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 、 小开本”与我

作者: 刘运峰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孙犁的著作,大多是以小开本形式存在的。

所谓“小开本”,是一种小于常规开型的图书,亦称“口袋书”。孙犁著作的小开本分为两种开型,一是11.0厘米×16.0厘米的方型开本,二是11.3厘米×18.3厘米的长型开本。

孙犁的作品除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五万字以上的作品几乎没有,不适合做成大本书,因此很多书都采取小开本形制。而孙犁作品部头之所以比较小,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孙犁创作态度极其认真,惜墨如金,作品以短见称,短时间内难成规模;其二,孙犁身体状况长期不佳,没有精力完成大部头著作。

在近三十年里,断断续续,我竟然收集到了几十种孙犁著作的小开本,而且,在寻访过程中,颇有值得回味之处。

上·方型开本

《远道集》

《远道集》是孙犁在“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五个集子。1990年7月9日,我去小白楼给两岁的儿子买生日蛋糕,在新华书店卖特价的柜台买到了《远道集》。这本书原价六角五分,书店半价出售。从这本书中,我读到了《幻觉》《地震》《还乡》《修房》等“芸斋小说”,读到了《牲口的故事》《住房的故事》《猫鼠的故事》《夜晚的故事》等散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幻觉》和《还乡》,没想到,孙犁在生活中竟然经历了那么多奇异的事情。最令我感动的是《母亲的记忆》那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

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看完这篇短文,我几乎落下泪来。我来自冀中农村,和孙犁家是邻县。他笔下的生活场景、人情世态,我非常熟悉。在过去的农村,很少有家庭没有夭折过孩子,但连续夭折六个却极其罕见,这对一位母亲而言,该是多么沉痛的事情!当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看着自己的独子因病离家,该是多么的不舍和不解,这才是真正的生离死别。这篇一千多字的散文没有渲染,没有修饰,平铺直叙却又直击人的心灵,比起那些毫无来由的描写,比起那些自欺欺人的煽情,这篇散文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从此,我爱上了孙犁晚年的文字,于是便开始广为搜求。

《尺泽集》《晚华集》《澹定集》

我原来工作的单位门前有不少书摊,大多是卖旧书,其中一个摊位却只卖新书,而且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书。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往往下午三点以后出摊,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听人说,女方的家长在出版社工作,批发一点书给他们摆摊维持生活。

在这个书摊上,我买到了《尺泽集》,时间是1990年7月20日。这是孙犁先生的第四个集子。那时,我正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读《尺泽集》,感到孙犁的文字与这句话颇为契合,可见中西方在艺术创作上具有共同点,在审美趣味上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这本书摊主只收了我三角钱,还说孙犁的书还有几种,过几天再带过来。

果真,8月9日,我在这个摊上就买到了《晚华集》,只花了四角钱。

8月15日,我去大沽北路修电风扇,趁着等待的时间,我到百花文艺出版社门市部,买到了《澹定集》,花了五角二分钱。

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买到了四种孙犁著作的小开本,想起来都兴奋。

《陋巷集》

1990年10月30日,我去父亲单位报销药费,路过中山门书店,所有的书全是半价。在这里,我买到了《陋巷集》。

《陋巷集》是小开本中印数最少的一本,因此很难买到。有一天在旧书店里看书,遇到一位举止文雅的中年人,随便搭讪了几句,竟然越聊越投机。他和我是老乡,也喜欢孙犁的书。他说读孙犁的文字,就好像回到了冀中的农村,感到亲切、自然,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他还提到老家烧柴火用大铁锅熬出来的红薯粥,黏稠、香甜,在城市里却做不出来。对此,我深有同感。他说孙犁的那些小开本真是百读不厌,可惜《陋巷集》一直见不到,我立即说,我有一本,但却没有《无为集》。他说他有《无为集》,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我们互留了电话。第二天,他就把《无为集》给我送到了单位,取走了《陋巷集》。

