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
作者： 蔡翠红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国家权力 国际秩序 国际竞争 国际合作
2023年是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国际关系的关键节点。从技术层面来讲，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既为国家对外交往提供新的载体和能力，也为国家安全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从议题层面来讲，人工智能为国际关系创设了安全、伦理、发展等一系列新议程，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加速推进；从形式上讲，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快速展开，不同的权力关系推动国家遵循不同的竞争或合作路径，塑造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多样形态。综合分析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获取、持有和期待的影响，探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背后的权力逻辑，可为化解国际竞争困局、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改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策略的影响
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全局性的新兴技术正在迅猛发展，它不仅为国家在技术层面提供新的能力和手段，也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引发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权力策略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
第一，从权力获取的角度来看，“惩罚”“报偿”和“规制”三种手段的成本和收益受到严重影响，综合改变了国家获取权力的策略。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获取的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赋能作用，可大幅度降低国家获取权力的成本。在智能技术加持下，国家能够对战略态势进行实时地感知和判断，选择更加高效的权力行使手段。自2018年以来，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及其下属的各类办公室开启了数十个人工智能项目，包括涉及智能情报收集的Amon-Hen项目、机器辅助分析的ACE项目以及自动政治事件预测的Mercury项目等。这些项目显著提升了其情报方面的信息优势和决策能力，并在此后的乌克兰危机等重要国际关系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开创了一个权力交锋的新场域，为国家间的权力互动提供了新的载体。作为通用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互动能够产生重要溢出效应，增加其他领域的权力收益。比如，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及其科技企业通过制裁、封锁、撤离等方式对俄罗斯施加惩罚性权力，正如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部长助理西娅·肯德勒所述，“这不仅使俄罗斯难以接触尖端数字技术，其国防工业、军事和情报部门也无法获取西方制造的大多数产品，俄军事实力受到削弱”。[1]人工智能因而也被认为是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和战略性技术。
人工智能带来权力获取的成本收益变化，致使更多国家拥有灵活使用“惩罚”“报偿”和“规制”三种权力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的新现象。首先，就在传统地缘政治中几乎与大国绑定的惩罚性权力而言，权力获取往往需要凭借强大的实力和控制力，“制海权”“制陆权”等战略概念由此诞生。而在人工智能领域，本身并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也能通过网络攻击、信息战或控制数据流和算法施加影响。这种能力的获取并不完全依赖传统的军事实力或经济规模，而是更多依赖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以及战略战术的巧妙应用。[2]其次，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通过奖励等手段使对方服从并由此获得报偿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且成本快速下降。这是由于数字技术的传播和复制不会增加成本，还能通过更多的用户加入提升价值。因此，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人工智能所处的数字领域。从现实的国家间权力互动来看，通过技术支持、数据共享、经济援助等形式提供报偿对于权力的获取国来说近乎零成本。这会使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因依赖先进国家的技术援助而陷入新型依赖关系，造成国际关系中新的不平等。最后，人工智能领域规制性的权力手段不仅与惩罚性和报偿性手段结合更加紧密，而且还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规制性权力能通过国际标准、技术协议、行为准则等方式为惩罚性手段和报偿性手段提供更具“合法性”的执行框架。比如，美欧自2019年开始对《瓦森纳协定》进行修订，将两用技术和新兴技术列入管制名录，为联手通过封锁、制裁和禁运等惩罚性手段施展权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制性手段带来的权力影响更为深远。当前人工智能基本处于技术初生和发展阶段，一旦一国对另外一国形成强有力的规制，则可能直接通过结构性权力的发挥使权力的承受方在技术发展浪潮中掉队，难以获得对未来技术革命的主导权。这种权力的施加，不仅能够塑造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还能决定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速度，进而影响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力和战略地位。因此，规制性手段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运用对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从权力持有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领域潜在的权力与现实的权力之间的分野逐渐弥合，进而改变国家所持权力资源的评估方式。在罗伯特·达尔等多元主义学者的视角下，潜在的权力与现实的权力之间存在差异。现实的权力将权力视为因果关系的起点，意味着改变他人意图的能力，而潜在的权力则指的是将资源转化为实际力量的可能性。[3]从概念来看，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由于数据、算法、模型等权力资源本身的高附加值以及各国对人工智能战略评估的前瞻性，潜在的权力往往也被看作与现实权力相等的评估因素。比如，尽管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上仍然存在差距，但美国一直忌惮中国的市场能力及创新水平，并认为中国可以凭此“损害”美国目前基于技术优势而攫取的霸权红利。再比如，具有营商环境优势的英国和占据半导体供应链关键地位的荷兰虽然尚未进入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但也能将之转化为可以召集世界性的人工智能峰会的现实权力。由此可见，在人工智能领域，对权力关系的评估往往会将更广泛的潜在资源纳入其中，因此具备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从权力演进的角度来看，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之间的能力水平和利益冲突不断变化，进而影响国家战略目标的设置和权力期待。权力关系的形成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一个是能力水平的差距，另一个是利益关系的冲突。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领域，技术发展的突变性以及技术内涵的不确定性导致国家之间在这两个要素上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安全及伦理风险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赋能等宏观层面，国家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广泛嵌入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国家在特定的治理议题上也存在普遍的利益冲突。这两方面导致国家之间的权力互动更加复杂化。
