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世界的引航灯塔与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

【关键词】中国外交  国际形势  动荡变革期  大国关系  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危机频发并相互叠加。国际政治中的对抗主要集中在三大地缘政治板块。国际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一些新特征、新趋势逐渐显现。在竞争态势下一些“小多边”俱乐部加速形成，欧洲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上升，美国的“友岸外包”和供应链重组战略导致全球经济出现碎片化趋势，“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助推地缘格局重塑。面对当今世界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系列创新性全球治理方案，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以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治理创造新机遇、作出新贡献。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一、危机：发展与安全问题仍然突出

2023年的国际形势，可用“危机”两个字形容。由局部战争危机引发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多重危机叠加使债务危机进一步加深，进而出现核危机风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所带来的外溢影响被前所未有地放大，能源危机、战争危机、核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相互交织，直接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和质量。

一方面，全球安全治理赤字扩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叠加。大国“退约”提升核扩散风险，国际军控领域面临多重挑战。2023年2月，俄罗斯宣布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1月，俄罗斯和北约先后宣布正式退出和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撼动了国际军控体系的基石。美俄加快升级核军力，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加剧全球核扩散风险，对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冲击。常规武器扩散使地区冲突的解决更加困难。外空、网络、生物、人工智能等领域颠覆性技术飞速发展，并迅速应用于国际冲突之中，国际社会尚未围绕高新技术使用规范达成协议，国际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之下，更为迫切、危害更深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被传统安全威胁所掩盖，未能得到各国充分重视。在全球层面，人口问题凸显，劳动力减少与老龄化带来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计，2022—2050年，61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将减少1%或更多。[1]21世纪，人口数量下降将成常态，人口减少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极端气象灾害频发，太平洋岛国图瓦卢面临生存危机，可能成为首批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海水淹没的国家之一。日本无视本国国民及国际社会正当关切，将全球海洋环境和全人类健康作为赌注，强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对全世界渔业造成重创，更造成史无前例的海洋生态危机。2023年国际油气价格持续波动，欧洲大量能源密集型产业产能骤减，能源危机产生世界性冲击。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2023）》指出，全球仍有6.75亿人无法获取电力，23亿人依赖有害燃料做饭，世界远未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在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全球恐怖主义活动集中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恐怖组织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形成互相勾连的态势，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此外，全球部分欠发达地区还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根据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目前全球约有7.35亿饥饿人口，西亚、加勒比和非洲等地区饥饿水平不断攀升。[3]

二、冲突：两场局部战争影响深远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是2023年两场烈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局部战争。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乌援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对俄罗斯发动旨在“争夺民心、塑造民众世界观”的全方位“认知战”。[4]美国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预估俄罗斯军事行动，俄乌双方频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2023年9月，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计划与能力事务的助理部长玛拉·卡林指出，乌克兰已经成为“军事技术创新的试验室”，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领域的技术创新均已在战场上使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先进武器弹药，包括贻害无穷的集束弹药、贫铀弹等武器。目前乌克兰战场已遍布集束弹药、其他未爆弹药以及大量地雷，战后清理将非常棘手。乌克兰危机呈现混合战争特征：美国等除动用高新科技武器、重武器之外，还使用金融制裁手段、星链系统等为这场代理人战争服务。

巴以冲突是2023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宗教休息日向以色列本土发起名为“阿克萨洪水”的海陆空立体式突袭，在不到24小时内发射3000余枚火箭弹，突破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和情报系统。以军遭遇了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最猛烈的打击。此后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展开大规模报复性军事行动，严重破坏了加沙地带基础设施，导致双方死亡人数已超过2万人，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巴以关系再度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但从目前情况看，此次冲突升级成第六次中东战争或大战的可能性较小，演变为长期化、低烈度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较高。就地区甚至全球局势而言，此次冲突对全球整体局势的影响有限。[5]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只是世界面临深刻危机的冰山一角，背后隐藏着大国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的深刻博弈，也在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乌克兰危机与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催生国际格局的转型过渡进入高度敏感期，大国协调更加艰难，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地区局势将呈现巨大波动乃至长期动荡。

三、对抗：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明显活跃

当前国际政治中的竞争主要分布于亚欧大陆的三大地缘政治板块，即亚欧大陆西部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亚欧大陆东部所谓“印太同盟体系”对中国的遏压，以及亚欧大陆中部阿拉伯世界与美国及其地区代理人的对抗。

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正走向长期战略僵持，双方形成了不稳定均衡态势。美国将战略重心集中于亚太地区，试图升级对台模糊战略，并在东海和南海地区扶持日本和菲律宾，强调《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上述两国与中国冲突的适用性，亚太地区出现阵营化、集团化、北约化倾向。美国对日本、菲律宾、“台独”势力以及印度等的偏袒，会进一步降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提升危机风险。同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以色列深陷新一轮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导致美国短期内面临无法集中战略资源的困境。

