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适应气候行动  国际合作

近年来，全球气候灾害频发，强度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给自然界造成的危害广泛而严重，高温、严寒、洪涝、干旱、飓风、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悉数呈现，全球数十亿人的遭遇真实“展现了人类苦难的合集”，在许多生态系统走上不归路的同时，“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正迫使最脆弱的人群大步走向毁灭”。[1]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第一组工作报告指出：“自1750年左右以来观测到的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显然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以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全球气候将走向系统性崩溃的不可逆临界点”。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可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同样不容逆转。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所有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实际行动为应对挑战作出独特贡献。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分支面临诸多挑战：既有气候治理体系不完善、领导力缺失的问题，也有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导致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应短缺的问题；既有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治理框架约束力不足的问题，也有治理规则、制度碎片化的问题；既有集体行动的困境，也有“搭便车”行为造成的“公地悲剧”。2023年，地缘冲突加剧，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债务危机叠加，各种挑战层出不穷，既有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一、人类与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程度加深，提升全球气候治理难度

由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共同造成的极端天气事件与日俱增，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2023年初，同处于北半球的美国和欧洲冰火两重天，美国东北部遭遇“速冻”寒潮时，欧洲经历的是创纪录的冬季高温。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因热带气旋“加布丽埃尔”遭遇强风雨天气，两天内的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导致“一场空前危险的气象灾害”。地处北半球的加拿大森林大火持续燃烧，大量烟尘随风飘至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华盛顿空气污染加重。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值。

全球气候变化之所以成为涉及范围最广、影响面最全、应对难度最大的全球性问题，与气候变化效应的全球性有关，也与地球本身特征密切相关。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星球。地球作为一个自然整体，一个地区的气候发生变化，必然引起另外一个地区的气候随之发生变化。人类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度加深，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越来越多地影响人类生命安全。据统计，2010—2019年，与天气相关的事件每年造成约2300万人流离失所。[2] IPCC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指出，全球约有33亿—36亿人口处于气候变化高度脆弱环境中。随着全球持续升温，适应有效性下降，适应受限和不良适应将对脆弱群体造成额外损害。[3]

全球气候治理的收益外溢效应增加了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在目前的治理体系下，当治理收益不能完全内化为本国利益而发生收益外溢、治理成本需要本国负担时，一些国家利用气候资源的意愿增加，治理气候的意愿下降，导致生态系统脆弱性加剧，对人类的威胁增大，从而使全球气候治理难度飙升。

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空前激烈，增加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3）》指出，2022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形势发生最剧烈动荡和变化的一年。激烈的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极端天气的频发，推升了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债务危机等全球性危机，全球治理举步维艰。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对全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2022年延宕至今的乌克兰危机，使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问题出现拐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是欧洲能源的主要供应者，《世界能源投资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俄罗斯对欧洲出口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总值约为1500亿美元。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使许多欧洲国家遭到反噬，陷入能源危机无法自拔。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严重后果。世界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复杂的能源危机之中，对全球市场、政策以及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危机的核心在欧洲。

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不仅引发欧洲能源危机，也给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北溪管道爆炸后，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等国被迫重启煤电。2022年，德国重启了尤尼珀公司的海登4号燃煤发电厂，法国重启了圣阿沃尔德燃煤电厂，奥地利重启了梅拉赫煤电厂，荷兰决定暂时解除对燃煤发电的限制至2024年，燃煤电厂将再次获准满负荷运行，英国国家电网决定延长两座发电厂4台燃煤发电机组的使用寿命。[4] 煤电重启直接增加了欧洲的碳排放量。

美国不断加码对华打压遏制，应对气候变化曾被寄希望成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依托，但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已经使这个依托失去了应有的分量。众所周知，资金和技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减碳目标。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按照《巴黎协定》的约定，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支持。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进行无理制裁，无疑会影响中美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深度合作，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发达国家政治操弄阻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气候变化是全球科学问题，气候治理是国际政治问题。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属性和政治属性密不可分。全球气候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政治操弄，将政治性凌驾于科学性之上，导致气候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可行性被抽离，全球气候治理无法顺利实现。

发达国家把政治手段用于气候治理的方方面面，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被迫承认拒不落实到逐渐淡化、偏离重点，即从极力淡化区别原则到转而强调共同责任，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还凭借科研优势操纵IPCC评估结果，以实现自身目的。2023年出炉的IPCC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受发达国家影响而具倾向性，为发达国家淡化历史排放事实、转嫁应率先大幅减排的责任，未能体现发达国家对全球温升的相应责任。报告提出实现净零排放有众多选项，发达国家履行出资义务只是渠道之一。[5]

气候变化问题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其不可分割性、渗透性、严重性和紧迫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必须通过最广泛的全球合作来实现。[6]发达国家沿用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用政治手段操纵全球气候治理，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也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意愿，阻碍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举措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行动。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始终坚持以实际行动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一贯坚持缔约方驱动、协商一致的多边议事规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原则和框架，采取多种措施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

一、以中国理念和实践完善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积极推动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充分发挥领导人气候外交的引领作用，彰显中国意志和中国态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多边场合明确提出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在2020、2021年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主席分别对中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和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等作出庄严承诺。2021年9月和10月，中国先后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11月，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各国“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探索发展和保护相协同的新路径”。同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同时，中国作为大会主席国引领与会各方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了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目标，并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事业。

二、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引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2020年，中国宣布更新和强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以制度建设为引领，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和行动的新政策新举措。2022年5月，中国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明确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强化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构建适应气候变化区域格局的重点任务，对当前至2035年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作出统筹谋划部署。6月，中国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双碳“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生态环境准入管理、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济发展模式，助推全球减排目标实现。此外，为加强气候变化影响风险评估和管理，中国还编制形成《2023年中国气候风险评估报告》，研究编制《适应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印发《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完成气象灾害致灾因子调查和危险性评估以及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调查，建设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探索建立常态化普查评估机制；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2）》。

三、以绿色丝绸之路推动共建国家转型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发展与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共建国家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吸引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

中国高度重视打造“一带一路”的绿色底色，提出“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主张。绿色“一带一路”完美契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共建国家人民提供更清洁、更环保的增长机会的战略定位。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出台《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的目标是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发挥绿色示范项目引领作用，绿色丝绸之路理念要得到各方认可，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