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

一

妈妈指着枣树上还泛青的枣，说，你看看，今年的枣儿结得多好。

我点点头，顺着妈妈的口气夸了夸院子里的枣树，顺便又夸了夸妈妈地里种的豆角和南瓜。我看了她一眼，然后抬起头看着枣树，像是对着枣树说，妈，我刚调了个单位。

说完，我半侧着脸，用眼梢看着妈妈。

妈妈转头看了看我，脸上并没有我想象中很意外的样子，只是问，调哪儿了？

杂志社。我看着妈妈，紧跟着说，这里能轻松许多。

那就行，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能老那么累，孩子和家对女人才是重要的。

妈妈又问了在那里做什么，收入怎么样。

对于后一个问题，我回答得含糊而笼统。说完特意跟了句，甘蔗哪儿有两头甜的，又想轻松又拿高工资的，就是贪官想捞钱，风险也大呀。我这样一说，妈妈顺势把话题转到了近期媒体报道的几个贪官身上。

到新单位上班一个月后，我才告诉我妈调动工作的事情。可以说，我的调动，亲友中妈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每个周末，我都要回爸妈这里。每次我都想赶在爸妈都在家的时候告诉他们。然而，这几次爸爸都不在家。不知道为什么单单面对妈妈一个人，要说工作调动的事，我心里总是打怵。

在我调动前后，总有师友说，我这样调走，是很可惜的。他们所说的意思我知道，是出于对所谓前途的考虑。

在调走前，我在报社是总编辑助理、编委、总编室主任，这些职务头衔，既是我的工作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面了我的繁忙程度。在别人看来，这些职位是闪耀于头顶上的种种光环。而这点光环最初满足我的虚荣心和存在感的同时，也在一天天损耗我。那些忙碌而空虚的夜晚，浮在半空的不安和焦虑，时不时将我推向一种痛苦和愤怒的边缘。那段日子，我常常失眠，变得易怒。

你这又是图啥呢？工资掉下来一大块，每个月至少少拿三四千。人过中年，干生总不如做熟啊。调走干什么？你的职位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啊。在新单位人事部门对我进行外调时，单位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要调走，从前关系近的几个同事都这样说。我的调走，放弃原有的一切职务，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更像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低就。

是啊，图啥呢？我只想图个轻松，只是不想再在原来的位置上，日复一日地熬光阴了。

可不就是在熬光阴么。这几年，我没有到田间地头采访过，也没有搞过一次有实际意义的报道策划，更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稿子。可我比过去要忙很多，要累很多，要疲惫许多。除了时常值夜班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饭局。

一个早上，借着昏暗的晨光，我看到了我头顶一圈白光。我被吓到，何时白发发展成这样，从丝缕的变成了成片的！我打开灯，灯光下一切复原，不过是微弱的光线造成的错觉。但是，我却如同受了惊吓的鸟一样。我所有的担心和害怕，在那个早上，从头顶冒出来，再也打压不回去。这成了我决意调走的最直接的理由。

此刻，站在妈妈家的院子里，我有点搞不懂，调工作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干吗不早点告诉妈妈呢，干吗非得爸爸在场才能说呢？也许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在我跟妈妈之间，爸爸就是一个挡箭牌，一个掩体，一旦发生战争，爸爸就是缓冲，挡在我跟妈妈中间，能保护我跟妈妈都不受伤，或者尽量少受伤。

我没想到，妈妈这么通情达理，更没想到跟妈妈说调动工作的事会这么简单。我正在心里责备自己是不是想得太多了，就听妈妈说，不管你干啥，爸妈都支持你。现在你已经是撂下四十往五十奔的人了，可不是当年刚大学毕业的小孩子，该往哪条路上走你应该比妈清楚。

妈妈的这句话，化解了我心里的不解。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直到今天工作变动已是事实了，我才告诉妈妈。为什么我平时很少跟爸妈聊工作上的事情，更不愿意跟妈妈谈及。

这一切得从我大学毕业那年说起。

二

“热死了。”

