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忧伤

一

二战，让欧洲艺术家普遍产生了一种忧伤情感。在许多作品中常能看到这种意象：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毒气室、装甲车、一颗颗射出的子弹和一排排倒下的身影。

那年夏夜，我在家看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罗曼·波兰斯基惯用灰色铺排背景，镜头里有许多时光的沉淀，背景音乐如主人公乌拉迪斯洛·斯泽皮尔曼的脸一样沉郁。1939年，德国军人攻入波兰，二十岁的斯泽皮尔曼和家人随犹太难民的火车离开华沙，开始了他噩梦般的生活。印象中，华沙是人类发展途中的一个车站，那里聚集着冷战的弹壳，而人类的火车一直在途中，并没有站台，也没有终点。纷乱的站台上，一个女人因为问了一句“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而被德国士兵开枪打死。斯泽皮尔曼对战争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既是那场灾难的经历者也是凝视者。影片通过斯泽皮尔曼的经历再现了那段历史：灰暗的天空，奔跑中倒下的身影，烟雾中出现的坦克，人们表情迷离的脸重叠着纳粹军人的身影，钢盔反射着灰暗的冷光。我更注意那些士兵的表情——它们仿佛一个个宇宙中的黑洞。

在这里，“火车”成为法西斯意志的符号，与影片中废弃的楼房和杂乱的街道构成一种特定语言。每一个背景，都像一个词，透着寒冷、死寂的气息。在《钢琴家》中，火车反复出现，波兰斯基将火车作为一个载体——它强行将人类的灵魂运往遥远异乡。

斯泽皮尔曼原是波兰一家电台的钢琴师，影片是根据他的自传体小说《死亡城市》改编的。在逃亡华沙途中，他躲藏在一座几近废墟的房子里，房子阁楼上有架遗落的钢琴。作为钢琴师，斯泽皮尔曼很长时间没弹琴了，他的手指像被一团火焰在灼烧。一同逃亡的人告诉他，你可不能弄出声音来。但他难以抵抗钢琴的吸引力，钢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斯泽皮尔曼的手颤抖着伸向键盘，琴键在废弃的楼房里响了起来。

“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一个德国军官发现了他。

在欧洲那间幽暗的房子里，一场战争中关于钢琴的对话从这时开始了。这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对话，简洁，却具有巨大的震撼力。钢琴让斯泽皮尔曼想起自己的身份：我是钢琴师。

“你弹一下琴吧。”德国军官用优雅的语气说。在德国军官要求下，斯泽皮尔曼在钢琴前坐了下来，那一刻，时间在战争短暂的空歇中静止了。斯泽皮尔曼弹奏了钢琴。这时的画面相当沉静——河流，在战争以外的土地静静流淌;群鸟，在春天的天空自由飞翔。琴声唤醒了两个人心中温暖的部分，仿佛一道阳光从阴云中划过。斯泽皮尔曼的琴声令德国军官萌发了恻隐之心——这位德国军官是个音乐爱好者，音乐让他从一个侵略者迅速变成了倾听者。斯泽皮尔曼的琴声与德国军官复杂的内心在战争间歇中相遇了——音乐挽救了斯泽皮尔曼的生命，也拯救了德国军官的灵魂——他暗暗帮助斯泽皮尔曼，直到苏联红军到来……战争结束了，德国军官成为战俘——命运的转换很快完成了。斯泽皮尔曼想起德国军官，到处找他，但是终于没有找到，斯泽皮尔曼不知道他的名字。影片结束时，字幕上出现了那个德国军官的名字。那时，作为战俘，他已客死在一个俄国农场。这个消息让斯泽皮尔曼内心隐隐不安，为了表达他对死去的德国军官的敬意，他弹起了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镜头中，斯泽皮尔曼富有情感的手指长时间在键盘上滑翔，这是一次心灵的飞翔，我想起忧伤的夜莺飞越欧洲夜空的画面。琴声足足持续了两分钟，直到画面结束，周围一片黑暗。电影结束后，我在一张旧报纸上记下这样的文字：

