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动荡变革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与张力

【关键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开放的地区主义  东盟中心性  经济再平衡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战后贸易和经济体制面临各种复杂挑战。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停滞不前，新冠疫情“综合后遗症”阴云不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以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导致多种形式的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和全球供应链中断。这些因素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微妙影响，一些中小国家在大国之间左右摇摆，希望通过平衡或对冲策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亚太各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依然强烈，因为过去几十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使得各国确信，只有继续加强区域合作才是确保本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正确选择。面对持续动荡的国际环境和不断积聚的外部压力，亚太各国政府需要展现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干扰作出正确决定，推动区域合作不断走向深入，确保良性发展格局持续下去。

历史视角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危”与“机”

通常来说，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努力形成的市场和分工层面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即所谓的“区域化”；二是由国家主导、以制度建设为前提的自上而下的合作范式安排和机制构建，常被称作“地区主义”或“新地区主义”。[1]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来看，半个世纪以来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纵观历史进程，这种进步是在不断地变“危”为“机”中实现的。

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是逐步形成的。二战结束后，在美国资金、技术支持下，日本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实现高速增长，于20世纪60年代末重返发达国家行列。此后，日本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中间品出口等经济手段，在亚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分工布局。该地区其他后发国家则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陆续参与到这一进程之中，从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20世纪80—90年代的亚洲“四小虎”和中国，再到2008年之后的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后发国家，亚太各国（地区）充分利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带来的机遇，你追我赶，形成了梯次的区域雁行发展形态。这种雁行发展形态在不断为后发经济体打开“增长和繁荣之窗”的同时，也把亚太打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网络最为密集和复杂的地区。总体看，这种依靠市场和分工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非制度区域化的过程。

不过，亚太地区的雁行增长并非一帆风顺地线性向前，而是历经两次大考验，并通过启动区域主义制度合作才最终摆脱困境，走上新的区域共同增长之路。第一次挑战来自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在东亚地区多米诺式的蔓延和对一些国家经济灾难性的冲击，使东亚各国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彼此之间紧密相连的共同命运，以及仅依靠市场自发的区域化合作不能确保各国摆脱危机。而美国选择袖手旁观，以及本应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施以援手但附加严苛条件，非但未能有效遏制危机蔓延反而使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进一步使东亚国家意识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援助摆脱困境是靠不住的，走出危机只能依靠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相互合作。[2]

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12月，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届非正式会晤，拉开了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的序幕。1999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三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就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原则、方向达成一致，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正式迈入制度推进阶段。此后，东亚领导人会议由非正式改为正式，并形成了从决策到执行的一整套机制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迅猛发展的区域主义合作，[3]对于东亚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快速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经历的第二次重大考验来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返亚太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经由贸易渠道对东亚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危机带给东亚各国的启示是，重商主义发展政策下形成的“东亚生产—美欧消费”全球分工格局，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危机之后东亚经济的再平衡调整就成了学术界和政商部门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4]不过，随着域外市场的快速复苏，东亚各国依靠重商主义摆脱危机的强大惯性思维“战胜”了经济再平衡的长期需求。虽然后来东亚经济再次走上了复苏之路，但经济的再平衡却停滞不前。甚至相反，作为一个整体，东亚的货物贸易顺差从2009年的4803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752亿美元，增长了61.4%，特别是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在2018年达到4505亿美元，相比2009年增长幅度高达124%。[5]

美国通过主导TPP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更多是基于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考虑。但在经济层面，美国非但无意与东亚经济“脱钩”，甚至想要通过签订自贸协议强化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不过，由于TPP在本质上对东盟的整体性具有分化作用，同时还会弱化东盟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中心性地位，因此也引起了东盟的担忧。这种情况下，东盟在已建立的6个“10+1”自贸协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16个亚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从2013年到2020年，经过30轮谈判和历次领导人会议与部长级会议，RCEP最终达成并于2022年生效（2019年印度退出协议谈判，RCEP目前拥有15个成员国）。特朗普在上台的第一天就废除了TPP协议，从而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得以继续沿着“以东盟为中心增进区域身份认同、强化区域合作共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逻辑推进。

总体来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克服第二次重大挑战的路上有得有失。从“得”的方面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助推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区域分工合作，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则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亚太各国的区域身份认同和区域合作意识。换句话说，亚太各国虽然并不简单地排斥美国主导的TPP框架，但也不想让亚太自身的区域合作被域外国家主导的TPP所取代。从“失”的方面看，亚太各国虽然通过危机看到了传统“东亚生产—美欧消费”国际分工所具有的巨大风险，但重商主义思维和政策选择最终没能让亚太摆脱对域外市场需求的严重依赖，区域经济的再平衡依然任重道远。

