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契约秩序”逐步失效：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右翼民粹政党  欧洲政治  民粹主义  欧洲议会选举

过去10年间，曾经在民意认知中拥有极度负面标签的右翼民粹政党在欧洲快速崛起并取得历史性突破，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不仅深刻重塑了各国乃至欧盟的政治生态，而且改变着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格局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右翼民粹政治势力大幅提升是欧洲民意普遍右转带来的结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根源，诸多因素叠加既折射出欧洲传统“契约秩序”逐步失效，也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重塑“社会契约”的尝试和努力。

右翼民粹政党深刻重塑欧洲政治生态

自2015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洲，诸多民粹政党民意支持率及其在欧洲议会与所在国议会中所得议席均大幅上升，部分民粹政党甚至在本国成为执政党或参与政府组阁，给欧洲政治走向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从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看，传统政治力量中右翼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左翼社会党党团分别获得188席和136席，仍居主导地位；右翼民粹党团强势崛起，共获得187席，较上届大幅提升，在八大党团中占据三席，其中欧洲爱国者党团和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分别获得84席和78席，分列第三和第四，欧洲主权国家党团获得25席，位列第八；中间派复兴欧洲党团获得77席，从原来的第三跌落至第五；绿党党团和左翼党团分别获得53席和46席，分列第六和第七。[1]右翼民粹党团中，除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外，欧洲爱国者党团和欧洲主权国家党团均是新成立的党团，分别由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三个西欧大国的右翼民粹政党主导，在欧洲议会中形成了合作与牵制并存的态势。

右翼民粹党团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崛起，给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政治生态造成巨大冲击，甚至重塑了一些国家的政治格局。具体而言，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比利时、奥地利等五个国家的右翼民粹政党成为各国最大赢家。

在法国，仅国民联盟一党的得票率就高达31.37%，是马克龙总统领导的执政党联盟的2倍多，赢得法国81个欧洲议员席位中的30个，而后者则仅获13个。[2]鉴于国民联盟带来的政治压力，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当晚，马克龙就宣布解散国民议会，重新进行立法选举。在意大利，执政的意大利兄弟党获得28.76%的选票，将其欧洲议员席位数量由原来的10个提升至24个（意大利总数76个），增加近1.5倍；在奥地利，自由党同样击败了执政党联盟，赢得25.36%的选票，获得20个席位中的6个，较上届议会数量翻倍；在匈牙利，尽管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青民盟”）及其盟友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有所下降，但依然以44.82%的得票率稳居第一，获得21个席位中的11个；在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以最高得票率14.5%赢得3个席位。[3]

在德国和荷兰，右翼民粹政党虽未赢得最多议席，但同样取得突破性进展或占据重要位置。[4]德国保守派基民盟和基社盟以30%的得票率高居首位，右翼民粹政党选择党则以15.9%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赢得96个议席中的15个，多于现任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荷兰自由党得票率以16.97%在该国位居第二，并获得6个议席。此外，相较于2019年选举，多个国家的右翼民粹政党还实现了零的突破，如在塞浦路斯、克罗地亚、爱尔兰、卢森堡、葡萄牙、罗马尼亚等国，右翼民粹力量赢得数量不等的欧洲议员席位。[5]

实际上，过去几年间右翼民粹政治力量在欧盟国家迅速提升，已深刻改变各国的政治格局，并通过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介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制度改革。[6]目前，欧洲已有十多个国家的右翼民粹政党拥有参与执政的经验。2000—2023年，右翼民粹政党几乎出现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且大受欢迎。[7]

新冠疫情暴发前，欧洲多国已先后选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府——2015年和2019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连续两次赢得总统与议会选举，2017年奥地利自由党进入政府联合执政，2018年匈牙利青民盟主席欧尔班再次连任总理。与此同时，右翼民粹政治力量在欧洲其他国家或欧盟层面也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英国独立党成为2016年英国“脱欧”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右翼民粹政党先后在各国政治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尤其是在本国议会中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可以说，在新冠疫情之前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和各成员国内部力量迅速提升就已成为普遍现象。

新冠疫情暴发后，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但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其在2022年后又呈现出强势回归的势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梅洛尼在2022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并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政府也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意大利“最右”的一届，标志着右翼民粹政党开始在西欧国家掌权。此外，在2023年11月举行的荷兰众议院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赢得150个席位中的37席，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影响力明显提升。

总之，右翼民粹政党已深刻重塑欧洲政治生态，而引发欧洲社会民意大幅右倾并推动右翼民粹力量崛起的原因多元且复杂，涉及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以及欧洲、国际等诸层面的多重因素。这些因素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长期或短期内都发挥着不同的刺激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困顿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接连爆发，加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灵，欧洲各国长期陷入经济低迷、失业严重、福利萎缩、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公共投入减少、社会流动性趋缓且阶层固化等困境，这成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快速滋长的土壤。而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所导致的健康、民生、能源、安全等危机又在短期内对民意右倾产生强烈刺激。在此背景下，欧洲民众普遍感受到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愈加强调本国优先，在价值诉求上趋向保守。

