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桂林写诗（下）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著有《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桂林文化城散文研究》《广西现当代散文史》《广西现当代文学研究》等专著。

艾青：“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诗人艾青旅居桂林。这不到一年的旅桂生活是艾青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在此期间创作了《我爱这土地》《死难者画像》《他死在第二次》《我们的田地》《冬日的林子》《吹号者》《女战士》《纵火》《除夕》《骆驼》《出发》《黄昏》《秋晨》《吊楼》《街》《梦》等一批质量上乘的作品，出版了诗集《北方》。与此同时，他主持的《广西日报》副刊《南方》和他策划的《诗文学》等也发表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

在桂林期间，艾青认真思考了诗人与战争的关系，思考诗人的责任，也认可诗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刚到桂林不久，艾青就在散文诗《迎一九三九年》中呼吁“为祖国的解放歌唱”：“一九三九年是我们的年代，我们将深深地爱这年代，我们将生活得更好，斗争得更英勇！我们将歌唱得更高亢！我们将调转我们的喉咙，为祖国的解放歌唱胜利！为人类的正义歌唱光荣！”之后，艾青在《诗的祝祷》一文赞美诗人献身抗战的精神，诗人在抗战以来“呈现出赤诚的心，用真挚的语言诉说对祖国的爱，表现了诗人与诗篇将和祖国共存亡”。1939年4月，艾青策划的《诗文学》创刊，艾青为创刊号写的《我们的信念》一文强调了诗歌以及“诗的工作”的重要作用：“诗，既然作为民族的最高的语言，在民族革命的战争迫近胜利的行程中，它是必然要更加发达的。因此，我们感到诗的工作的有组织性的必要，《诗文学》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艾青的这些思考也体现在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中。抗战以来，祖国和人民承受的苦难牵动着艾青敏感的心。到桂林之后，他也为这座南疆小城的受难而心痛、愤怒。《街》《纵火》《死难者画像》都写了桂林遭受轰炸的场景。《街》描述了日机的狂轰滥炸给桂林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一天，成队黑翼遮满这小城的上空／一阵轰响给这小城以痛苦的痉挛/敌人撒下的毒火毁灭了街——／半个城市留下了一片荒凉。”艾青能感受到桂林在轰炸中“痛苦的痉挛”，是因为他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心也在疼痛。但艾青没有停止于疼痛，也没有停止于在废墟中哀叹“荒凉”，而是在疼痛中爆发出反抗，在废墟中升腾起希望。在目睹轰炸的惨景之后，他在“住在同院子的少女”身上看到了希望：“她在另一条街上走过，/那么愉快地向我招呼……/——头发剪短了，绑了裹腿，/她已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了！”邻家的少女都乐观地走向战场，勇敢地投入战斗，艾青从普通人身上看到了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艾青总是把目光投向普通人，《吹号者》写一个平凡的号兵：“现在他开始了/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吹送到号角里去/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使号角由于感激/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吹起了起身号/那声响游荡得多么辽远啊……”号兵是用他的生命吹号，他吹号“夹带着纤细的血丝”。号兵如此平凡，但在艾青眼中，他的号声神圣而美好。他把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吹到号角里，他又“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最后，号兵吹响了冲锋号的时候，被子弹击中了，“他倒在那直至最后一刻／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号兵中弹身亡这一场景是残酷的，但这残酷中有深深的“爱”，这“爱”中有感人的力量。号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深爱着脚下的土地，能倒在深爱的土地上他无怨无悔。艾青抗战时期的诗歌反复书写对土地的爱，对土地的爱也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我爱这土地》是抗战时期的诗歌名篇，至今广为传诵：“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首诗中的“鸟”的意象是平凡而弱小的，但是它却有深沉而炽烈的感情。它执着地为土地歌唱，喉咙嘶哑了也不停止歌唱，它希望自己死后“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永远回归土地，与深爱的土地融为一体。这只“鸟”就是那个参军的邻家女孩，就是那个用生命吹号的号兵，就是那些为抗战呐喊的诗人，就是艾青自己，就是一个个不屈抗争的善良勇敢的中国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祖国在受难，但只要有对土地的坚定、深沉的爱，就一定会迎来“无比温柔的黎明”。

艾青的诗歌以及他本人都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曾说：“你只有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才能了解我的诗。”因为深刻体会了民族的苦难，所以艾青的诗歌满含着忧郁。但忧郁不是他的目的，艾青的诗歌在忧郁中种下了深沉的爱，传播了抗争的力，点燃了希望的光。正如邵荃麟对艾青的评价：“他的诗会从优美而忧郁的情调中带给你一种温暖的热情，给你鼓励和感动。”

穆木天：“现实是一位良好的教师”