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突变，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实施，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遭遇第三次重大挑战。与奥巴马时期以强化与亚太地区经济关系、平衡中国影响力为主要特点的重返亚太战略不同，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以重构全球价值链、破坏亚太地区基于市场竞争而自发形成的区域分工网络为战略出发点，地缘政治逻辑已经超越经济发展逻辑，成为美国处理与亚太地区关系的行动指针。这一新的变化无疑加大了亚太国家应对和战胜挑战的难度。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应对当前挑战的“四个支撑”

地缘政治变动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透过历史可以发现，未来并不必然悲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逐渐形成了四个鲜明特点：雁行的区域经济增长和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东盟中心性以及以发展促安全的区域合作观。这四个特点赋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足够的韧性和张力克服当前困难，继续推动亚太经济走向有序的结构调整和稳定增长之路。

一是雁行发展模式使亚太经济在充满活力的同时，也推动了亚太国家复杂价值链的形成。亚太地区之所以能够形成雁行的经济增长格局，一个重要前提是该地区各国在产业结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梯度差，这使产业在各国之间进行转移成为可能。而亚太后发国家先后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则使产业转移得以顺利推进。20世纪90年代，雁行发展模式曾被视为“亚洲奇迹”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渐超越日本成为亚太供应链新的枢纽，区域内中间品贸易的迅猛增加推动地区合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特征，但国家间的梯次产业分布依然存在，越南等东南亚后发国家的崛起就是雁行模式在亚太地区的最新实践。这种发展模式为所有采取开放政策融入区域合作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充裕的增长空间。

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亚太各国经济逐渐紧密融合在一起，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分工和发展模式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多次自然灾害的考验，显示出强大韧性。从近几年的变化看，虽然国际局势在动荡背景下面临着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但亚太的区域价值链依然保持了足够的韧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研究，自2018年以来，世界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出现了收缩，从2017年的74.2%降至2020年的71.8%。与此相应，亚太地区与世界的全球价值链联系也出现了下降，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68.4%降至66.2%。与此趋势相反，这一时期亚太内部的区域价值链参与率从50.0%上升至52.2%，表明亚太区域供应链联系在不断加强。[6]

二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赋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更大的包容性和发展张力。亚太区域合作是在自由国际秩序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为应对复杂地缘政治和国家差异所带来的挑战，亚太各国一直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推动区域合作。开放的地区主义首先意味着包容和非歧视。从最初集中于东亚地区的“10+1”“10+3”，到2010年之后过渡到亚太地区的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太区域合作不断吸纳新成员加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开放式发展格局。2023年7月，CPTPP甚至批准英国正式加入该协议。此外，亚太地区以东盟为中心，还将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太平洋东岸国家等外部力量纳入亚太地区的合作进程，形成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各种对话机制和制度安排。开放的地区主义坚持区域制度安排补充而非取代全球多边规则的合作原则，比如清迈倡议货币互换多边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挂钩，打消了人们对清迈倡议储备货币制度会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担忧。开放的地区主义本质上意味着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虽然RCEP和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具有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功能，但亚太国家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共同承诺使该地区成为反对保护主义、抵御反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堡垒。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这种开放性，无疑使其具有更大的张力化解各种外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

三是东盟中心性（东盟方式）确保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更大的调整弹性和发展韧性。以“中小国集团”东盟为中心和平台推进区域合作是亚太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些学者批评东盟只是形式的提供者，而非实质的推动者。[7]这种批评显然是戴着“有色眼镜”机械地以欧盟制度化合作为“最佳实践”而产生的错误认知，它忽视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联盟在塑造新型地区经济秩序过程中所发挥的集体作用。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不是区域主义的完美或唯一模式，但这种“务实的渐进主义”恰恰是适合亚太地区复杂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唯一可行的制度选择。以东盟中心性为基础所创设的“东盟+3”（APT）、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为域内外主要国家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区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沟通渠道。东盟的这种中心性地位被形象地描述为领导者、驱动者、设计师、制度枢纽、先锋、核心或支点。[8]《东盟宪章》体现了东盟中心性，强调维护东盟在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和积极作用，是其主要宗旨和原则之一。因此，当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以“印太自由开放战略”重组亚太秩序后不久，2019年东盟国家就发布了再次确认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东盟印太展望》，事实上这也是对美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