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的一件小事

无论研究鲁迅还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孙玉石先生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2010年10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文集》，竟有十七卷之多。其中《〈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等都是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因此， 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会议，都会有孙玉石先生的身影，他也多被安排做重点发言和学术报告。

无论是大会报告还是分组发言， 孙玉石先生从来都没有指点江山、居高临下的气势，也没有慷慨激昂、声振屋瓦的豪情。他讲话总是慢声细语、平心静气，严肃中带着平和，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从来不和人争论，只是做自己的事情。”

初次见到孙玉石先生，是在2001 年6月12日至18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上。他身材不高，但很壮实，方脸盘，大眼睛，浓眉毛，表情和蔼却带有几分严肃。那几天，他好像因为药物过敏，脸上红一块紫一块，有老朋友开他的玩笑：“怎么？ 吃错药了？ ”他也不解释，只是轻轻地笑笑。

会上， 孙玉石先生重点介绍了他发现鲁迅《〈美术〉杂志第一期》《随感录三则》等佚文的经过以及考证情况， 他的分析细致入微，推论合情合理，这些文章几乎毫无争议地就被认定为鲁迅作品并被收入了2005年版《鲁迅全集》。

按照修订分工，孙玉石先生负责《鲁迅全集》第一卷的修订。这一卷包括《坟》《热风》和《呐喊》三个集子，尽管有1981年版作为基础， 但修订难度仍然较大， 尤其是《坟》，包括鲁迅早期的论文、演讲、随感等，涉及不少外国的人物、历史、著作，还包括生理学、地质学、科学史等方面的知识。

6 月15 日，我拿着会议发的笔记本请孙先生题字留念，他略加思索，挥笔写下：“在诠释经典的工作中继续跋涉。”他的字迹刚劲，而且结体美观，很有特色。后来慢慢得知，孙先生多才多艺，既能写新体诗，也能写旧体诗， 还有美术才能，《鲁迅研究月刊》封二、封三就曾发表过他在圣彼得堡访问期间画的速写。

尽管身为北京大学教授， 身边有不少出类拔萃的弟子，但修订《鲁迅全集》的事情， 孙先生依然亲力亲为。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对《鲁迅全集》第一卷注释的全面修订，写出长达数万言的《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注释修订札记》，内容涉及“三一八惨案”时陈西滢的一则闲话、《三遂平妖传》中的人名、《今古奇观》中的“东壁山房”及刊行时间、《庄子·外物》中的断句、绣像《义妖传》的卷数及其刊行时间、杨光先状告汤若望及获罪下狱的时间与经过、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给善后会议的“请愿书”、袁世凯通令全国祭孔及颁布《崇圣典例》的时间，以及鲁迅引述章士钊《呈文》的原初字句、“投石下井” 引述古文句读及林语堂文章引文勘误、任鸿隽的“中国人种先行灭绝” 议论的本意、1921 年6 月3 日北京新华门“索薪事件”叙述核实等。此外，还有涉及《论语》《礼记》《汉书》《晋书》《资治通鉴》《庄子》《淮南子》《新罗马传奇》《海内十洲记》等书的引文。可以说，其中的每一条札记都是一篇翔实的论文，这些札记，都是孙先生通过查找、阅读、核对第一手资料和原文后写出的，纠正了1981 年版《鲁迅全集》中因为“各自为政”而造成的体例不一的偏差。

孙先生还对第一卷的正文进行了校勘， 指出了其中的二十六处差错。比如，《坟·人之历史》一文中的“夫得意志为学术渊薮”，从字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但孙先生通过比勘初刊本、初版本以及1981年版《鲁迅全集》、1946 年版《鲁迅三十年集》，发现“渊薮”均作“渊丛”，只是在1956年版的《鲁迅全集》中改为“渊薮”，说明是当时编辑的擅改。

再比如，《热风·无题》中的“我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1981 年版所依据的是《热风》的初版本。孙先生通过查阅1922年4月12日《晨报副刊》的初刊本， 发现在这句话的第一段和下面第二段文字之间， 还有一段文字：“人看见Sro.E，几个人叫道：‘瞎子！瞎子！’对的，他们发见了真理。”孙先生认为，这里的Sro.E系指爱罗先珂，“o”则疑为衍文。但这段话是鲁迅在收入《热风》时有意删去，还是当初的漏排，已无法断定，于是为了稳妥，孙先生建议在注释中引述说明。

再比如，《呐喊·社戏》中的“模糊在远外的月夜中”，“远外”似乎不通。经过查阅1922 年12 月《小说月报》第13 卷第12 号上的初刊本和1923年《呐喊》初版本，孙先生发现，“远外”均为“远处”，证明系1981年版误排。

所有这些枯燥而切实的工作， 孙先生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比勘、核对，最后提出修订建议，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精神啊！如今， 还有几个人乐意做这种费力又很难彰显业绩的“傻事”呢？

