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猪（散文）

桂林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母亲找生产队长写了一张证明，然后去农村信用社贷款。贷款到手，立马到市场买回一头小猪，开启养猪历史。

小猪十来斤，打算养到一百多斤再卖出去。养猪的本意是捡食剩饭剩菜，不浪费粮食，没有发家致富的想法。另外，父母亲新婚不久，家里养一头猪，家显得更像一个家。

养一头大猪，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考验着家庭经济能力。猪吃得比人多，剩饭剩菜远远不够，还得添加额外的粮食，抢人口粮。时间一长，便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不堪重负。关键的是，大猪养成，卖不到好价格，便不只是一次买卖的亏本，而是一个农村家庭的长期破产。

母亲养的那头大猪应该赚到了钱，至少没有亏本。

要不然，我便不会听到她第二次养大猪的历史。

母亲第二次养大猪的本钱不是来自农村信用社，而是村里的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和我们是本家。母亲向人家提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请求。用她的话来说，借人家里的一头小猪，抱回家里养，养成大猪，卖到钱后，再把小猪的本钱还给人家。母亲敢开那样的口，一定不容易。

数学老师家有一块田与我家的地相邻，他平时要去学校上课，没有时间管田里的活。母亲好心，做完自己的田活后，顺手帮他打理田地，插秧、杀虫、收割等等，一丝不苟，像对自家田地一样。有时候，她上山打柴，给数学老师也挑几担。母亲不求任何回报，她不忍心看着世界可怜之处而无动于衷。

数学老师当场应允，没有半点犹豫和搪塞。他要白送那头小猪给母亲，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只是借，有借有还。后来，母亲把猪养大，卖掉后，把小猪的本钱还给数学老师。

自此以后，我没有听她再讲养大猪的故事。

母亲改养母猪。

母猪产崽，把猪崽养大到八十斤左右，然后卖掉。

母亲养过多少头母猪，我心中没数，但是我记得其中的两头。

大致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里买回两头小母猪，创造养母猪数量的历史。以往，家里只有条件养一头母猪，一年生两次崽，卖两次猪。上一头母猪已老，很难发情和受精，每胎产崽数很少，只能忍痛割爱。

两只小母猪很可爱，我和弟弟分别给它们起名字，个头大一点那头叫鲁鲁，个头小一点的叫皮皮，名字灵感来自当时热播的一部动画片，主角是猪，片名实在想不起。我和弟弟分派责任，各自管好各自的猪，比谁的猪长得快，下崽多。事实是，父母平时做工没空，都是我帮忙喂猪，会给鲁鲁多添两勺潲水，暗助其快速成长。弟弟很少喂猪，发现不了我的私心。

母猪发情，要及时找公猪配种。

村里有专业户养有种猪，给本村和外村的母猪配种，工作不算体面，但是收入还过得去。专业户叫陆友祥，他家大门口左边墙壁竖钉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陆友祥公猪配种”，底下是联系电话。

开始，村里人觉得是最正常不过的广告。直到有一天，有几个高年级的小学生站在广告牌前指指点点，嘴里发出诡异的笑声，村里人才意识到广告有问题，跟着发笑。陆友祥也反应过来，即刻用毛笔在广告内容里插入一个小字号“有”字，变成“陆友祥有公猪配种”。广告语终于变得规范，语义明确。但是，那个小字号“有”字总提醒原来的笑话，笑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公猪配种技术受到质疑。陆友祥一气之下，拆掉广告牌。反正村里就他做这独门生意，大家都知道，广告牌可有可无。至于村外的生意，只要他不断挺高公猪配种技术，不怕没口碑，自然有人登门请教。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天，陆友祥开着三轮摩托车，车轮边搭着改装过的敞篷车厢，车厢里站着一头白色的公猪。公猪的耳朵特别大，耷拉着，遮住了眼睛，带点颓废气质。

人、车和猪停到我家猪舍门前。

我们叫来的。

邻居车叔端着饭碗，蹲在家门口吃饭。他看见陆有祥正赶着公猪下车，人和猪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阿祥，又带你的大众情人来捞生意啦？”车叔调侃道。

