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近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意识

历史著作的写作有多种形式，比如编年体如《左传》，纪传体如《史记》，纪事本末体如《剑桥中国史》等。文学史也有这些编撰方法，比如编年体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纪传体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炼了现代文学史的“鲁郭茅巴老曹”；纪事本末体有美国学者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这种写法大体是以事件为主的专题性研究，对某个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不仅专门化而且有学术深度，写作者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在这些写作范型中，那是文学史的“洪氏文体”。这一方面表达了洪子诚对文学史写作的个人体会和风格，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不确定性的认知。

不论哪种写法，文学史叙述有时间范畴的限制，即便是通史也有起止时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性，就在于从1949年或1942年开始至今，仍在“当代”中。而事实上，70多年的历史已发生巨大变化，可当代文学史界仍然没有可行的办法予以命名，当代文学史还是当代文学史。谢冕曾大胆地将先秦至今的文学分为古代和现代：1911年以前的文学为古代文学，1911年至今的文学为现代文学。这只是一种想象或预设，诉诸文学史写作实践还有待时日。在中国，改变一件事情的艰难不言而喻，但也有很多文学断代史。远的不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有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我参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等。还有诸多题材文学史如《中国知青文学史》，体裁文学史如《中国当代小说史》等。这种情况国外也普遍存在，比如《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等。因此，在文学史视野下研究新世纪文学是完全可行的。这些说法并不意味着为这一研究寻找历史的“合法性”。其实相关的研究早已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新世纪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有人称20世纪是“短20世纪”，20世纪到9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看法我们不去讨论，我要说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起码中国文学界使用的关键词、关注的主要问题等，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但是，由于时间的纵向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新文学现象和评价尺度等具体内容，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我的意思是，新世纪已经过去24年，如何在思想史上阐释20世纪中国的文明范型，如何预测新世纪中国怎样走出漫长的20世纪，可能是思想史家的工作。文学史研究虽然和思想史难以脱开干系，但文学史不是思想史。因此，在文学史视野下，20世纪的深刻影响不是我们难以摆脱，而是我们的重要参照。没有20世纪的文学参照，我们就难以说清楚我们身处的这个新世纪。

一、文学的“本体”和“事件”

“文学事件”与“文学史事件”，这两种“事件”都与文学有关，但并不完全相同。“文学事件”是指与当代文学有关的“事件”。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萧也牧的批评，《文艺报》的“三大批判运动”，批“丁陈反党集团”等，它们都写进了文学史，但在当时都属于“文学事件”。所谓文学史“事件”，是指与文学史有关的“事件”。比如1952年8月30日《文艺报》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1958年北京大学的文学史编写，1985年唐弢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1986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7年陈思和、王晓明的“重写文学史”等。这些“事件”直接与文学史观念和编写有关，和“文学事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文学事件”本质上都是“政治事件”，不单纯是文学或文化事件，背后都有鲜明的政治性。“史学化”的强化，削弱了文学史的“本体性”。文学史的“本体”应该是什么？朗松强调，文学史认识的主要客体，应该是文学作品。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讲述——其谱系和传承关系、创造性、新的审美经验、文本分析，是文学史的“本体”。一个可以佐证的现象是，文学史的编纂，都一定要配套作品选。近年出版的鲍鹏山的《中国人的心灵》，从《诗经》讲到《红楼梦》，共有52个作家、作品、流派群体，基本是以作品为主，并断言这是“中国人的心灵史”。他的一些断语是否正确、是否被古代文学史界接受，是另外的问题，但他讲了文学史的“本体”，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从这部文学史，我们也可以看到，鲍鹏山没有更多地讲述“历史”，也没有“文学事件”。在建构文学史时，他选择的基本都是文学经典作家和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他对古代中国人心灵的理解。这种方法，古代文学可以做到。因为古代文学已经经过了历史化和经典化，有公认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但当代文学史要困难许多。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还没有完成，因此有“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一方面，最近我们也看到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中’的中国文学”，采用了编年体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朴素流动”，然后“选定时间、议题，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他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他在意的是对话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王德威的体例中也有“文学事件”，比如“1952年文学史的异端”“重写文学史”等。或者说，文学史著作对当代“文学事件”已经注意到。另一方面，比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基本都是以“文学史事件”“事件的文学史”构成“当代文学思潮史”。

二、重新发现“过去”的价值

对当下文学的研究，是任何时期文学研究面对的最切实的对象。新世纪文学研究也概莫能外。新作家、新作品、新现象不断涌现，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新出现的这些文学是当代文学研究者急需做出回应和评价的。而且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是否在文学现场，决定了他的文学视野、学术眼光的不同。我们知道，对当下文学现场的熟悉和了解，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待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通过现在发现的。没有对当下文学状况的了解和研究，就谈不上对历史的发现；同理，如果不了解文学的历史，试图更准确地对当下文学现场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是不可能的。

