洇湿的梦地

《直溪》是储福金的长篇小说新作。它进一步继承了作者细腻沉郁的唯美主义叙事风格，运用虚幻灵动的语言表现人物意识空间的苦闷与困窘，同时打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通过“时间流动”与“灵肉抽离”的并置和嵌套重构内心书写的精神线索。储福金试图通过这次写作，探索“他者凝视”之下自我救赎的可能与突破，在感官的审美观照中实现个体精神禁区的消弭和超脱。清丽婉约的江南乡镇图景和素朴深沉的围棋形构元素使得这部小说透示出独特的文化气质。从这个角度来说，《直溪》既是卓荦不羁的，也是温诚动人的。

小说以主人公宋正明挂职在直溪镇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为显性叙事线索，中间穿插他与乡镇医生林向英若即若离而又略带感伤的情感往事，并以二人的交往动态为叙述原点展现了直溪这座江南小镇的人物群像。正直实干的镇委郑书记、博学风趣的文化站黄站长、甜丽动人而又命运凄楚的普通女性季媚、因身染麻风病而被迫游走于现实“飞地”的神秘女子姚萍丽，这些人物共同撑盈起了《直溪》追寻本体式的情节架构。他们仿佛全都是从清冽纯澈的溪涧和葱翠幽凉的竹林中生发出来的，使《直溪》这部略带意识流元素的现实主义文本增添了淳朴无瑕的诗性意境。除此之外，宋正明精神成长与心灵解禁的现实轨迹是小说的隐性线索。“直溪仿佛是一个各种神秘体验的古老的黑洞”，宋正明精神空间中所积攒的压抑与创伤在直溪获得了释放与疗愈的契机。季媚的出现唤醒了他对男女情感的敏感和愿求，这种情愫饱含距离感和纯真美，没有一丝邪念。林向英是宋正明的精神伴侣，但宋正明对于林向英的性别洞察是略显木然与迟钝的。林向英的文本性别也经历了由“男”到“女”的转变。这个颇具吊诡色彩的情节设置一方面间接体现出宋正明意识本体长期经受封禁而呈现出的木讷与沉滞，他的精神视野在“暗蒙蒙”的直溪是模糊不清的；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撕碎现代社会结构性关系“遮羞布”的尝试，宋林二人情感关系的转变伴随着爱欲的重振与精神的复苏——欢爱之后留存下来的不是灵肉的双重失落与虚无而是生命本体的充盈和平静，情感的温存与豁亮消解了宋正明潜意识中若隐若现的“孤独妄想”和“隐逸冲动”，逐渐扭转了精神衰颓的窘境，摆脱了自我矛盾的消耗。作者以宋正明的精神危机隐含现代人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认知隔膜与秩序失衡，同时借他意识世界的明晰与复苏表达对重构现代人精神情状的希望与努力。

