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文本的形式结构与叙述的意义建构

一

尽管小说文本与生活世界牵拽着繁复的实在性关联，但就其本质而言，小说文本乃是创作主体建构的艺术世界，是一种主体建构物。如何建构小说文本？这问题是小说家无法绕避而必得解决的。在《有生·后记》中，作者胡学文坦陈：他的创作曾一度烦难于“小说的结构问题”和“叙述视角的问题”而“迟迟没有动笔”①。其实，结构和叙述视角均为小说文本建构的要件，胡学文最终以“伞状结构”处理前者——那是某个雨天他撑伞散步时“突然受到启发”，灵感来临“那一刻”他“欣喜若狂”②；至于后者，他虚构祖奶作为小说主角，以第一人称铺陈其故事，且另行布设五个次要人物（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他们的故事以第三人称展开。作者如此概括他对小说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我让祖奶不会说，不会动——请她原谅，但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小说写了她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讲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另外五个视角人物均是祖奶接生的，当然，祖奶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关系，他们如伞柄和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③

作为主体建构物，小说文本建构自然受制于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意图。《有生》对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肇因于作者的创作雄心，他自述：“我一直想写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并且，不愿重复家族小说的既有模式，而要“换个形式，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④。小说中祖奶的形象塑造及其故事演绎，正呼应着“表现家族百年”的创作意图，乔大梅流落塞外而生根宋庄，百年坎坷的确具备家族史的磅礴容量。叙事取祖奶自述方式，其一世沧桑于一昼夜间倾吐而出，叙述视角的巧设在此显出匠心和灵气。小说上、下两部各十章，交错展开祖奶故事和五位次要人物故事，外在结构既呈对应关系，叙述内容则体现着“历史叙述”（祖奶经历）与“当下呈现”（如花等五位人物）“互为映照”：作者的创作意图就这样落实在他的叙事实践中，成为文本建构的要件。“伞状结构”委实是一则生动比喻：作为情节主干的祖奶故事犹如“伞柄”，五个次要人物故事就像“伞骨”附着其上，撑开便成“伞布”。如此文本建构匀称而整齐、端庄又简练。也有论家命之为“坐标系艺术结构”或“树状结构”，各执理据，俱有妙处。

但我更愿意将《有生》的文本形制，概括为“丛生结构”。祖奶故事的外围，伴生着五个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次有别而有序的“故事丛”，恰如一簇生机郁勃的丛生植物。并且，细心查究小说叙事构造，更可发现其呈现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丛生结构。祖奶故事与五位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干-伴生”故事丛，形成叙述的整体框架，可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性丛生结构不只是外在的形式结构，如花等五人既为祖奶接生而带入现世，更与祖奶存在“祈求-训谕”关系，具有内在的情感-精神关联，此层深在蕴含遂使总体性丛生结构具备意义建构的性质。而在总体性丛生结构中，人物故事也多有关联，即此形成“微型故事丛”，可称“局部性丛生结构”。如花与钱玉，毛根与宋慧，罗包与麦香、安敏，喜鹊与父亲、弟弟、丈夫黄板及乔石头，杨一凡与养蜂女……人物故事勾连、缠结，丛生成簇。便是祖奶自述中，其三任丈夫、九个子女的故事，黄师傅及其儿子的故事，李二妮及其丈夫的故事，李贵的故事，宋庄钱家故事……它们起伏错落、断续交接。人物故事单元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相互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呈现出故事丛聚合的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丛生结构正反映出乡土社会人物关系的原生态构造。

概言之，《有生》的文本叙述表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和局部性丛生结构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结构。这不仅是小说外在的形式结构，还表现着人物间的情感-精神关联，反映着乡土社会的原生态构造，因而具有意义建构的属性。

二

论家多强调《有生》具备“史诗”品格，证说也各执据理。但《有生》的历史叙述有意避开对历史内容的直面描述，自觉淡化对时代政治的直接表现，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被审慎地置于小说叙述的“背景”。对此，作者本人抱持着明确的创作意识，他说：我当然不打算写成历史小说，也无意把其中一段截取出来，放大讲述。历史只是作为背景，但这个背景不是虚无缥缈，而是真实的存在。小说从清末至20世纪初，至伪蒙疆政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直至新世纪之后，百年的跨度，每个节点对个人命运都有所波及。但在叙述中，我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⑤

将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作为背景处理”，其实是将之融于人物故事中表现。乔秋对“油饼”无法遏制的渴望，映照出饥饿时代民间社会的普遍困境，其连篇累牍的“大话”“吹牛”，无不纠结于一个欲望焦点——食物，画饼充饥正是匮乏年代的辛酸表征。变革计划体制的社会转型，作者无意在叙述中铺陈、渲染，只在营盘镇“商店”变迁的简约交代中暗示——