1940年至1947年，著名的诗人、翻译家穆木天曾三次来到桂林，旅居桂林四年左右。在桂林期间，穆木天在任教的同时从事翻译和创作。战争改变了文化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穆木天1927年出版诗集《旅心》，1937年出版诗集《流亡者之歌》，1942年出版诗集《新的旅途》。从这三本诗集的名字就可以感受穆木天创作的变化。穆木天在流亡生活中的感受是：“七年的流亡/使我深受了/祖国的命运的凄凉！”他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桂林时期的创作就鲜明地体现出这种特点。

穆木天的诗歌《寄慧》是写给妻子彭慧的诗，也是对旅居桂林前后流亡生活的记录。诗歌的开篇呈现了忧郁的基调，像一个平凡的男子诉说对妻子的思念：“多少话，/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如同朝雾罩笼着这北江，/我心里是笼罩着忧郁！”“那一天，/怀着一颗漂泊的心，/我离开了你们，/在黄昏中，/在苍茫的月色里，/我离开了你，/离开了立立。/在朦胧的后半夜，/我别了桂林，/又在一个朦胧的后半夜，我到了坪石。”紧接着诗人强调，他的忧郁并不仅仅是因为漂泊和别离，更重要的原因是祖国的命运。“在那小楼上边，/对着桂林的山野和田地。/对着那美丽的自然呀，/你是不是也感到哀愁呢？/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对着美丽的自然，/我永远是感不到欢喜和安慰！”诗人曾发誓，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火”烧破忧郁：“如同朝雾笼罩在江上，/忧郁罩在我心里，/但是，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我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火，/烧破我的忧郁。/慧！请你叫宝宝大喊一声吧：/‘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诗人不仅自己发出投入战斗的呐喊，还要把战斗的精神传递给孩子。《赠朝鲜战友李斗山先生》由朝鲜战友李斗山想到自己的故乡：“我看见了你的姿容，/使我想到了我冰天雪地的故乡；我们的家乡只隔着一道水呀，/如同现在我们只隔着一道板墙/大地是可爱的，/我爱我们的山林和原野，/我也爱鸭绿江那边的平原，/都是何等可爱的土地呀！”但这可爱的土地却被强盗践踏，因此东方各民族要联合起来，一起战斗，一起守护“东方民族解放的伟大的灯塔”。

1944年，日寇迫近桂林，穆木天一家随桂林师院的师生离开桂林。在颠沛流离的疏散途中，他坚信抗战必胜，写下了诗歌《我并不悲观》。穆木天在这首诗里回顾了自己十九年流浪、漂泊的生涯，坦承他曾经沉溺在“黄色的悲哀中”，并“深深体验这悲哀的幻灭”：“虽然我曾有过忧愁的日子。/因为是世纪末的孩子，/（是有一种穷命的原因吧，/我出生在十九世纪的末日。）/我有过世纪末的悲哀。/我曾经长时间地，/沉溺到黄色的悲哀中，/看见无边无际的黄光，/环绕在我自己周围。/我在古城的腐水的旁边，/也曾深深体验这悲哀的幻灭。/可是，那一切呀，/现在早已成为过去。”穆木天之所以能摆脱悲哀和幻灭，是因为十九年的流浪生活教育了他：“现实是一位良好的教师。/不管你怎么样闭着眼睛，/你绝摆脱不开他的教育；/而且，我是东北大野的儿子。/都市的幻灭呀，/使我又憧憬着农村，/可是故乡的农村的破产，/真的到了令人不堪想象的地步。/一切人都到了死亡线上，/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屠杀；/可是，‘九一八’的炮火，/却使故乡根本变样。/从那时起，/我就完全没有了悲哀，/我就完全没有了忧郁！/十九年了，/我流浪在关内，/可是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心；/我知道人间社会中终有光明，/在世人中终会有自由平等。”抗战以来，苦难的现实和斗争的生活历练了穆木天，他真切地感受到“现实是一位良好的教师”，因此，在离开暂居的桂林，再次踏上流亡路途的时刻，他没有悲观，没有犹豫，而是有了战斗到死亡的决心：“我永远不会悲观，/我永远也不会消极；/我感到了空前的烦躁，也许正是因为我怀着热烈的憧憬！/我希望光明早早的来到，/（那是得我们拿出力量去争取！）/因为我急于要看到我们的美满收获；/因为我要求工作，/而我要坚定地工作着，/直到我死亡的日子。”

1945年抗战胜利后，穆木天一家随桂林师院返回桂林。1946年创作了纪念“五四”运动的诗歌《二十七年了——为黎明前“五四”纪念而作》，诗歌回顾了“五四”这个伟大的日子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也回顾了二十七年来中国经历的磨难。“二十七年了！/你这个伟大的日子！/你给中国人带来了光！/你给中国人带来了热！/你使瞎子睁开了眼睛，/你使聋子听见了声音，/你使奴隶认识到自己的枷锁！”但这二十七年来，“在东亚大陆上，风云变得真快呀！/在法西斯利刃下，真不知流了多少鲜血！”可是，我们的国民不会屈服，“在民族苦难的日子里，/多少人都加强了爱和恨。/多少人都把自己锻炼成原子弹；/终有一天，法利赛人会被炸得粉碎！”这首诗延续了《我并不悲观》中的积极战斗的姿态，是穆木天在离开桂林前一年发出的高昂的呐喊。