我妈一脸油汗，倚在门口，随手把报纸扔在门后的小饭桌上，疲惫地挪步进了里屋。

借着我妈的手劲，几封信从叠着的报纸里甩出来。

我打了一盆凉水，又兑了点热水，试试水温正好，端进里屋放下，又出来了。听着哗哗的水响，我才拿起了报纸。

1991年8月16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七。报眉上的日期显示，这是前天的报纸，也是我在卡布梁能看到的最新一期报纸。

报纸是我妈单位的。信是我妈单位同事的。我翻了翻，三个牛皮纸信封，两个白色信封。一封牛皮纸信皮上写着漂亮的行书，其他几封上面的地址姓名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刚上学的孩子写下的。

来信的地址五花八门，有一个只写着甘肃王村。我真担心如果收信人不明的话，这信退都没有地方退。

还有一封电报。透明的塑料信封，露出里面的字：妻病速回。信封上打印了两行字：卡布梁煤矿转北山三一煤矿，收信人王长路。

我妈每天下班回来，都要顺便从邮局带回一些报纸和信件，第二天一早再带到三一煤矿——我妈上班的地方。我妈就在这个小煤窑当报刊邮递员，兼卖煤的开票员。

我看了一下电文的日期，也是前天的，也就是说，这封电报已经走了两天，等它到这个叫王长路的人手里，还得一天，不，还得两天，明天是星期天，我妈休息。此时已近六点，我妈下班才拿到这些信，不会因为这样一封电报，再专门去一趟三一煤矿的。

三一煤矿在我们卡布梁的最北边。从家要走一个小时山路，到一个山窝窝，远远看到山窝窝里的三排红砖平房，也就看到了三一煤矿。

这个角落里的小煤窑可不止这一家。隔着一条沟一道山梁，就可能有这样一家煤矿。大一点的守着两三个井口，小点的只有一个井口。每个井口都和卡布梁的采煤区一样，只不过规模小了许多，设备也简陋些，仿佛是缩小版的卡布梁，就连那些从井口走出的矿工也都一样，浑身黢黑，眼白和牙齿突兀耀眼，像一根根煤柱子移到你跟前。

三一煤矿有两个井口，还有那三排红砖平房。前一排是矿办公室，归矿长、副矿长、会计、办公室主任等管理人员，其中一间是我妈的办公室兼宿舍，上面挂着牌子：售煤部。还有一间大一点是灶房兼职工食堂。

后面两排就是宿舍了，下井的工人都住在那里，一间屋子里住着六个人，二十来间屋子，一百多号人。

我妈在三一矿，主要的活计不是开票，更不是当一个邮递员，而是织毛衣。一天下来，手快的时候能织一只袖子，慢的时候起码也能起一个底边。虽然每次织好了后面，前面织的部分已经分别染上了不同深浅的灰色或者黑色，但她还是要织。

“不织干啥去，没事干。”我妈说，“我这辈子织毛衣最多的就是在三一矿，可把毛衣织够了，你们姐俩儿加你爸的毛衣毛裤，我再没求过人。”

我妈织毛衣，是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她明白着呢，到三一矿来，不过是为了混一个正式工的身份，只有用公家的时间给自家干点私活才不觉得亏。

三一矿矿长和会计，所有在第一排砖房里办公的，都是赵公村的人。用我妈的话说，哪一个不是满脑袋高粱花子，自己怎么就来到这么个烂地方？从国营大矿到了小煤窑，从一个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变成卖煤收发报纸信件的，我妈觉得真是越活越倒退。到三一矿，我妈就是为了一个转正的指标，有个响当当的“正规军”的身份。这与她同一天到三一矿上班的小张想法明显不一样。

小张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一天到晚，房前房后、房里房外的清扫、打水都是小张的。每个周六，小张要清洗所有人包括那些下井工的衣服。虽然有洗衣机，毕竟也得一件件往里放，还得一件件晾出来。洗一件衣服，不论大小都是一块钱，这个钱，明说是用水用电和洗衣粉的钱。小张收了来，就成了自己的收入。矿长、副矿长的钱当然是不收的。

小张跟着男人到了这里，双双从赵公村的农民变成了工人，只不过，男人是正式工，而小张是临时工。

别看这么个小煤窑，三一矿的正式工也不是随便就能当上的。用我妈的话讲，从赵公村招了工来又转了正的，都是有点来历的。小张的男人赵会计不就是？听我妈讲，他原不过是赵公村生产队的小队长，啥也不懂，到了三一矿就成了管钱的会计。无冬历夏，室内户外，坐着站着，赵会计跟矿长们都一个姿势，外套的袖子从来不套在胳膊上，甭管衣服厚薄一律披在身上，两只手叉在腰上，胳膊弯把外套撑成一个披风的样子，威风得很。