陆友祥回复一个眼神，没有说话。

“还是你这个情人幸福，吃好睡好，还有那么多老婆。出门还有专车接送。”车叔继续挑逗。

“你这么眼红，要不要你上车，我每天接送你。”陆友祥反将一句。

“算了算了，我哪有那么好的福气。” 车叔装作羞愧难当，笑着回答。

鲁鲁和皮皮顺利怀孕，相继不久，生下两窝猪崽，各有十四只。

母亲洋洋得意，买回一刀五花肉庆祝。

就这样，有那么几年，我家每年可以卖三四次猪，都是养到八十斤左右便卖掉。幸好猪饲料可以赊账，卖掉猪，再还饲料店的钱。要不然，根本无法养活那一代又一代的饮食大军。那时候，家家户户养猪，市场相对饱和，猪价长时间偏低，赚不到什么钱，搞不好还会亏本。后来，不少人退出，不再养猪。我家一直坚持着，好在没有亏本，还赚到一点钱，够我和弟弟交学费，还买回一套双炉煤气灶。我第一次知道用火可以不用烧柴。然而，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还是烧柴火做饭。

生活变好主要归功于母亲。

多年的养猪经验，让她学会降低成本。

她还是半个兽医。喂药、打针、阉割等技术，相当熟练。

我最讨厌的是每次给猪打针和阉割，总是叫我做帮手。

弟弟置身事外，非常不公平。

我们先卸下简易的猪舍门，用作栅栏，把猪合拢到一个角落。然后，我和母亲一左一右用膝盖死死顶住门板，让猪无处可逃。接着，我双手抓猪的两只后腿，倒提起来。猪拼命地挣扎和嚎叫。母亲不慌不忙地旋转着针筒推子上的螺帽，调好剂量刻度，对准猪的大腿根处便是一扎，推动针筒，注射药剂。

打针相对还容易对付，难搞的是阉割，锋利的刀片让猪发出尖锐的叫声，我得出一身老汗才能稳住猪，使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被迫接受残酷的手术，直到身体里的某个部位被扯断、丢弃。结束后，母亲在伤口处涂上万花油，有时还会抹上锅灰，说可以消炎止血。一切结束后，整个人浑身都是猪屎的味道，洗也洗不掉，变成皮肤一般。有一回，星期天下午搞阉割，我返校晚自习，不得不把味道带去。我生怕味道散发出来，惹人笑话。于是，整个晚上缩手缩脚，勾着头，不敢把手放到桌面；要么伸进抽屉，要么藏在桌底。

从猪的出生到出栏卖掉，中间各种环节，我耳濡目染，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有个环节我一直未能参与，那便是卖猪。卖猪是件大事，关系以后的日子能否顺利过下去。父母郑重其事，不让我们插手，严肃又神秘。

卖猪的日子到来，猪伢便带着猪老板到村里收猪，生意做成的话，猪伢两边收点跑腿费。猪伢跑得勤快，老板和猪户两边都得讨好，察言观色，一边要帮猪老板压价，一边要帮猪户抬价，夹在中间，自我矛盾，自我妥协。猪老板根据猪的大小，心里做出评估，然后给出价格。猪大，价格就给低一点；猪小，价格就高一些。猪户也会根据自己的评估，喊出自己的报价。猪老板和猪户互相不认可对方的评估，讨价还价，谈判拉扯，都想争取最大的利益。父母不让我们插手这个环节，估计是怕我们泄露底牌，吃大亏。

猪价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拉扯较量才能谈妥敲定。有时候，猪老板还会佯作生气，说猪户不懂市场，漫天要价，扭头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猪伢又踅回来，带着猪老板让步的诚意，希望猪户也做出让步，做成买卖。其实，一个想买，一个愿卖，偏偏要搞出许多枝节和名堂。

因为买卖双方都不想吃亏，但是总有输赢。

族里一个老前辈，我爷爷生前的好友，他卖猪前，先给猪饱食一顿，然后捉起来，用村碾米厂那把老木称逐一称重。他对每头猪的重量了然于胸。第二天，猪伢带猪老板来收猪。双方就猪的重量进行评估，各自给出评估数。猪老板不把老人家放在眼里，认为老人家眼光不准，猪没有那样的重量，真是的话，他愿意按老人的报价收猪。而如果老人估错的话，就按他的报价收猪。

买卖变成赌局。

结果是老人家赢，猪卖得好价格。

猪老板后来才知道老人家事前称过猪，未雨绸缪，彻底服气，这笔生意认栽。

我家卖猪，父母老实嘴笨，只要不是很吃亏，都愿早点谈拢生意。他们的想法很简单，猪一天卖不出去，便要增加一天的成本，多担一天风险；早点卖出去，早点减少成本，早点拿到钱，填补家用。