我们必须给战争中的亡灵找到一个车站，给那些流浪的词找到一个恒久的居所，哪怕是一条河流，就像我曾经住过的那家乡村旅馆。

我无法知道那个车站是否还在，那辆运送难民的火车是否还在时光轨道上奔跑。我一直把“二战”看作一个废弃的车站，那里飘飞着整个欧洲的大雪。

二

苏联是二战的主战场。反思战争，一直是苏联导演表现的主题之一。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伊万的童年》，通过伊万的梦架构了影片的第二时空，和第一时空的战争交织在一起，表达了战争给人类留下的心灵创伤。由于父母在战争中被德国纳粹杀害，十二岁的孤儿伊万怀着对纳粹的仇恨加入了苏联红军，当了一名小侦察员。有一次，部队让伊万进行秘密的侦察活动，他再也没有回来。战争胜利后，中校在敌人的材料中发现了伊万的档案，他被绞死。影片中，伊万始终带着一种愤怒的眼神，那种对纳粹的仇视，通过一个孩子表现出来是那么的真实，也充分表明了战争给孩子带来的心灵创伤。

伊万的行为和幻梦紧紧纠缠在一起，对他而言，世界仿佛一种幻觉。

影片一开始就把人带进一个既是现实又是梦幻的世界。伊万的“梦”把我们的视线从残酷的战争中解脱出来，聚焦于一组诗般的景象，传递出导演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伊万趴在桶边喝水，他微笑着抬头对妈妈说：“妈妈，布谷鸟在叫。”突然，一声枪响，梦被惊醒了;妈妈在井边打水，伊万在井水里捞星星;又是一声枪响，吊桶像炸药一样掉入井底，妈妈倒在井边——她被德国人杀害了。伊万和小姑娘坐在满载苹果的汽车上疾驰着，苹果撒了一地，马在地上吃着苹果，这里是一幅和平景象;伊万与许多孩子一起在河边做游戏，他追着前面奔跑的小女孩，并迅速超过了小女孩，然后继续奔跑。最后，一棵象征战争与死亡的枯树，塞满了画面。

塔可夫斯基的童年是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村镇度过的。多年后，塔氏诞生的村镇已不复存在，那里已被大水淹没。这种场景也在《伊万的童年》里出现了——伊万在“淹水的死寂森林”里侦察敌情，那个童年伊万身上有着塔可夫斯基的影子。《伊万的童年》中经常出现一些寓意深刻的镜头：战壕旁边斜立的十字架，寓示着战争对上帝的亵渎，对人类信仰的毁灭。频频出现的伊万梦境，则表达着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战争的谴责。

在下雪。妈妈，乌克兰在下雪。

救世主的王冠是千万粒悲痛。

……这是谁的声音？这些冷彻骨头的诗句，是否比雪更冷？

保罗·策兰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1938年春天策兰高中毕业时，德国军队进军维也纳。1938年11月，他坐火车去法国上医学预科时，正赶上纳粹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屠杀。1942年，策兰的父母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父亲因在强迫劳动中患上伤寒死去，母亲则死得更惨，纳粹的子弹击碎了她的脖颈。策兰在朋友掩护下幸免于难，后被强征为苦力，历尽种种磨难。战后，策兰回到已成废墟的故乡，亲人的死及个人磨难在他心里投下巨大的阴影。“策兰”这个名字，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隐藏或保密了什么”。他以“晦涩”著称的诗、他悲剧性的内心，甚至还有他的死，都被置于这个痛苦而又扑朔迷离的背景下。策兰1945年发表的诗歌《死亡赋格》，以对纳粹邪恶本质的强力控诉和深刻独特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战后的德语诗坛，成为“废墟文学”的象征。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

他吹口哨召回猎犬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死亡赋格》在艺术构思上匠心独具，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语言紧凑流畅，具有极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诗人以奇崛的隐喻、冷峻的细节描写、沉郁的反讽，描摹出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囚犯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以及德国纳粹凶残的本性。

三

凯尔泰斯的小说《英国旗》讲述的是从集中营出来的“青年克维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度过的灰色日子。凯尔泰斯十四岁时被投入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被转到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我从一开始，就被“英国旗”的悬念紧紧攫住，跟着主人公经历了一次心灵历险。我们和主人公一起被席卷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匈牙利的大潮：在坦克的炮筒之下，在浓密的硝烟之中，在惨烈的血泊里，在凄凉的废墟上……我们和主人公一起望见了那面裹在一辆吉普车车头的“英国旗”。其实，那到底是面什么旗子，这一点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和主人公一起望到一个飘在火山顶上的风筝;在一个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里壮起胆子，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呐喊”;在一场“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人类堕落中，捕捉到了一束“自由的意识”。作家在断续的回忆和表述中隐含了不堪回首的伤痛：