虽说小张是临时工，但在他们村里，还是被很多人羡慕的，毕竟是挣公家钱。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算是到了福窝窝了。”小张说这话时，红砖房前刚挂上去的湿衣服，在山风中发出呼啦啦有节奏的响，就仿佛门外立着一支庞大的部队，正舞动着战旗呐喊助威，映衬得小张的话颇有来头和气势。

三一矿的红砖房前后各种了一排钻天杨，夏秋时节，能看到这仅有的两溜绿色。树与树之间都绑了塑料绳，一件件湿衣服搭上去，三一矿办公区倒真像家属院一样。

小张所说的这种体面，我妈一点也体会不到。因为唯独我妈是外来户。

在我妈看来，到了三一矿，就是彻头彻尾走了下坡路。

“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自打去了三一矿之后，这是我妈最爱说的一句话。

我妈总是抱怨，一天要走几公里山路，回到家已经累得连话也懒得说。虽说是懒得说话，可我妈一旦张嘴骂起人来，就像一个能量十足的炸药包，火力猛烈，势不可当。

虽然我已经过了二十岁，我妈一骂我，我连头都不敢抬。

每次不管是骂爸爸还是骂我，我妈都要先关上一道道的门，外屋的门里屋的门，再关上窗户，然后集中爆发，暴跳如雷。那怒吼和叫骂震得整个玻璃窗都响。

我妈关门关窗倒不是怕人知道她骂人很凶，而是怕邻居熟人知道她过得不好不开心。

三

电报半封着口，塑料封皮是用一个订书针订住的。我看着电报上的日期，小声感慨，真傻，发什么电报，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比信件快。

屋子里的水声渐渐息了下来。我侧耳细听了一下，估计我妈已经擦洗好了，正换衣服呢。按照习惯，换了衣服，我妈要在屋子里躺一会儿，歇上一歇。

我拿起报纸，一份《河川日报》，一份《煤炭报》。我对这两份报纸并不陌生。卡布梁的布告栏里，常年张贴着这两份报纸，隔上一两天换上最新的一期。

我开始翻报纸，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出声响来。这段日子，我天天待在家里，在我妈他们单位领导看到报纸之前，我是第一读者。

我在后面的两个版面停的时间稍长一点，一版二版我扫一眼就翻过去了，没什么兴趣。一会儿工夫，我把这两份对开报纸的四个版翻了个遍。

看报纸，意味着我的一天几近结束。

我哗哗翻报纸的声音小了下来。我突然听到我妈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声音虽然微弱，但是在我听来，却沉重无比。

我的耳朵和心思已经被牵到了里屋，牵到了我妈身上。

是因为我吗？多半是因为我。

唉——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待在家里这两个月，我的叹息也像我妈一样，越拉越长。

每天这个时候，我的日子就变得沉重起来。我妈一回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一天又过去了，我的事还没有着落。

唉，我又叹了口气。毕业后，我就像个无业游民，天天困在家里。

我本来打算直接去海南的。

从小在卡布梁这个山沟里长大，既没见过海，也没见过岛，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有海的南方。海南岛四面环海，多么符合我的期待和想象。

可是，我妈不同意，她说我傻。

“国家分配的铁饭碗你不要，到那种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去？别傻了，你一个女孩子家两手空空，靠什么闯？你爹你妈一没权二没钱，好不容易供你上了大学，放着国家干部你不当，你跑到那种遍地皮包公司的地方瞎混，能混出个啥名堂？你难道要像妈一样，走妈的老路？！当初都说卡布梁是个福窝窝，一棍子捣下去不是石油就是煤，白面馒头管够羊肉管够，钱多得花不完，我就是信了这鬼话才跟你爸到卡布梁的。好么，这辈子上了个最大的当，想走都没门。你要是这关键的一步再迈错了，我这辈子不是更白瞎了吗？你现在不听我的，以后你后悔去吧。”我妈开始念叨她的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