我读高一那年，参与了卖猪。

家里卖猪，一窝十二只，均重八十斤，猪水五块五毛一斤，得价，除去成本，应该赚两千多，有史以来最高的养殖收入。母亲笑得合不拢嘴，我和弟的学费不仅有着落，日常还可以大方地买两斤肉，打打牙祭。

按理说，家里只要请一辆手扶拖拉机，把猪拉到猪崽行，卸货过磅，点钱回家，水到渠成，轻松自然。运输费用也就十五块，我朋友父亲的手扶拖拉机，安全舒适，价格公道。

但是，父亲却做出不可思议的决定，用他手工制作的那辆木车出货。母亲埋怨他那辆木车笨重，又不牢靠，能否装得下十二只活蹦乱跳的猪还是未知数。我和弟弟则嫌弃他小气，认为没必要受力气的罪，只要出十五块钱，就可以省心省事，又体面。

“你们以为我就不想请手扶拖拉机啊？我还不是要省出十五块，十五块，能买一斤半花生油！”父亲愤愤不平地说。他反过来责备我们不会生活，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猪崽行也没多远，几脚路的事，坚持下就到。”末了，他安慰几句。

我们虽然满腹牢骚，但最终还是服从和执行他的出货方案，毕竟他是一家之主。

于是，我从家里扛出那双车轱辘。父亲则从家背后那间杂物房拖出平坦的车床，车床像一个满脸不情愿的孩子，伸直双手要从他怀里刺溜出来，一点都不配合。车床架到轱辘上之后，弟弟就负责安装车栏。车床两边凿好的窟窿分别插上两根钢筋，然后用铁丝把两块木板绑在钢筋上，上面再箍上一张四角木架。五分钟不到，一辆简易松垮木车便组装完成。虽然习以为常，但是我们还是惊叹父亲的手艺，有模仿有创新，简陋质朴，低调不奢华。

接着便是捉猪，把猪套进竹篾编成的笼子里，十二只猪，十二个猪笼。

父亲要我去捉猪，意思是我作为长子，要勇于担当，接过家庭的责任。我支支吾吾地说不会捉，事实是我确实没有经验。母亲也体谅我，帮腔不让我去。他只好悻悻地钻进猪舍，一边发牢骚骂我动手能力差，一边掰开猪笼口，瞄准惊慌失措的猪，扑过去。猪舍爆出阵阵惨烈的嚎叫声。

父亲套到猪，母亲和我就负责扛出猪舍，装到木车上。弟弟则负责摁住车把手，防止翻车。一刻钟左右，十二只猪便装上车。压地那部分轮胎扁去一半，像一只草鞋虫。

十二只猪知道搬家，闹哄哄地挣扎，乱踢乱踩。声嘶力竭地叫，叫累了，声音变得幽怨，还有些娇。也有老实的，岿然不动，吧嗒着嘴巴，下巴流着黏稠的白色唾沫，心想终于可以离开局促的瓦盖房，幻想住进高楼别墅。当然，亦有些怀旧的，尖嘴从猪笼孔钻出来，不停地嗅气，另一个猪笼孔后面紧贴着仓惶迷惘的眼神，望着那寄存过快乐童年的地方，寻找昔日的味道。有些瞧不起这样的矫情，心想它们不配诗和远方，要走就走得洒脱一点，于是挥一挥尾巴，根处吐尽业障，六根清净，不带走一丝关于故乡的记忆。

父亲命令我掌舵——拉木车。理由是他捉猪，完成了这件棘手的事情，剩下的重任就应该由我承担。再说，养猪卖猪，还不是为了我们，为了学费。他嗫嚅着。我只能硬着头皮去肩负重任。

当我拎起木车把手的时候，才体会到千斤重的概念。它实在太重太沉。我咬紧牙，膝盖哆嗦，腰骨缩紧，憋一大口气，才站直腰板。我第一感就是车把手为什么这么短，为什么不长一点，长一点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这样吃力。第二感则是我双腿仿佛铸了铅，举足轻重，生怕地面太软，深深地陷进去。第三感是我会不会因此伤到骨骼，停止发育，长高无望，甚至影响将来找对象。

我恨父亲，恨他刻薄无情，根本不懂得体恤自己的孩子，好像我们不是他亲生的一样。

这时，木车向前移动，他们三人事先没提醒一声就在后面发力，我慌张地跟着移动沉重的脚步，像一个傀儡，发不了力，也控制不了速度和方向。

十二只猪倒是欢腾起来，因为它们真正离开小乡村了，要去更大的地方，县城或者大都市。我仿佛听到它们吹起口哨，得意忘形，忘恩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