营盘镇有三个大商店，副食、百货、五金，在用布票、粮票、肉票的年代，商店的门槛都油光锃亮，若要买一辆自行车，须主任批条子才行。后来不大景气，终至关门。罗包把副食店租下来，简单改造，挂出罗家豆品的牌子。

“须主任批条子才行”，一语道尽当年计划体制的无限风光，但其全副矜持逐渐转向无奈，它最终坠入“关门”绝境。私营个企先是以“租”的方式取而代之占据铺面，几年之后罗包索性将营盘镇食品公司连房带院买下，“将老房推倒，盖了座二层楼。左边开饭店，右边磨豆腐”。这是营盘镇商业变迁的一幅素描，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隐现其中。罗包“发家致富”的故事分明包含着重大的时代主题，但作者无意彰显此间的时代政治蕴含。他有意避开“意识形态的追光灯”，而专注于人物（罗包）形象塑造。对此，作者本人具备高度的创作自觉，他说：“人是小说的核心，作为背景的历史是人的窥视”，因此其叙述“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既然非重点，就没有必要浓墨重彩，以免喧宾夺主”⑥。

当作者自觉地将“历史”作“背景”处理，并专注于小说人物表现，人物及其生活世界的日常性便凸显而出，成为小说意义建构的要素。日常性意指普通生命的存在常态，包括普通生命的存活方式和精神向度两方面内涵，前者是“活着”的基本形态，后者是“活着”的内在意蕴。《有生》既将祖奶故事作情节主干，且将其作为主要叙述人物，祖奶自述即成小说叙述主干，“接生”故事由此获得“元叙事”的性质，成为小说叙述的隐形“端口”。祖奶立于世界入口处，双手将一万多生命一一接入尘世，让他们入世而活。而随“接生”开端的，便是生命在凡俗人世的经历，通常称作“活着”。因此，所谓“有生”意指生命降临尘世，它在开启生命的现世经历的同时，也伴生出生命在俗世的全部日常性。《有生》的文本叙述朝向生命日常性聚焦，又被生命日常性照亮；它既向生命日常性敞开，又因生命日常性而敞亮。是“日常性”而非“史诗性”，凝聚为《有生》意义建构的要素。

《有生》叙述视角的选择（祖奶），突出生命的日常性意义，其叙述空间的塑造，也托举着生命日常性表现。地处偏远塞外的宋庄，远离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的中心地带，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它具有传统乡村的典型属性与征象，其彰著表征便是乡土社会混成一体的生活日常性。小说叙事广泛涉及宋庄风俗、人口、土地、商业经营、手工技艺、阶层构成与权力结构诸方面。此间包含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生动素材，且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类似“地方志书写”的叙事征象。乡村凡俗人物既生动活现于小说叙述中，乡村日常生活即成地域形象塑造的肯綮，虚构的宋庄成为乡土社会的典型性空间。但必得强调的是，乡土社会的日常性与乡土人物的日常性具有浑身共存的关联，前者借由后者得以呈现与表现。这是小说叙述以人物为核心的特质所决定的。

因此，我们对《有生》意义建构的追究，更须切入人物个体生命，洞察其存活方式和精神向度有机关联的日常性双层蕴含。生命的存活方式构成生命最基本的日常性，因为“活着”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就个体生命而言，其存活方式的要义即在“如何谋生”，“生计”是个体生命存活的核心问题。有关生计的叙述在《有生》中连绵而来：饥荒与逃难、战乱与活命、垦荒与农耕、大旱与求雨、摆摊与开店、挖煤与掘宝、当保镖与当骆驼客……“活着”的生命须有“活路”而得力免“死路一条”，小说的人物故事遂围绕日常生计展开。这恰是小说紧贴生命日常性铺陈叙述的表征。与生计紧密关联的是“技艺”，即解决生计问题的技能。《有生》的情节主干便是关于“生计-技艺”的故事：乔大梅先随父学做锔匠（锢炉匠），落户宋庄后又拜师学艺成为接生婆，其自述中展开的拜师仪式、学艺经历、职业规矩、接生知识及从业艰辛等故事情节，呈现乡土社会“接生婆”职业的特殊境况。此外，小说叙述涉及的匠人还有毡匠白礼成、打铁的杨铁匠等，涉及的技艺尚有罗家的豆腐、赵家的包子、毛家的射术，至于李贵赶羊、吴泰放牛、宋慧养猪、吴大勇养鱼、如花善于养花、麦香长于女红，也都是因生计或喜好而练就的一技之长。这些人物故事在小说叙述中或有详略之分、精粗之别，却无不包含生活-生产技艺（技能）的知识性内容，从而生动展示出乡土社会的知识系统。