鸥外鸥：“屋前屋后都是山”

1942年春，诗人鸥外鸥来到桂林，在旅居桂林的两年期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1944年出版的《鸥外诗集》大部分创作于桂林。

鸥外鸥在桂林发表的第一首诗是《不降的兵》。这首诗与鸥外欧从香港脱险到桂林的经历有关，但他没写脱险过程的苦难，而是充满了战斗的豪情：“我来了/从封锁线的隙通过/紧握住/盛满了 Quink 的枪”。“Quink”是墨水的意思，诗人以“我来了”的姿态出现，带着主动，带着活力。虽然诗人手中只有一只笔，但这笔就是“盛满了 Quink 的枪”。诗人心中有明确的目的，离开香港，是为了不做奴隶，是为了争取自由和独立：“我来了/唱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不降不叛/从沉殁了的岛屿/踏上争自由争独立而存在的大陆”，“我来了/我是诗的战斗兵/举着为正义而战的Parker牌的枪”。鸥外鸥渴望以笔为枪，投入战斗。在最后一节，“诗的战斗兵”发出只要活着就要战斗的激越呐喊：“未被俘虏/未受伤/未死亡/我，我，我，我要战争”。这首诗之后被收录进了由臧克家作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第十四集诗卷》。

鸥外鸥在桂林影响最大的诗是《被开垦的处女地——（桂林的裸体画）》。曾长期生活在香港、广州的鸥外鸥来到桂林后，觉得纯朴秀美的桂林就像一片没开垦过的处女地，重重叠叠的山是这座城市的特色：“山/山/山/东面望一望/东面一带/山/山/山/西面望一望/西面一带/山/山/山/南面望一望/北面望一望/都是山/又是山/山呵/山呵/山呵/屋前屋后都是山/窗外门外都是山/街头巷尾又是山/四周围都站着突兀的山/骆驼的背的山/重重叠叠/包围住了四十万人的桂林/狼犬的齿的尖锐的山呵/这自然的墙/展开了环形之阵/绕住了未开垦的处女地/原始的城/向外来的现代的一切陌生的来客/四面八方举起了一双双拒绝的手挡住。”旅居桂林的文人都能感受到桂林的山数量之多。这首诗最初在《诗》上刊载时用了不断变换的大小不同的字号，更增加了各种山随时都会迎面扑来的动态感觉。鸥外鸥在诗歌中描写的东南西北、屋前屋后、窗外门外、街头巷尾都是山的环境就是当时旅桂文人们能直观感受到的山城风貌。他们住所附近是山，工作地附近是山，行走在桂林就几乎是在山峰中穿行。桂林的山是旅桂文人生存的环境，精神的滋养、创作的源泉。鸥外鸥感觉山“包围住了四十万人的桂林”，这“自然的墙”以“环形之阵”守护着桂林，但是现代文明的侵蚀无孔不入，他们“举起了铁锄了/播下了种子了/开垦这未开垦的处女地了”。因此，诗人在最后发出忧虑的疑问：“注意呵/看彼等埋下来的是现代文明的善抑或恶吧。”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桂林山水对鸥外鸥创作的影响，鸥外鸥本人也认可这种影响。他在《郁郁群山玉桂香》一文中回忆自己在桂期间的创作时说，他当时的创作不管是否是桂林题材，都得益于“山川毓秀的这个可爱的城的灵感”。是桂林使他“写了不少自以为好的敝帚自珍的诗”，他深情地感叹：“桂林呵桂林，我40年代诗的源泉，青春活力最焕发时期的熔炉。正像它的离奇怪诞的群山那样离奇怪诞，潜移默化了我的诗风。”

彭燕郊：“朝烈火如焚的前方奔赴”

彭燕郊1942年6月到桂林，时年21岁，是活跃在桂林文化城的青年诗人。在桂林时期是彭燕郊诗歌创作的关键期，他不仅发表了大量的诗作，还出版了长诗集《春天——大地的诱惑》，短诗集《战斗的江南季节》《第一次爱》。彭燕郊在桂林创作的诗有沸腾的感情、浓烈的色彩、蓬勃的生机和深沉的力量。在他笔下，草芽是“燃烧着的生命/温暖了整个大地”；闪电“腰斩了乌云”，“扬起雨滴”，把“春情发动”；四月“辉煌着万种光辉/充满了快乐与希望”；负伤者展示自己的伤疤，就“像女人数着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