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牛闸故事前传

金戈吴越

——春秋战争与延陵运河

自太伯奔吴、周章受封至有着清楚纪年的吴王寿梦，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吴国历史由于史料有限，许多史迹都湮没无闻。五百年间，吴国先民在历任国君的统治下，不断吸收中原先进文明，积蓄国力，一代代吴国君主接续着吴国先辈让蛮夷之地成为东南雄主的宏图。

至吴国十八世君王寿梦时代，吴国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蛮夷之邦、弹丸小国，吴国有资本与中原诸侯论剑称雄了。

当吴国屹立在中原诸国面前时，凭借的是吴国强大的水军。

春秋争霸的时代，国力的强盛不仅需要强大的军队，背后更需要庞大的人口、充盈的粮草。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吴地物产丰饶，君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他们利用天然水道，开挖水渠，或引水利农，或导水利商，或疏水利民，吴人在与水的相处中，善于用水，也善于治水。这期间，一条条、一段段中华古运河出现在河汊纵横、湖泊棋布的江南大地。

后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是水成就了吴国的强大，是水沟通了吴国与中原诸国的交往。

公元前544年，吴王寿梦派出了他最贤能的儿子季札出使中原，向中原诸侯宣示吴国的强大。正是这次出使，有了历史上季札观乐、季札挂剑的美谈，这也是常州人文始祖季札第一次华丽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继季札出使中原，又过去了30年，楚国亡命大夫伍子胥逃亡到吴国投奔到公子光门下，此时公子光也因自己嫡孙身份而不能继王位而耿耿于怀，一个藏有野心，一个藏有仇恨的君臣不谋而合，上演了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

此时的季札正在奉吴王僚之命出使中原，返回吴国的途中他得知宫廷政变，兄弟相残，他心灰意冷，决意归隐山林，躬耕田亩。政变之后的公子光假意将王位传给叔叔季札，季札何等聪慧，断然回绝了公子光的假心假意。然，他自知力量不及公子光，于是，季札去到吴王僚的墓前哭泣复命，然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延陵，发誓永不入朝。

由此，公子光通过弑杀兄弟而夺得吴王位，史称“吴王阖闾”。

阖闾算是一位野心与雄才、心机与胆识并举的君王，他任上任用伍子胥、孙武等文臣武将，发展吴国国力，充盈仓廪，修备武力，开启了他“西破强楚，北威齐人，南服越人”的称霸之路。

吴伐楚，必须进长江，当时的地理山川显示长江南部有两条支流水阳江和荆溪，两条河流被高阜阻隔，打通它就能实现从吴国腹地调遣兵士直达楚国的目的。

在吴王强大的意志指挥下，在伍子胥满腔复仇愤怒的驱使下，吴国民工、兵士日夜不停挖掘运河。60余里的水道凿通后，它沟通了太湖、荆溪、水阳江与长江，所以当吴国的兵士突然出现在楚国腹地，通过柏举之战大败楚国时，楚人惊从梦来，吴军何以舟船而来，莫非天降吴兵？

在胜利战鼓的振奋下，吴王膨胀的野心催使他挥师北上，他要穿过黄淮、济水，准备与齐、晋称霸。

全长380里的邗沟水道开通之后，吴人得以迅速进入泗水、沂水、济水，吴国水军的兵锋直抵齐国边境。

《左传》以八字概括长江以北这项浩大的运河工程：“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这段邗沟运河，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所写的京杭大运河起始段，京杭大运河的年龄，从古邗沟的诞生之时算起，即公元前486年。

然而这个说法，却有很多争议。

当时吴国所在的太湖流域与长江并不相通，今日的长江南部沿岸都处在汪洋大海之中，在未掌握熟稔的航海技术之前，吴人断不敢大举军队以扁舟入大海而北渡。就算跨海北渡，为何邗沟的位置偏西，邗沟连接长江处乃是当时长江入海口。从吴国腹地到邗沟连江处必然存在着一段水道。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载，吴地有人工水道，“通渠三江、五湖”。

有学者据东汉《越绝书·吴地传》、清《江南通志》《江苏通志》《武进水利志》等文献记载推断，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为与齐国和晋国争霸中原，号令开凿江南运河。根据当时的地理地貌，这条春秋吴地江南运河的走向应是从吴都（今苏州城）出发，向西北经浒墅关、望亭，接无锡梁溪河、古芙蓉，穿过常州，再经奔牛，至孟河入江，全长170里。由于奔牛以西属宁镇丘陵地带，阜高岗耸，不易开挖，所以转从孟河入长江。