万不得已,我一般不找别人借书,偶尔借来了,也抓紧看完、用完,不然总是觉得不自在。很快,我就把《无为集》读完,还给了这位朋友。他来取书时说《陋巷集》还没有看完。我故作大方地说,不忙,您慢慢看。没想到,他从此就没有了音信。一天中午,我去烟台道古籍书店看书,恰好遇到了这位朋友。他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却不提还书的事。我心里暗暗着急,又不好意思当面催还。恰好,他看中了两本书,但没有带零钱,书店也找不开,我立即主动借给他十元钱,意思是提醒他还钱的时候顺便把《陋巷集》带来。更是没有想到,半年过去,这位朋友不仅不还钱,也不还书。我实在忍不住了,打电话请他还书。他满口答应,但迟迟不露面,我连打了几次电话,口气越来越不客气。终于,他来到我的单位,把《陋巷集》和十元钱还给了我。看到有些磨损的《陋巷集》,真有些百感交集,难以名状。

从此之后,我也多了一个心眼:不好买的书,尽量不告诉别人。

《秀露集》

从《晚华集》到《陋巷集》,搜集起来都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唯有《秀露集》让我费尽了心思。这是孙犁的第二个集子,先后印了两次,总印数达到一万九千册,按理说不难买到,也许出版时间太长了,书店早已脱销,因此我格外留心。

一天晚上,我去《天津青年报》记者张重宪家串门,看到他的书架上有一本《秀露集》,便借了回来。不到一星期,我就把这本书读了两遍。书中的《戏的梦》《书的梦》《画的梦》《乡里旧闻》等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读起来有一种先得我心之感。我很想请张重宪割爱,但又难以启齿。因为在书的扉页上,有他的这样一段题跋:

孙犁《晚华集》,余购得曾不释手。后出《澹定集》,余亦购得,仍难舍之。然其间出《秀露集》,吾失之。怅然久之。曾百般搜求不得。今第二次印刷方购得。一本小书,牵魂若此,或笑吾为痴人也。

我仍想自己拥有一本,可是找遍了书摊和旧书店,都是无功而返。情急之中,我竟然向孙犁先生写信求助,但没有回音。

同事刘植才长我几岁,专业是税收,但喜欢文史,我们俩很聊得来。他老家在河北任丘,距离白洋淀不远,也很喜欢孙犁的作品。有天他来串门,告诉我买到了一本《秀露集》,我忙问是在哪里买的。他说,就在一个书摊上,可惜只有一本,而且受了潮,书页要慢慢揭开。我借来后又读了一遍,便不想再还给他。过了一段时间,我买到了一部清代学者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便提出和他交换,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这本《秀露集》总算归为我有。

1991年3月23日,我在《秀露集》的衬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购得孙犁先生《远道集》后,始喜读先生晚年之作,遂潜心寻购,数月之间,竟得五种。唯《秀露集》最不易得。初借重宪兄所藏,通读两遍,愈觉先生文字之妙,多方搜求,终不可得。无奈之时,竟致书孙犁先生求购,自是徒劳。后植才兄由书摊得来,吾几欲启齿而不能。然终与其相商,以书易书,得偿所愿。一本小书,竟费如此周折,自笑为书痴也。

《津门小集》

董延梅先生《君子兰的情意——编书忆旧》一书中,有一篇《小开本散文的始祖》,说的正是孙犁的《津门小集》。原来,《津门小集》的字数仅有两万八千字,按照正常开型,无法做成一本书。美术编辑陈新大胆创新,专门设计了这种开型,印成了一本令人交口称赞的书,也由此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胜景。