2024年5月，法国市场与舆论研究机构BVA Xsight在欧盟27国开展了一项有关欧盟公民关切与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整个欧盟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认为本国经济状况恶化的受访者比例高达63%；在民众关切的议题中，排前三位的是健康、战争和购买力，分别达到41%、38%、24%，紧跟其后的议题是安全、税收、移民和恐怖主义，分别达到20%、18%、17%、16%。[8]显然，右翼民粹政党聚焦的购买力、安全与移民等问题，已经被广泛接受并被设置为重要的政治与社会议题，成为民众在政治选举中不容忽视的考量。与此同时，持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在财政、福利、就业、退休等议题上引发不同群体、代际之间的矛盾，一部分温和的保守主义者甚至是支持左翼的选民同样被右翼民粹政党成功吸引。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折射出欧洲民众对于欧洲社会现代性的“不适”。就经济层面而言，在如今所有欧洲经济体中，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个骨架已经消失，让位于后工业资本主义。在这个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服务经济的大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分裂（底层民众从事低技能、无保障和边缘化的工作），以及“二元”社会的出现，使得大量民众产生强烈的被遗弃感和各种焦虑与怀旧情绪。[9]

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困境，传统政党给不出令人满意的治理良方，其主导的诸多改革收效甚微，引发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与抗议活动。在此情势下，强调民族主义、本国利益优先的右翼民粹政党则获得政治机遇，其提供的替代方案颇受民众期待。实际上，欧洲各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反噬。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惠及欧洲中产阶层，只有以新兴科技产业和金融领域为代表的少数群体成为真正受益者，过去作为社会结构中坚力量的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日渐衰弱，这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政党的社会根基。

在此背景下，以工业资本主义衰落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性转型给欧洲民众带来各种焦虑和怀旧情绪，右翼民粹政党乘机将之转化为政治选举的口号和胜选后的行动。右翼民粹政党的保守姿态往往表现为对当下“衰落”的谴责、对过去“黄金时代”的怀旧，并从不同视角吸引选民的目光。面对工人阶级，右翼民粹政党通常主张建设一个承担保护性角色的国家，强调福利国家机制只保留给国民；面对独立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他们则强调国家与政府的职能，主张国家是“秩序与法律”的承担者，并提出能够迎合民意的纲领，可以说“商店与作坊的联盟”是欧洲右翼民粹力量在政治选举中的制胜法宝。[10]

显然，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得益于其自身的务实变革与“主流化”转型，尤其是通过提出经济社会改革的诸多主张来改善其因过于聚焦移民、身份等问题形成的极端形象。近年来，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纲领、政策主张总体上呈现出去极端、求务实的变化倾向，他们在诸多经济、社会议题上表现出亲民的姿态，不但能够敏锐地捕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而且还成功将之转化为对己有利的政治议题，并通过提出一些替代性的政策主张来迎合底层民众的期待，赢得他们的信任。如在法国，很多选民并不认为国民联盟是极右翼，而是一支致力于捍卫法国价值的正常力量。正因如此，作为国民联盟核心诉求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日益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为其赢得选民支持创造了条件。

移民难民与安全问题持续发酵导致民意右倾

长期以来，随着移民难民持续涌入，欧洲各国的人口族裔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外来少数族裔人口规模不断壮大，而本土民族的人口增速持续下降，二者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引发一部分民众担忧。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非法移民与难民问题以及与外来族裔群体有关的恐怖袭击等事件接连不断，还伴随着抢劫、强奸、遗弃、家庭暴力、扰乱治安等诸多问题，给欧洲各国造成巨大的社会创伤，引发了对民族认同、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严重忧虑，深感不安的民众排外情绪高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现象背后还伴随着针对少数族裔（包括外来移民和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的诸多歧视、排外和种族主义等问题，加深族裔裂痕。欧洲晴雨表于2023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0%的受访者表示基于族裔出身因素的歧视现象在其所在国家广泛存在，且在2019年后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11]鉴于上述两种现象的存在，在欧洲各国社会内部，人口规模日益壮大的少数族裔与本土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陷入持续的恶性循环。

实际上，欧洲国家本土民族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较高的社会能见度，正是在此背景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开始在政治上逐步实现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欧洲本土人口出现持续负增长，而彼时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又需要大量劳动力，这就使吸纳外来移民成为许多国家的国策。外来移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本土人口减少带来的劳动力缺失压力，但也给这些国家本土人口带来工作机会减少、福利待遇降低、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引发本土民族不满，排外情绪不断上升，一部分民众逐步转向支持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从而给右翼民粹政党提供了政治舞台。特别是2015年大量难民和移民涌入给欧洲社会所带来严重冲击，不但使各国人口结构中的族裔多样性更加复杂，而且进一步影响了各国本土民众本就下降的生活水平、工作机会、福利待遇，本土民众对外来族裔甚至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的反感情绪大幅上升，右倾保守思想日益严重。此外，部分少数族裔人口与欧洲社会内部安全隐患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排外主张的“合理化”证据，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是扭转这部分民众排外心结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