就知识形态而论，这些技艺与生计直接关联而呈现为经验技能形态，而非抽象理论形态，其功能体现为民间实用性，因而归属日常性知识。就叙事表现而论，这些以生计需要为指归的技艺，内化于人物个体生命，示形为“个体的技艺”。它们与乡村人物故事混成一体，并融于乡村日常生活，构成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有机内容。而从社会学角度观照小说的“生计-技艺”叙事，它们鲜活地表现出传统乡土社会（前现代乡土社会）有关知识分配与角色配置、行业规约与伦理约束等诸方面的定例和惯习。其作为民间制度建构，既是乡土社会日常性的重要内容，也积极参与对乡土个体生命的社会化塑造。

要言之，《有生》中关于“生计-技艺”的人物故事，具有小说意义建构的性质与作用：技艺呼应着个体生命的生计需求，体现着个体生命的存活方式，它们既是乡土社会的日常性内容，也是其日常性的表征。

三

我们借由“生计-技艺”叙事，洞察《有生》对乡土生命存活方式的表现，探测小说对乡土社会日常性的叙述。但必得注意的是，“生计-技艺”既非乡土生命存活方式的全部形态，更非乡土社会日常性的全部内涵。乡土社会的日常性不仅体现在乡村生命的存活方式上，还表现为乡村生命的精神向度。所谓乡村生命的精神向度，是指乡村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生成、凝聚的情感内涵和心理倾向。它并非外在于乡土社会的日常性，而是乡土社会日常性的有机成分。日常生活既是个体生命存活的基本形态，个体生命的精神向度（情感内涵和心理倾向）便自然具备日常性。

《有生》的叙述紧贴乡土社会的日常性展开，作者既铺陈个体生命的存活方式，且掘发其精神向度。被“接生”迎入现世的个体生命，不断被现世的日常性熏育。这过程被称作“社会化”（或“内化”），其间交集着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张力。个体生命的精神向度即在此背景中凝聚而成。“活着”随带而来“生的烦恼”，《有生》中的人物各有苦恼：毛根既煎熬于对宋慧的情欲之中，他心爱的猎枪又被收缴，看家技艺行将绝种，更兼无力疗治儿子疾患，家道败落不堪承受——多重烦恼交织在他心头；镇长杨一凡夜夜被不明来历的声响滋扰，如影相随的“咔嗒”声其实是他的内心噪声，精神幻觉源于日常压力；李二妮总是“使性子”；李桃老在“怄气”；白礼成时常“痒病”发作，一边叫唤一边猛蹭身子；薛腻歪隔三岔五便到罗包豆腐店找碴寻事，损人又辱己……他们个个心有纠结，积郁成疾，是为“心病”。便是祖奶，其“半死”之躯一直感觉被蚂蚁骚扰，“蚂蚁在爬”的诉说在她的自述中不断重复，反复刻录遂成一则体感强烈的意象，其实是她不时发作的身心“病症”，“病根”则在早年目睹母亡惨象的现场刺激。而从母亡起始，灾祸接连来袭，父亲惨遭杀戮，她被流匪强暴，孤身落根宋庄后，三任丈夫、九个儿女或亡故，或不知所终，最后唯与孙子乔石头相依为命。苦难既是祖奶一生的生活内容，也是其生命体验的主题。《有生》是一部“有关痛痒”的小说，“烦恼-苦难”的主体感受普泛存在于人物经历中，形成个体生命的日常性体验，凝聚为人物的情感内涵和心理倾向。

但小说叙述并未滞留于人物生活感知的浅层，作者没有驻足于对个体生命情感的表层观照，他书写着凡俗生命挣扎于现世生活的“痛”与“痒”，更揭见其跋涉于遍地泥泞中的“善”与“爱”。如花和乌鸦的故事颇具寓言色彩，乌鸦形象一反民间故事里“不祥之鸟”的传统角色，它们寄托着一位命运多舛的弱女子的深情挚爱，那是她继续“活着”的唯一支撑。养猪的宋慧性格颇有几分粗犷，但她对毛小根的照料与呵护，在昭示出母亲般的纯爱；在毛小根失恃且患病的苦难境遇中，宋慧实际充任了母亲的角色。罗包幼时遭受嫌弃，婚后遭遇伤害，但他精于豆腐制艺，其对黄豆的感知超越了人与物的隔阂，在他心间“豆子都是有脾性的”，“豆子和人一样，知道冷暖，知道谁对它好。知道谁糟蹋它”，“豆子是会说话的，只对能听懂能听进去的人说”。罗包对黄豆的知情解性，是日常劳作中主-客互动而生成的物-我深情关联，它支撑着罗包度过生命中的灰暗岁月，并且在其内心滋生出某种生命感悟。且听他如此解说豆腐制作中的“摸豆子”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