无论从史书所载内容的推断，还是从现实的逻辑推理，当时的常州运河应早于邗沟的开凿，它的开凿充分利用了太湖北部平原的地理地势，通过人工水道串联起太湖北岸大小湖泊、溪流，为吴王伐齐创造了条件。而孟渎即是当初南接江南运河、北达长江的唯一通江干流。自此，奔牛成为通（长）江达（太）湖的必经之地，孟渎口则成为江南运河（通江）的第一河口。

君子高义

——延陵季子与春秋运河

今天苏州城内最古老的园林是始建于宋代的沧浪亭，公元1827年，苏州人把2000多年来与吴地有关的500多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以石像画的形式永远地留在这座园林里，取名五百名贤祠。五百名贤祠的第一张石像画就是当年吴王寿梦钦定的接班人季札。

1827年苏州人的这一举动，看上去更像是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古往今来吴地的第一明贤。

司马迁写作《史记·吴泰伯世家》，吴国600年历史，25代君王通通都成了寥寥一笔。即使是太伯奔吴这样的大事件，司马迁也仅仅用了120字。可是他足足用了大半个篇幅写作季札，写季札让国、写季札观乐、写季札挂剑、写季札出访，司马迁用史家笔法记录下春秋时期这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

季札与常州的故事开始于公元前547年，那一年季札受封延陵。公元前495年吴王阖闾开挖江南运河，取道延陵，且延陵运河横贯常州，封地之上这样一项宏大的工程，必然得到了季札的应允。季子、常州与延陵运河的故事得从吴王阖闾即位说起。

公元前515年，楚国的国君去世，吴王僚想趁楚国国丧疏于防范之机，向楚国发兵。他一面派王叔季札出使晋国等中原诸国，一方面又派自己的弟弟盖余、烛庸进兵楚国的六邑等地。

就这样，季札奉命再一次开始他的出使之旅。

在以往的出使中，季札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王命，而且他以自己谦谦君子之风、仁信节义之德、儒雅睿智之才，赢得了中原诸国的尊重，也扭转了中原诸国对吴地蛮夷之邦的偏见。

然而这次出使，母国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在归国的途中，季札得知侄子光杀害了王侄僚，光还要斩草除根杀害僚的儿子侄孙庆忌。

刹那间，吴国的天空彤云密布，山雨欲来，几代吴国君民开创的伟业在血雨腥风中飘摇。

谁能力换狂澜，让吴国不再兄弟相残，生灵涂炭？谁能稳定朝局，安定民心？

只有季札。

他快马加鞭地回来了。这位曾经吴国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心力交瘁地对所有吴国人说：“哀悼死者，侍奉生者，这才是先人的原则。”季札以他的声望平息了所有可能发生的内乱，维持了这个国家的稳定。

但他也以诀别的姿态离开吴国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

季札离开吴国国都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惆怅，他毕生追求的礼仪仁义、仁善德行却化为专诸的利刃、要离的短矛，化为侄孙之间兄弟阋墙的争斗。

试想凭借着季札的声望与才能，凭借着“传位于季札”的先王遗命，他绝对能自立为王。但他以自己坚毅和淡泊的态度，以臣子和长者的立场，自我牺牲，顾全大局，由此成全了阖闾的雄邦之梦。

回到封地后的季札以周礼雅乐教化封邑人民，以中原先进农业技术教导人民屯田耕织，发展生产。

时间又过去了若干年。公元前496年，阖闾在讨伐越国的战争中中箭伤病而亡，其子夫差继位。夫差年少气盛，一心图谋吴国霸业，屡次欲兴兵伐齐。北进中原的水道需要打通吴国腹地与长江的联系，江南运河应运而生。

因为开挖江南运河要取道延陵，这么浩大的工程夫差和伍子胥必须与延陵封邑的最高统治者季札商量。

公元前495年，此时的季札已经是垂垂老者，离开吴国政治中心已经20年了，在他治下，延陵百姓殷实富足、民风淳朴，教化纯良。

我们不难想象风烛残年的季札与吴国雄主、权臣之间相见的场景。

这一次的相见，再英姿勃发的雄邦之主也会收敛他的王霸之气，再权倾朝野的谋臣也会向他执谦谦君子之礼。

站在舜过山的田亩阡陌间，季札首先向吴王发问：“耗民力，掘沟渠，所谓为何？”