储福金在《直溪》的文本之外更多地扮演着记忆的解构者与书写者，而在文本之内则蜕变成为叙事张力场中的“说梦者”。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他有意无意于小说之内设置了大量清晰而又迷离的隐喻，这些隐喻无形之中强化了小说营构的虚幻氛围，也为深挖作品的内涵敞开了广阔的解读剖面。这种“梦化”书写在储福金的小说中十分常见，《雨潭坡》结尾处“我”漂浮在现实中寻觅不到的雨潭坡的梦境，《与其同在》中齐雅真与小山子之间矛盾而畸形的情感幻梦，《镜中三十》里张晋中与封丽君幻灭悠扬的情感关系在“梦醒”之后回归现实。在《直溪》中，作者多次描写宋正明说自己“得病了”。这种情况在林向英随性吻了宋正明额头之后愈发明显。“宋正明病了，如此又病了。这一次病得缠绵，没有感觉哪个部位有突出的疼感，但似乎全身生着疼，是内在的疼，隐隐的，若有若无的。”储福金用大量的内心描写展现宋正明异样的“病态”。实际上，在我看来宋正明并非真病，但也绝非“无病呻吟”那般幼稚与无聊。“得病了”这句梦呓般的言辞对于宋正明来说是一种发自潜意识创伤的“话语寄托”，对于小说文本来说则是一种显性的“话语隐喻”，城市迷梦般的生活带来的虚无感、年少时对那个叫英的少女朦胧而又莽撞的情愫和行为、对林向英复杂而又炽热的情感共同围裹成记忆的云团迷乱了宋正明敏感的心性。“自从知道她是女医生后，宋正明便常生病，也许他身体本来就弱，只是挺着不让人知道，也许他确有依赖性，就想她给他看病。”储福金用看似含混的描写道出了宋正明内心脆弱并且极其渴望关怀的心理，可谓是欲盖弥彰。这种重复的“疾病书写”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叙事越界，这也使得小说文本的内心书写得到了极大的主体延伸。宋正明这种表面的“心理障碍”从修辞的角度来说进一步强化了主体人物生命状态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使语言直接触及人物的精神纵深。另一处饶有意味的隐喻则与姚萍丽有关，是一处管理权不明的“飞地”。小说的后半段基本上是以宋林二人合力解决姚萍丽的户籍问题为叙事主线，安置好姚萍丽之后，“飞地”便不复存在。这块孤零零的土地恰好可以作为宋正明的心理写照，它漂泊无依，具备流动性与稳固性的双重特点，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似乎无解的悖论。储福金将这块藏于山涧密林中的“飞地”赋予人格观照的文本意义，隐含宋正明内心备受压抑但极其强烈的自我矛盾。他作为“外来人”“闯入者”进入直溪生活，他的个体本身就是无法归置的、归属感缺失的，这给宋正明的心理带来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失落甚至是恐惧。随着姚萍丽和“飞地”的“落户”，这块心结自行解开，宋正明也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由“精神蜗缩”“意识退守”转向个体成长与自我救赎。

《直溪》以宋正明“入梦”为始，以“梦醒”为终。我时常在想，宋正明从梦中醒来之后呢？其实，梦醒之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遗忘，遗忘之后便是个体对失落记忆的追寻甚至于虚构。储福金在小说的结尾留下了一个“回溯时刻”，不免让我回返到小说的题记：“我曾挂职过的金坛县，那里有一个直溪镇，与小说这儿的直溪，没有任何关系。”作者在文本的开头预留了这段虚玄的文字，抛开作者的“禅意书写”，我们应该明白，“没有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真正触及了生命本真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关系。作者题记中的这句话实际上消解了现实与虚构或者说梦境之间的分隔线。通过文本细读可以看到，《直溪》中存在一个极有意趣的细节。宋正明在镇政府门口听说了季媚自杀身亡的消息，并且亲自去河边见到了季媚的尸体。第二天醒来之后迷迷糊糊地往镇街走去，他发现直溪镇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汽车站横空出世，还有新建的厂房也多了起来。他在模糊之中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了郑书记因涉及财色交易而入狱，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宋正明“正跪坐在床上，双手合十，眼半睁半闭，满面是泪”。实际上，宋正明的哭泣与前两天他的经历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他的反应却如此剧烈，这是《直溪》的情节所无法解释清楚的细节。在这个“多异性时刻”之下，小说产生了“文本剩余物”。离开文本的在场阅读，季媚的死亡成为“事件”扰乱了直溪的存在方式。退守与逃避终究不敌命运的“碾压”，宁静安详的“乌托邦”因死亡的到来变得紊乱与无序。它直接打破了宋正明的价值体系，造成了后面的幻觉。宋正明的哭泣实际上是“剧变”带来的虚无越位于“安稳”萌生的存在。

《直溪》是一部野性与理性交叠的作品。这种野性体现在小说的“地域性书写”上。不同于莫言“食草家族”的野性，《直溪》的野性卸去了历史的沉重包袱，是立足于个体叙事的当代性写作。《直溪》的“地域性”不仅体现在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点”，它更注重个人“心理地域”的开拓与滋养。《直溪》的理性一方面来自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更多的则是储福金将自我对于爱情、围棋、人生的感悟与小说人物的精神救赎历程相形构，并致力于“去庸俗化”的风格写作，为文本留足了合理阐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