在我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被打碎成了画面与印象的碎片。

《英国旗》的故事发生在冷战时期的匈牙利，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情境。凯尔泰斯不是为了讲述故事而讲述，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写作，而是像作家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能够“继续活下去”，是为了“表述根本就不可能表述的生活”。凯尔泰斯·伊姆莱是为了精神上的生存而写作，为了当人类的证人而写作。凯尔泰斯的创作远远超出了“二战”的时间存在和“集中营”的空间存在，超出了对纳粹兽行的控诉和对人类堕落的揭露，超出了对个人苦难，甚至对犹太民族苦难的倾诉。

凯尔泰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生存就是屈从”，他在《英国旗》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匈牙利著名作家艾施泰尔哈兹·波特说：

在世界上有一种痛楚和一种彻底的屈从，我们只有通过凯尔泰斯的眼睛才可以看到。他使我在一个历险的、恐怖的瞬间里突然意识到一种屈辱，意识到自己是在哪里，或者说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英国旗》里那句反复出现的自我介绍“我曾是塞朴·耶努”让我震撼。由此想起人类从黑暗到光明、从地狱到天堂、从肉体到精神的变化和距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时间性”一章中作过关于“曾是”的论述，他说，“过去犹如梦幻一般从存在那里滑走了”“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时间改变了一切。凯尔泰斯在“我曾是塞朴·耶努”这句话里体会到了什么呢？是忧伤、命运、不可改变的因素，等等。

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写到其局外人式的文化身份情境《乡关何处》一文时，说他要记载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一部属于离乡背井、变动不居的身份认同的回忆。“乡关何处”的迷惘，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典型文化情境，在废墟背景下，全方位观看人类自我方位的迷失。

如果为人类的灵魂标一个维度，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处在什么位置？如果火车一直往前行驶，我们该在哪一站下车？现在的生活，是生命的欢乐颂还是精神的失乐园？凯尔泰斯的另一部小说《寻踪者》表达了人类的精神迷失，从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萨义德“乡关何处”的提问。“特派员要靠什么才能够取证？……如果没有人与他为敌，那么他又将与谁为敌？他准备战斗，却只找到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战场，他并非是在敌人的胁迫下放下武器，而是因为缺少敌人……”凯尔泰斯似乎要给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出口，结果自然是荒谬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结果，这真是一个悲凉的话题。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他人”是“自己”的坟墓。我的理解是，与“自己”不能相融的环境因素，它们不断侵蚀人类脆弱的心灵。在这里，凯尔泰斯与米兰·昆德拉一样，对白色恐怖有着天生的敏感与拒绝，那同样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在黑夜里，他们在废墟下的讲述，低缓而沉重，我听到弹片呼啸着从天空划过，落在对面花园里，世界充满忧伤。

责任编辑：田静

张毅

欧洲的忧伤

你压力大吗？

在工地采访，看见塔吊的配重铁块，黑乎乎，方方正正，标注着“5T”字样，好像并不厚的面包片，一块竟有五吨。我施展自己的“手无缚鸡之力”，推、拽，真的，纹丝不动。

突然想到，若论产生压力，在一定体积里，这家伙应该“无出其右”了吧。无论重压与冲撞，都是“桌角压王八——死挨硬扛”了吧。以我这一道难题接着一道难题、唾面自干唯有勉力前行的中年，面对这家伙的观感，真是再形象不过了。

工友介绍，这些铁产生的压力镇在塔吊后面，根据臂长、角度、风力的计算——也就是杠杆原理——能吊起自身重量几倍的东西来。

嗯。那么我的沉重，通过推敲、润色，是不是也能产生别样的价值呢？

收玉米好似采莲

国庆七天长假，在以往的拥堵外，多了绵绵秋雨。

这是第二晚了，“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这秋雨可不缠绵，而是执拗得可怖。连着盛夏的几场暴虐，多地秋收遇灾。

想起在朋友圈看到一张雨中收玉米的照片，搜了半天，看到中文之精妙：“收玉米收出采莲的感觉来。”

我在农村长大，手掰棒子，小镐刨秸，深知收割玉米的劳累。这些年都用机器了，秸秆粉碎，玉米直接倒进车里拉回家就成。今年不行，雨水浸泡，收割机进不去，只能蹚水进去一棵棵掰、一趟趟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