经过诸多学者和编辑的通力合作，新的《鲁迅全集》（通称“2005 年版”）终于成功付梓。2005 年11 月30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鲁迅全集》（修订版）出版座谈会暨首发式”，国家领导人和中宣部的领导出席并讲话， 随后又在西山八大处的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举行新版《鲁迅全集》研讨会。几乎所有参与修订的人员都到齐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也是中国鲁迅研究界一次难得的盛会。为了留下一个纪念，我拿着2005 年版《鲁迅全集》样书请每一位修订专家在所负责的卷册上题字。轮到孙先生时，他仍是略加思索，然后在第一卷的环衬上写下：“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运峰纪念。孙玉石志，〇五年十二月一日。”这句话出自鲁迅的《热风·不满》，全句是“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回天津后，我开始阅读2005 年版《鲁迅全集》，同时也和1981年版进行比较，我发现，由孙先生负责修订的第一卷，无论从文本的校勘还是注释的修订、增补看，都是质量很高的一本，达到了“《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修订错讹、增补不足”的目标。

我还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件小事》中人力车夫对老女人说的“你怎么啦？”被改成了“您怎么啦？ ”这样的修改固然更符合人力车夫的语气， 而且体现出了北京方言的特点，但是依据何在呢？

我写了一封信向孙先生求教， 但一时间没有得到回复。

时隔不久， 孙先生来天津参加关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研讨会， 会间休息时，他从提包里拿出我给他的信，说：“你的信我收到了，还没来得及去查，就没给你回信。”我说：“不忙，不必为这事耽误太多时间。”孙先生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得搞清楚。”我发现，信封上的邮票被剪下来了，或许，孙先生有集邮的爱好。

又过了几个月，《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刊出孙先生的长文《总会有人走近和诠释这部经典的———2005 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注后琐言》，文章分为六部分：一、勿忘记了别一些付出者的足迹；二、往鲁博查阅文献收获的意内与意外；三、一个典型历史人物疑难的冰释与感悟；四、修订注释文字时勘一字之误所得值矣；五、据史料讲实话与不为尊者讳乃治史之真精神；六、留一些遗憾也留一些后来者提升的空间。

在长文的第六部分的开头，孙先生说：“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后不久，2005 年岁末，我收到天津友人刘运峰的一封来信。”在引了我的信之后，孙先生写道：

读信后，我即翻阅新版《鲁迅全集》， 确实如此。为弄清问题， 我查1923年北京新潮社版的《呐喊》，车夫对老女人说的是“你怎么啦？ ”查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你怎么啦？ ”查1956 年版《鲁迅全集》，还是“你怎么啦？ ”再查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1次印刷本，此句仍为“你怎么啦？ ”最后，我再次翻阅出版社给我作为这次修订底本的1981 年版《鲁迅全集》1996 年第3 次印刷本，才发现，自这里改为“您怎么啦？ ”且不管编者依据什么做这样修改，仅就这个问题发现和查找过程本身， 就令我自感惭愧———怎么这样明显的文本差异都没有发现呢？

我请方锡德教授托学生去查询。结果是： 刊载小说的1919 年12 月1日《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你”作“您”，也许这样更符合老北京人力车夫的语气。原来修改源自于此！

真没想到，一个“您”字，竟耗费了孙先生这样多的精力， 而且孙先生修订所依据的底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第3 次印刷的《鲁迅全集》，当时的底本就已经改“你”为“您”，本可以简单一句话回复不必再去查书，但是，他依然坚持把这个字的改动搞清楚！

2012 年11 月15 日，我去四川乐山参加“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晚饭时遇到了孙玉石先生。几年不见，他没有明显的变化。他手上拿着一个装有“薛涛笺”的纸袋， 里面是成都望江楼公园木版水印的花笺，可见兴趣实在广泛。

11 月17 日是研讨会的分论坛， 我做了题为《书法作品中的郭沫若佚文》的发言。发言期间，孙玉石、张恩和两位先生轻轻走进了会场，我起身想和两位先生打招呼，他们摆摆手， 示意我不要中断， 然后默默坐下， 专心听我介绍郭沫若书法作品中有待收集的文字。听完发言， 他们又向我摆摆手， 悄悄地起身去别的会场。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先生。

本来每年都会有见到孙先生的机会。天津出版界资深编辑李福田先生豪爽仗义，结交了很多朋友。李先生退休后，孙玉石、张恩和、王世家、张杰、周楠本等先生每年春天或秋天都会专程来天津看望他，他们一到天津，必联系王国绶、张铁荣两位老师一同前往，有时我也会被邀去作陪。随着李先生2012年11月10日去世，每年至少一次的聚会，也就中断了。

2024 年1 月13 日， 孙玉石先生以八十九岁高寿去世。得知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中国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棵大树倒下了。或许今后，也很难再遇到像他这样认真、博学、低调、务实而默默做事的大学者了。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