对文学现场的评论和研究，也包括对“过去”文学的重新评价。现在有很多学者钩沉当代文学的史料，这非常重要。虽然我们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但由于存在我们难以超越的各种局限，当代很多史料并不掌握在我们手里。随着历史发展，一方面，部分地、有条件地钩沉当代文学有关的重要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准确地书写当代文学史；另一方面，文学史资料不仅指那些尚未被发现的、有助于认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乃至一个时期有价值的资料，也更是指文学作品本身。对文学作品不断地阐释和发现，是重写文学史的根本所在，也是文学经典化不能超越的过程。因此，文学“本体”是最重要的文学史资料。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不同时代也有对文学重新发现的可能。特别是那些由于时代的原因被低估的作家作品。打捞那些被低估、被边缘化的作家作品，纠正通说，发现边缘，是最重要的文学史视野。事实上，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趣味和评价的标准尺度，都有自己热爱但没有得到公正评论的作品。时间是最公正的标准，多年之后，我们可能对很多作家作品做出新的理解和评价。这也是文学史的对话方式之一。就近40年的文学而言，在我的视野里，比如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阎真的《沧浪之水》、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艾伟的《风和日丽》、宁肯的《天藏》、董立勃的《白豆》、葛水平的《裸地》、林白的《北去来辞》、陈彦的《装台》、付秀莹的《他乡》等，无论这些作品是否获奖，重要的是研究者对他们的注意和研究不够，可能使这些小说逐渐滑向边缘而被我们彻底遗忘。因此，“发现边缘”应该是文学史研究者特别重要的眼光和能力。当然，这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文学史研究经典化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被“高估”的作品，这个指认有很大的风险，但文学史研究的纠正通说，也包含了对“高估”的纠正。当代文学史不断淘汰的那些曾经被高度评价的作品，就是对“高估”的纠正。

过去的并不是要遗忘的，只有发现“过去”，才能发现现在和未来。这是历史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否则我们就会陷于进化论的泥淖——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我们在认真学习经典的同时，也要识别过去的生活，哪些是今天不具备和缺欠的。比如，通过观察《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对具体生活细节的描摹，包括对劳动场景的书写，可能会发现今天小说的浮泛和虚空。今天乡土文学创作的不断式微，一方面是时代发展使然：在城市人口不断扩大，甚至已经超过了乡村人口的今天，乡村生活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时代已经终结。即便是写到乡村，更多的是从乡土奔向城市的路上。城乡交汇的生活成为书写的主要对象，但这不意味着乡村生活的彻底消失，起码还有“新山乡巨变”主题写作在倡导。集体化、合作化的乡村生产劳动场景没有了，作为个体农民的劳动境况我们还很少看到。这背后隐含的是作家对今天乡村生活变化了解的匮乏。这就是历史让我们发现了今天。

另一方面，从文学史意义上说，还有我们没有发现或缺乏研究的领域。比如“新世情”小说，它是正史之余，也在正史之内。但这个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邓友梅《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以及天津的林希、冯骥才等作家的创作。那时是文学与生活极度胶着的状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是时代文学的主旋律，几乎所有作家都与时代齐头并进，急切表达对生活变化的态度和立场，文学履行了时代晴雨表的职能。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文学也有自身的传统，这个传统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彻底丧失。因此，邓友梅1981年发表的《话说陶然亭》、1983年发表的《那五》、1984年发表的《烟壶》，就是80年代的一个文学奇观。这三部作品分别获得了当时的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应该说，那个时代的包容性，以及评委对这些作品的认知，并没有在后来的文学史中得到应有的评价。而它对引领后来文学接续世情小说传统起到的作用却是非常巨大的。这也告诉我们，即便在文学与生活和政治的蜜月时代，文学仍有另外的潮流在边缘处缓缓流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因此，即便是研究新世纪文学，对“过去”的发现，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发现“过去”，就是同历史对话。这是包括当下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没有成为过去，它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所谓文学史意识，就是从今天看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历史看今天，有比较才有鉴别。经典化是文学史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曾经“发明”了一个概念——“文学史经典”，这是和“文学经典”不同的概念。“文学史经典”是指经过历史的淘洗和不断的历史化——不同时代文学史家、研究者、读者的对话，成为文学典范的作品。这些作品成为我们的文学遗产和学习、参照的标准。“文学史经典”还是指在文学史视野中必须提到，却不是“文学经典”的作品，否则一个时期或一种文学现象、思潮就无从谈起。比如《我们夫妇之间》，它不是“文学经典”，但如果不谈到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批判运动就无从讲起，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关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趣味的新时代；再如《班主任》《伤痕》，也不能称为“文学经典”，但如果不讲这两部小说，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不仅不能命名，也无从谈起。因此，文学史的写作既要写“文学史经典”，更要有经典化意识。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到话剧时，只提到了一个作家和作品，就是老舍的《茶馆》。从中可以看出洪子诚对文学经典的审慎。这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学史。针对当下或新世纪的“文学经典”，我们只能用文学评论的方式去指认，这个指认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同时也带有其他时代不具备的感同身受。许多年过去之后，后人重新评价某部作品时，总会看到当时有历史眼光的评论家是怎样评价的。一如我们读到李白，总要了解杜甫和他同时代人是怎样评价李白的。因此，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的经典化尽管困难重重，但确实是一个不能忽略，以后也难以超越的过程。

三、思潮和事件

新世纪目前只有24年的历史。社会历史环境和当代文学发展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当代文学思潮和事件的频繁发生。文学史选择怎样的思潮和事件，就是文学史家的眼光。在我看来，这 20多年来值得关注的重要文学思潮和事件可能有以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