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岭

我扳着方向盘，跟在一辆大货车后面，货车快我快，货车慢我慢，又高又大的货车发出轰轰的闷雷声，挥散燃烧不尽的柴油味，腥臭难闻。车窗外的远山近树缓缓地向后退，双向通行的车辆一台接着一台，还算井然有序。一些心急的司机，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加大油门，“嗖”的一声就插到我前面，见缝插针。我不急，极少超车。

“注意点火，到师傅岭了！”坐在副驾的朋友阿吕突然提醒我。

“担心个头啊，老师傅在这呢！”我笑着回答，这条路都走几十年了，哪儿弯哪儿陡峭我一清二楚，熟稔得很。

不过话归话，我还是提起了十二分的小心握好方向盘，右脚随时准备从油门点到刹车踏板上，毕竟师傅岭是这条跨省县道的交通要冲，斗折蛇行，崎岖险要，几十年来，这里练就了多少人的驾车本领，也夺去了多少人的宝贵生命。

记忆中，有着师傅岭这样险要路段的平（平政镇）伦（大伦镇）公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已通行汽车，每天三三两两总有些班车和大货车穿行，汽车经过师傅岭往下走，坡陡狭窄，线路弯曲，忽然一个左转弯接着一个右转弯，再左转右转，长达四五公里，一路上都是汽车刹车的“吱吱”声和轮胎磨擦声，噪音刺耳。好不容易到了山脚，轮胎和刹车片发热滚烫，人走在路上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塑胶着火般的焦味。就有开着车窗的货车老司机扳着方向盘，“刺啦”一声吐一口浓痰，骂：“丢，过一趟师傅岭，我不知又要换几只轮胎了！”

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就在这种焦味和骂声熏陶中生活了十几年，但从未考究过“师傅岭”这个名字的由来。阿吕是出生成长在城里的同事，好奇地问我：“哎，为什么叫师傅岭呢？是不是过了这个山的人就可以称为师傅了？”我才猛然想起，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尴尬之余，就回答，这个名字可能是随意叫喊的。同事在一边嘀咕：“啊，随意叫喊的？这个名字很有历史感啊！”

他的话让我慢慢地沉入到了往事的回忆中，脑海里浮起了老家那山山水水的剪影。老家位于两广交界地带，放眼望去全是绵延不断的山峦。从前没有路，要去县城的人从此抄近道，穿越山高林密、蛇虫出没、瘴气缭绕的原始森林，固然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我祖父那一代人，能出去的不多，他们翻越师傅岭，走山间小道，水路泛舟，一路肩挑背扛，到达县城路途大概70公里，要走三天两夜。祖父年轻时候曾追随过桂系军阀，最远到过梧州和横县。父亲这一代人长大时，县内已经断断续续有了公路的雏形，他们坐车加走路，到达县城也要一天时间。父亲说，1960年南宁化工厂筹建，在广西各地招工，那时候他是生产队里的记分员，踏实肯干，才通过了组织的层层筛选。同期出去当兵或入工厂、矿山工作的人，村里还有几个。

印象中，他们几个人是村里最先外出工作的，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知疲倦地迁飞，维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起初我不知道父亲的选择，大概是觉得路途遥远，收入低微，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因而把妻儿老小留在村里。父亲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来，带上吃的穿的。但有一年例外，都腊月二十八了，父亲还没有回来，家里吃穿缺乏，那年月没有手机电话联系，母亲就焦急地上师傅岭等，连续等了三天，到了大年三十，远近村庄的鞭炮声已隐约响起，父亲才背着背包从远处出现，父亲气喘如牛，风尘仆仆，说：“厂里放假迟，回到县城，白马的班车刚好出站赶不上，只能坐邻近的六靖班车从三江下车，然后急忙赶路回家。”从三江回来大概有10公里，步行至少要两小时。母亲心疼父亲，不解地问：“早知没车不早点回？”父亲说：“其实很多工友在小年夜前已回家，我是主动申请加班留守，一天工钱多算5块，我愿意干。”母亲伸手要背父亲的包，父亲摆摆手，说：“没事，我力气有的是，走，回家去。”

牵系着父亲的师傅岭，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那时我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大山，大山巍然屹立，日夜把守着村庄的大门，我们很难跨越半步。

曾经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常见这样一群少年，青一色剪着“煲盖头”（家人自剪的发型），夏天里赤着脚，穿红蓝两种颜色的背心线褂，走在沙土公路上，灼热的太阳光晒得沙石发亮，烙得脚板庝痛。冬天里穿着拖鞋，粗布土衣，一群人走着走着就闹腾起来，互相追逐、推扯，学港台武林高手踢飞脚，常把拖鞋踢得远远飞起，然后怔怔地望着路过的大货车把它碾轧，场面残忍。