亚太地区的制度重叠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竞争的集中体现。美国所谓“亚太地区联盟多边化”旨在另立门户和搞小圈子，将在亚太地区造成制度重叠、制度竞争等现象，进而给亚太安全秩序造成冲击。制度重叠问题在亚太安全治理进程中本就十分突出，美国“亚太地区联盟多边化”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亚太地区存在由美国为主导的亚太联盟网络和由东盟主导的东盟峰会、东亚峰会、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等机制。制度重叠意味着国家间缺乏共同的集体身份、规则约束、稳定期望、行动指导等，无助于合力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特别是，故意制造的制度重叠往往导致支持不同规范和规则的行为者群体之间的冲突。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布局还在继续深化，同盟体系不断向亚太延伸，除了传统的同盟关系外，新的发展趋势是向包括经济技术领域在内的更多领域拓展延伸。经济和技术问题安全化也体现在美国的同盟体系设计中。美国将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空间、清洁能源等诸多新领域纳入同盟体系设计中，企图通过对新领域的掌控巩固其同盟体系。

国际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

一、“脱钩”：竞争态势下“小多边”俱乐部加速形成

美国以双边同盟为基础，构建具有议题导向特征的“小多边”机制。拜登政府未必想退出全球化，而是企图构造一个没有中国参与或不让中国受益的新全球化平台。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小院高墙”战略和选择性“脱钩”的本质越来越明显。美国在全球制度公共产品供给中愈发消极，同带有选择性激励的私人产品供给形成明显反差。一方面，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积极鼓励头部企业“回流”到美欧日；另一方面，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分流”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通过在不同产业领域构建一系列排除中国的小俱乐部，例如“清洁网络”计划、“芯片四方联盟”等，对中国高端产业进行联合围堵，对中国低端产业进行釜底抽薪。

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牵头组建“友岸产业和技术同盟”，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走向集团化、“友岸化”和“近岸化”。2023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我们在重组我们的供应链时将更加关注‘友岸外包’，即把生产设施转移到友好国家，这也是我们希望与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加强合作的原因之一。”美国“友岸外包”着眼半导体、新能源、医药制造、战略性原料、通信设备及基础设施、其他前沿科技等六大供应链领域，具有“价值观高度绑定”“零和思维主导政策”“聚焦战略产业”等特征，其本质是试图通过该战略加速与中国“脱钩”，削弱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同时，美国也试图利用“友岸外包”维护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并以此强化联盟关系。目前该战略还有一系列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包括供应链中的效率和韧性相矛盾，“友岸外包”和“在岸生产”相矛盾，美国与其盟友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与非盟友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分歧等。然而，如果“友岸外包”不断推进，全球经济体系将面临割裂风险，中国将不仅受到美国在供应链安全上的威胁，还可能面临美国更激进的对华政策。美国也将趁此机会完善其联盟体系，推动贸易和供应链武器化，增强美国经济制裁的能力和效果。

当前，“脱钩断链”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个新词“去风险化”所替代，然而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实际仍在延续，“去风险化”有可能带来更大风险。

二、裂变：碎片化与供应链重塑

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导致经济碎片化，原有整体运行良好的全球产供链正在被人为撕裂。

国际大市场碎片化、网格化，产供链有可能全链条、全领域地断裂和重构，经济全球化正走向分裂。过去的超级全球化已经结束，并有可能向有限的全球化或区域化转变。

世界经济正在分裂为拥有不同贸易和技术标准、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供应链、研发和生产网络将被打破并需要重建。世界经济出现两个平行市场的可能性在增大。当然这两个平行市场不会泾渭分明，而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交叉和交集。

三、对峙：欧洲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上升

乌克兰危机及克里米亚并归俄罗斯，这两起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区性体制的定型，或可称为“新凡尔赛体系”。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并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新凡尔赛体系”东扩的极限和边界。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的结局意味着俄罗斯守住了底线，这为俄罗斯未来复兴夯实基础；对欧洲来说则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欧洲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增加。首先，“新冷战”的主要操盘者仍旧是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美苏冷战时期的政策思维模式。其次，美欧希望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来削弱俄罗斯，迫使其让步。第三，对立双方在军事威慑方面也出现了不断加强的趋势。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对俄罗斯采取了实际措施，其军事力量进入东欧国家的规模正在扩大。第四，美欧与俄罗斯在全面争夺乌克兰的同时又避免直接引发军事冲突，严防热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