烧着了，我弟弟，至少他还玩了一会儿了，他还……正在串门的四叔走在路上，看到了这一幕，他拉住我弟弟：“哭什么，哭什么！你看，这个街上，谁的灯笼比咱的亮？让他们比比！”

弟弟刚笑了两声，灯笼便成了灰烬，它炫目的光亮不复存在。他又哭起来。但这一次，我没有跟着哭。似乎心底里还有一点点儿的快意：父亲没有买给我，现在，他的也没有了。这个消失让我有种暗暗的满足。

2007年春节。河北省海兴县，辛集村。

那一年，对我来说是……某种多事之秋。母亲血栓，她身上的病似乎越来越严重，缺少好转的迹象;弟弟李博与人打架将别人打成了轻伤，因而被关进了派出所，可以想见家里人的焦急痛苦;弟媳的父亲母亲，先后因我弟弟的事儿和其他的焦虑而犯病，或中风，或血栓，而弟媳自是以泪洗面;我的奶奶，于腊月二十三小年去世，送她的子孙当中缺少一个人，那个人被关在城关派出所……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这个秋天注定被生活拖累》《怨恨像一场突然到来的阴霾》《状态：某个上午》等诗歌，以它们记录我的状态和心路。最为直接的一首，是《这一夜》，是我情绪有所爆发的“这一夜”：

这一夜，三只小兽不来打扰我的耳朵

我在厨房里扒掉它们的皮，在胃液中建立起坟墓。

只是它们的牙齿还在，一次次地丢弃并无结果：

它们凭着气味总能原路返回。

我相信，三只小兽会在这些牙齿上复活，就像埋下的种子

随后生出各自的芽。

这一夜，我有意将孤独叫做黄金，将自己当成

怀揣黄金和秘密的国王

有意，挂起小兽的皮，将灯和手机全部熄灭

假想它是一个人的假期，那些日常的灰尘，牵挂的旧毛线，眼前和脚下的事物

全部封在箱子的里面——

这一夜的“外出”不携带箱子。简单，简洁

可小兽的牙还在，它们会将全部的箱子和其中的事物变出来，它们

有这样的魔法。

这一夜，安静像外面的玻璃，有着易碎的性质

这一夜，我的飞翔感建立于风筝之上，它正被一点点拉回，是的

这一夜，我被三只小兽重新按住

按倒在，这张充满责任，尘土，牵挂和忧心的床上

那一年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多事之秋，我相信对我父母、弟弟、弟媳和所有的家人都是，因为弟弟的这件事儿和随后带来的一切，都是种重压，压在我们的身上、心上、肉体上和精神上。那一年，是我调至石家庄的第二年，和妻子两地分居，我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借宿，而我妻子则一边忙于教师们的工资改革报表，一边忙于各种安抚工作，那段时间忙得她焦头烂额，口里面也长起了口疮。现在想想，那一年，还是让人后怕，都不知道是如何度过的，即使我在那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也未能给我带来多少欣喜。

我和妻子都是那种好面子、不习惯求人的人，都是那种更希望和相信公平、正义和阳光的人，而在我弟弟的事儿上……我承认，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儿不时地让我反思，让我反思。我承认，在面对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开始到处找关系，一切可以找的人和关系几乎都找遍了，无论有用还是无用，甚至曾希望能被网开一面。如果不是面对亲情，我可能一辈子也发现不了我所坚持的和面对具体情况的所思所想所做是两个概念，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能遇到徇私枉法之徒而他又正好倾向我这一边啊！我一遍遍地向母亲报喜，向父亲报喜，向弟妹报喜，真的或者假的——我希望能让他们安心，哪怕只有一天两天的幻觉。

一直达不成谅解。很可能，我弟弟的春节要在里面过了。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弟媳。我的那种疲惫感和焦虑变得越来越重，它几乎会随时将我压倒，可我还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坚硬的、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甚至幻想自己是一个贪官，可以用自己的手段将我的弟弟放出来。但我不能。无能。

好在，在春节越来越近的时刻，谅解终于达成。腊月二十九，我们正在打扫着屋子，准备在门外贴上蓝色对联的时候，我弟弟回家了。

母亲病着，她嗜睡，哪怕正说着话，话音刚落便能睡着，鼾声层叠——然而我弟弟被放出来的那个下午，她几乎没睡，尽管还是话有些少。终于，我妻子和我弟媳将房间打扫完了，一切都已变得清洁，有了些丝年的气息，那时已经是傍晚。我妻子向我母亲“请假”，她要去村外的澡池里洗个澡，临走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做饭的时候，把碗里的小米都用上。她的憔悴让人心疼，何况，口里的疮还在不断地折磨着她，县医院的医生嘱咐她去大医院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