我至今脚底皮特别厚，脚板大且粗，这跟常年光脚走路有关，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母亲上山打柴，那时的山比现在荒芜，家家户户都要烧火做饭，因而上山打柴的人就多，一双双脚板终年不断地来回踩踏，就算本来没有路的地方，也硬生生踏出一条条明亮的小路。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我就学会了骑车，那时家里刚好有一辆黑色的28寸自行车，是母亲托在镇上五金交电门市部上班的疏堂舅父搞来的。那天回家，刚进门就看到地坪上停放着自行车，绣迹斑斑的车身，磨出裂缝的座套，我快速地拨开脚撑，在地坪上推了起来。那时我的个头仅比自行车高出一点，母亲看见我，从厨房里冲了出来，双手摆动得特别厉害，大喊：“哎哟哟，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学车牙齿都要撞崩。”母亲随即从墙角处抓来一根扁担，用绷带缚扎在车尾架上，做示范教学，说：“就是这样练，掉下来也不怕，有扁担保护”。我学着母亲骑车的样子，双手抓住车把猛跑几步，左脚踏上踏板，双手把单车放置略微倾斜状态，右脚大胆跨越横杆，很快就会了，自行车有过几次摇摇欲坠，我有力的双手和略显粗糙的大脚板很快就控制了平衡，在地坪上“呼呼”地踩了起来。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在公路上踩单车。从师傅岭踩下来，两公里远就到了我们村公所，村里有个岔路口，往左经扶新到信宜，直行经大伦到高州。那时候很多货车司机到村后，都需要在路边停靠休息，让刹车片降温，轮胎降温。司机下车，手里总会拿着随车携带的水烟筒，蹲在路边，从裤兜里掏出陈旧褶皱的胶纸袋，袋里面装满烟丝。他们动作娴熟地扯一撮烤烟往筒斗上摁，用火柴点燃，“咕噜咕噜”地抽了起来，吸入肺部的烤烟从两个鼻孔冒出，像生产队里砖窑的烟囱一样，烟雾缭绕，盘旋在他们的头顶。

司机身边总围绕着三五个人，他们有的托司机从城里带东西回来，有的纯粹想蹭司机的烟丝。那时候我见到司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因为他们是我能接触到的为数不多从外面回来的人。司机也乐意与人分享他的烟丝，顺便吹嘘一些天下大事，显得他们见多识广。印象中如分田到户这样的大政策，他们都率先知晓，哪里哪里开始丈量田地了，你们村还没开始吧；镇上的事情，如谁家出了大学生，谁谁招工入瓷厂，谁谁花钱“农转非”买了户口，他们全晓得，说得忘乎所以唾沫横飞。我杵着在旁边出神倾听。然而令人艳羡的是，有时他们的副驾座上会多出一个女助手，司机给众人解释说，跨省跑长途要有个伴，提神醒脑，主要是为了行车安全嘛。那时候谁都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跟车属于免费的旅游，没有人不乐意。

可是，在我准备上初中时，祖父忧心忡忡，常常拿我家与姑婆（祖父的妹妹）家对比，感叹同人不同命。姑婆外嫁在师傅岭北面，属于另一个镇辖区，与我家正好隔一座山，同是一座山的两面，姑婆家在村里很有名望，算得上书香世家，姑婆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国家干部，三个孙子也是准大学生（表哥们在读高中初中，成绩都是班上前几名）。而我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外出，还是工人（两个叔叔都在家务农），几个小孩读书又不争气，性格和表哥们完全是两种类型。表哥们性格安静，读书用功，听说大表哥二表哥读了三年北流高中，都没有出过一次北流街玩，最多是匆匆路过。他们待人接物总是两眼含笑，文质彬彬，安静得很。

记得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其实不算太差，但人好动，受不了诱惑。接触司机多了，我就幻想像货车司机一样走南闯北。这令祖父觉得很没有面子，他经常嗫嚅自语，孩子长大了又有什么用，一样的没有出息。

有一天，祖父说带我去姑婆家。那是我清楚记得的一次，因为我也特别想见姑婆，更想到她家里。以前逢年过节也到过姑婆家，姑婆总能变出一些东西给我们吃，还经常分糖果。姑婆是自己人，熟络不生分。那时候她在生产队里负责种花生，花生成熟了晒干，再挑去榨油。因为她家距离我家所属圩镇比较近，比她所在的镇近5公里，平日里，她总是和队上的人一起挑花生就近到我家镇上榨花生油，一条条扁担挑着装满花生的箩筐，从师傅岭顺坡而下，那情形像极了电影里翻山越岭的驮队，她们缓缓向我走来。令我心绪荡漾，故意在路边东张西望，徘徊，徜徉。我知道，姑婆瞟见后总会停下来，总会从破旧的箩筐里用手抓出一些花生，直至将我的口袋塞满。