2008年12月10日,我通过旧书网找到了这本《津门小集》。

正如董延梅先生所言,这的确是一本在设计上花费了大气力的书。浅灰色的封面沉静、庄重,书名下方绘有塔松、白杨、解放桥、海河、灯柱的图案,颇具版画效果,而且,突出了津门特色。订口处是一条自上而下五毫米的绿色背景线,上面印着反白色的“JINMENXIAOJI”大写汉语拼音。全书收入十八篇文章,题图就有十一幅,同时还有几幅尾花。这十一幅题图,既可以独立成画,又和内文高度契合,现在看起来,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我以为,这些题图堪称陈新书籍装帧设计中的精品。

这本《津门小集》的设计,也得到了孙犁本人的高度认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耕堂杂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琴和箫》;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孙犁文集》,1991年版《孙犁新诗选》,1992年版《如云集》、《孙犁文集》(珍藏本),1995年版《曲终集》,封面设计也都是陈新。孙犁非常欣赏和信任陈新的设计,曾说只要是陈新设计封面,自己就不用提前看了。

这本书原价两角一分,我买来时,连同邮资和银行的手续费,共花了二十元,几乎是原价的一百倍!但我依然觉得很值得。

“耕堂劫后十种”

孙犁晚年的十本散文随笔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八种,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各出版了一种。由于出版时间跨度较长,印数有多有少,搜集齐全非常不容易。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汪稼明也是一位“孙犁迷”,1998年5月到6月,在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秘书长刘宗武的协助下,汪稼明主持出版了《书衣文录》和《芸斋书简》(上下),受到了孙犁研究者的好评。随后,他又和刘宗武合作,将孙犁的十本书编为一部丛书,名为“耕堂劫后十种”,于1999年9月一次性推出。

汪稼明对小开本也是情有独钟,因此“耕堂劫后十种”一律采取了11.0厘米×16.0厘米的开型。这套书做得很考究:首先是由刘宗武做了校读,订正了原版的失校和误植之处;其次是增加了二百余幅图片,与内文相互映照;三是用一种米黄色的纯质纸印刷,不仅可以保护视力,而且给人以历史沧桑之感。

这套书的出版还有一个小插曲。十册书的底本都是汪稼明的收藏,排版公司为了录入方便,竟把这十册底本拆散了,对此,汪稼明很是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在录入完成后再重新装订,但已经面目全非了。这也算是出版人常常要蒙受的损失与伤痛。

这套书还没有正式上市,我就通过刘宗武先生买了一套,算是先睹为快。

这套书的发行似乎没有预期的那样好。过了几年,一位在山东郯城酒厂工作的书友在《旧书信息报》上登出了这套书的广告,每部仅卖五十元,我连忙汇款,又买了一套。

2004年冬天,老家翻盖房子,我把父母接到了天津。父亲问我有没有适合他看的书,我把这套“耕堂劫后十种”推荐给他。父亲很喜欢看,边看边说:“写得真好!”父亲很早就知道孙犁。早在抗战时期,父亲就搜集到了孙犁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油印本,珍藏了很多年。我看父亲喜欢,就说:“这套给您吧,我还有一套。”一向严肃的父亲竟然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地问我:“真的吗?”赶紧把这套书放进了他的旅行包。母亲在旁边笑着对父亲说:“你也不想想,你都八十了,还能看多少?”父亲回答:“主要是我太喜欢看这些文章了。”父亲逐字逐句地读完后,把这套书转送给了我读研究生的侄女。而今,父亲已经去世十四年,母亲也去世七年了,但当年他兴奋的神情依然生动在我的眼前。

201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耕堂劫后十种”,内容与山东画报出版社版相同,但删去了图片,而且采取大三十二开窄型。即使这已算不上是小开本,我也买了一部收藏。

2012年6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耕堂文录十种”,内容与前述两个版本相同,为正度三十二开本,硬纸面精装。与之一起推出的,还有《耕堂读书记》(上下)和《铁木前传》(纪念版),开本和装帧设计一如“十种”,很是庄重气派。这些书,我也各收藏了一套。

下·长形开本

《如云集》《曲终集》

这是孙犁最后的两本集子,都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字数较多,便采用了前面所说的长型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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