吴王答道：“吴国北出。吴国兵甲舟船可通江达海，王师亦可问鼎中原，自此吴国霸业可成。”

季子摆手答道：“息兵戈，兴民事，复周礼，乃我之愿矣。善治国者，圣人之治，君以仁德，民则众星拱月之。善政者，啬劳其民，省攻伐，息兵戈，轻负荷，薄税赋，寡劳役，民则兴旺盼之。王之霸业非我所关心之事，百姓劳苦愿我王多听之，莫使吴地百姓苦于徭役，累于兵事。”

伍子胥听之亦答季子言：“运河非兵事之运河，运河亦民事之运河。运河既成，可使吴地多得沃野千里，亦可润泽延陵百姓。臣曾向我王进言，吴国要强大非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阵不可。然今日我国，城郭已立，仓廪已足。然交通不便，我国与中原往来甚少。中原诸国仍视我为蛮夷之邦，吴国富庶之物，盖不能运抵中原，中原文明教化亦达于我邦。吴国不可偏安一隅，为吴国百年计，此河乃我振邦兴民之河。此河既成，则能善尽吴国舟船之利事，往来货物不绝于缕，中原教化、文明方物尽入吴地。”

季子应允之。并答吴王、伍子胥道：“愿我王及子胥大人能察民间疾苦，息兵戈而解民怨，愿延陵运河除民害，疏河道，解百姓旱涝之苦，则延陵百姓将永颂我王仁德。

在季札的号召下，延陵百姓纷纷拿出锄镐参与到运河的建设中，不出几年，一条横亘延陵大地，贯穿东西，连长江水道的延陵运河建成。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作为对季札毕生的评价，也作为《吴太伯世家》的结束语。600多年的吴国史写到最后，唯一能让司马迁挂念的人是季札。

今日在常州运河边凭栏远眺，历史遐思穿越古今，泱泱君子之风、淳淳仁信之德，这是季札对常州运河最好的诠释，这份至诚至信至仁至爱之德流淌古今，亘古不绝。

奔牛闸之形制

唐宋以来，运河漕运促进了南北商贸往来，是国家经济的动脉。因为堰闸阻塞的缘故，众多船只需要在奔牛堰闸前等待过堰，来往船只阻塞在奔牛堰闸前数公里，连绵不绝。四海客商、来往官吏、游学高士等人物在船泊码头之际，需要上岸休息，奔牛镇形成了馆驿酒肆林立、旅店众多、集市交易热络的商贸繁荣景象。通过对今天奔牛老街的鸟瞰，我们不难想象得到当年奔牛闸附近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情景。

《奔牛镇志》记载：自齐梁至唐宋，奔牛集镇日趋繁荣，舟楫往来，车马奔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是为名噪江南的“邑西巨镇”。

《运河水文化》中说：“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孟河的先后拓浚和设闸，水运贯通南北，奔牛镇中驿站酒肆随处可见，茶坊、槽坊、油坊、碾坊、糖坊、酱坊、竹木坊、铁铺、窑业等应时而生。到宋时，奔牛与万绥、青城、横林并称武进四大重镇。近代，奔牛系武进西部四乡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贸易繁荣，市声若潮，在江浙一带颇有声誉。”

导致奔牛市镇繁华的原因是奔牛闸的存在，作为运河常州段重要的水路枢纽奔牛闸是什么样子的？遗憾的是，奔牛闸的历史遗迹今天几近全无，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的描绘来推测奔牛闸的形制。

在历史上，运河奔牛段或设堰坝或设闸，屡次兴废，宋之前以堰埭为主，宋之后以闸为主，从通航的功效上来说，闸比堰更方便船舶通行。

运河上的堰坝是由土石材料或草木材料做成，横截河道，防止河水走泄，调整水面比降和提高通航水位的建筑物。有记载说，三国孙权时在丹阳到句容的运河上就连续修建了十二个堰埭。为方便船只通过，在堰坝的上下游做成较缓的平滑坡面，用人力或畜力拖拉船只，滑上滑下，往返过堰。大船通过时，需要置辘轳绞拉，做成原始的斜面升船机;船只过大没法通过时，只能卸载倒驳。堰的大小不同，过堰时用的畜力和设备也有差异，据载，北宋时江南运河部分堰埭船只通过时要使用二十二头牛绞拉船过堰。这样的过堰方式非常繁费，船只过堰磨损度高，人力畜力消耗大，行程的阻隔延滞严重阻碍了水运的发展，亟需新的过船方式，船闸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