除此之外，技术发达国家承担了技术初生阶段的风险，拥有先手优势，同时担心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突变的机遇迅速实现追赶和超越，因此会将技术优势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密切联系，从而对权力关系的变动更为敏感。尚未建立技术优势的国家则担心发达国家会赢者通吃、陷其于被动境地，同时又想利用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自己谋求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更有利的国际地位。这两方面导致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的权力期待更加多样化。
关系连带、资源异质、战略警觉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
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是一个更为热门的话题，但既往的讨论要么更聚焦于大国的战略博弈，将人工智能作为其中的一个子议题进行讨论，要么更关注技术和商业领域的竞争，而没有将其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下。2023年，更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间权力关系，从权力角度解构国际竞争的契机正在到来。[4]
第一，人工智能领域权力获取更为综合和灵活，各国往往将其他领域的战略关系迁移到人工智能领域，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实现连带影响，是为“关系连带”。“关系连带”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并不鲜见。比如，美国和伊朗之间对立的战略关系已迁移到人工智能领域。2023年，伊朗军队接收了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阿布·马赫迪”导弹，这一新式武器的成功研发和列装提升了伊朗在这组权力关系中的地位和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也派出第99特遣部队，协同美在海湾地区的盟友，使用人工智能来预测和防御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除此之外，主要大国的战略竞争致使人工智能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关系连带”。美国国会众议员迈克·沃尔兹曾公开表示，人工智能是美国对华实施全方面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美国要想不输掉整盘游戏，就必须大力推动技术发展，塑造对中国的优势和控制力。[5]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双方在更宏观领域权力关系的缩影，这种竞争不仅反映了技术层面的较量，也深刻揭示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力动态。
第二，在人工智能的权力持有方面，一个国家所具备的潜在的技术资源能够迅速转化为国家的实质性权力，各国会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积累潜在权力并谋求向实质性权力转化。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分工还未成型，竞合规则处于生成阶段，各国要素禀赋不同、外部环境不同，容易产生矛盾和竞争关系，是为“资源异质”。例如，为了促进可信人工智能的采用、降低风险和促进创新，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提出制定《人工智能法案》的倡议。在法案的谈判和推进过程中，法国和德国凭借Mistral AI和Aleph Alpha等大型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资源，与希望强化标准制定和统一市场资源的西班牙等成员国产生分歧和竞争，将“是否对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规制”这一主题推到了焦点位置。这表明在促进技术创新与加强监管之间，具有不同潜在资源的国家有不同的考虑和期待。法德和欧盟其他国家的这种分歧和竞争实际上跟美欧人工智能竞争十分相似，即代表美国创新性权力资源的“硅谷文化”和代表欧盟规范性权力资源的“布鲁塞尔效应”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锋和碰撞。这不仅显示了不同国家在技术战略方面的不同取向，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治理原则的深刻分歧。在这两组权力关系中，由于权力资源的异质以及资源转化能力的相近，即便双方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较为坚实的合作基础，也不可避免地在关键问题上陷入竞争的境地，这会对全球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和治理进程的有效推进构成挑战。
第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期待方面，国家往往会担心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确定性给自身地位、安全和利益带来风险与挑战。如果一国认为另外一国制定了可操作的、构成威胁的技术策略，即便尚未形成利益冲突，也有可能引发竞争，是为“战略警觉”。美国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对华战略竞争突出体现了这一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等进行歪曲解读，将中国的发展战略定义为竞争战略，由此强化了美国对中国技术政策的威胁感知。[6]美国长期忧虑其霸权地位被削弱，担心会遭遇人工智能领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因此更加警觉和敏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未来的技术争端可能会沿着更加复杂和微妙的路径发展，不局限于直接的技术竞争，更涉及对全球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的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如何管理和缓解当前的紧张关系，寻找利益共同点，避免陷入新一轮的冷战式对抗，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在探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时，关系连带、资源异质、战略警觉三个关键因素的互动揭示了国家间权力互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不仅反映对技术优势的追求，也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深层的权力动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追求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过程中，国家间的误解、战略不信任以及对未来技术格局的担忧成为加剧竞争和紧张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本质并不仅是技术的较量，而且深受国际关系、安全策略、全球治理体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