那天感觉有些特别，祖父带着我和堂弟堂妹一起出发。可能是随着年纪增长，祖父心事重重，平时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足足多走了半个小时。终于到了姑婆家，我好奇偌大的院子里除了姑公姑婆，就我们几个人，寂静无声。

祖父说：“亚森他们呢？”

“在阁楼上看书。”

“看书好啊！不像我的几个孙子。”

“嗯，小孩子都是贪玩的。”姑婆

应着。

姑婆端着果盘从客厅出来，手还没放下，我们个个仿佛猴子一般，迅速拿着各自喜爱的糖果，跑到旁边的大榕树下，“吧嗒吧嗒”吃起来，不断用衣袖拭嘴。

亚森表哥终于从阁楼房间出来，见过了祖父（他叫舅公），见到了我们，淡淡说一句：“来了。”

我们应着：“嗯嗯，早到了。”

“其实我在楼上听声音就知道你们

来了。”

表哥手里拿着课本，还没说上几句话，转身又要上阁楼：“我现在不能跟你们玩，下周要考试了，很多功课没有来得及复习。”

祖父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顺势教导我们：“看看你们几个吊奶（调皮仔的意思），学一下表哥嘛，人家一坐下来就看书，不像你们个个屁股生疮，坐不稳。”

也许人与人的差别就是这样来的，年龄大不了几岁的表哥们正在读书学习的时候，我却想着到处浪荡，一天天积累的点滴差距，最终也会变成沟壑一样大。要命的是当时的我全然不知，每天心安理得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跟着感觉走。

我喜欢骑车，母亲的单车只要空闲，我总想法子推出来踩，完全是到了一种疯狂发车瘾的地步。有一次，姑公从山那边过来，远远我就看到他站在路边和祖父说话，姑公踩来的自行车就停放在路边，他们正讨论着一些风水地理方面的大事，没太注意到我。我见到自行车就丢命，推起来就踩，踩着踩着竟然到了半山腰，于是折返。那时的公路全是沙土路面，镇上道班的一台手扶拖拉机拖着一个大型V形刮板，来回刮路，把沙子刮成龟背形，路中间沙多两边沙少。我骑着车从上面下来，由于方向和速度控制不好，车轮像一头蛮牛一样不听使唤地乱窜，陷入了深浅不一的沙层中。我惊慌失措，连人带车“啪”的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车子倒是没有很大问题，我却扭伤了脚，右边膝盖还被粗糙的泥沙擦出了血，像被一只熊爪抓过，鲜红的血迹慢慢渗出，擦破了皮的肉里明显感觉有沙子，隐隐作痛。

尽管这样，我还是一瘸一拐推着车

回家。

见此情景，祖父和姑公倒没说什么。母亲远远看见，发出一阵“哎哟，哎哟”的叹息，我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母亲慌乱中拿来干净的毛巾，小心翼翼为我拭去陷入皮肉内的泥沙，然后涂抹一种碘伏药水进行消毒。母亲罕见地大声责骂：“不懂踩单车就不要乱踩，跌断了双脚看你以后怎样上学？”

我强忍着剧痛，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晚上母亲吓唬我说，骑单车上山太危险了，山上有鬼的，还是吊死鬼，长长的舌头左右甩动，甚是吓人。还说不只是你，很多骑单车的、骑摩托车的，甚至开大货车、开拖拉机的都有翻车。上个月还有一台拉猪花（猪崽）的大货车，从半山腰急转弯处翻车，车子“嘣”的一声，撞到了路树，然后像翻跟斗一样，翻了几翻便到山脚，要不是山脚下有几棵大松木阻挡，估计会跌入下面的桂苏河。那时猪花撒落满地，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在山坡上乱爬，场面像战争大片一样惨烈，不过幸运的是司机没啥大事，只是外伤，听说在县医院里缝了十几针。

受伤事件对我的思想触动比较大，此后也甚少踩单车上山。到了初中，我的学习成绩极不稳定，忽上忽下。那时候社会上风行去广东打工，每天全国各地都有万千盲流涌入，其中也不乏稚气未脱的学生，年纪轻轻就能入厂上班，过年回家全身衣着光鲜，运动鞋牛仔裤搭配，嘴里操着一口半土半洋的广州白话：“岩岩（刚刚）从广州返来啦，糖撬（果）烧饼都分齐啦！无好意思禾。”时不时还用上普通话问候，虽然蹩脚咸水，但也令人仰望不已。我想干脆不读书了，跟熟识的人去广东，也许是一条致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