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明的崩溃与重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总体性中国叙事核心情节的乡村故事，面临着诸多挑战。新现实、新经验与新观念不断冲击着原有的文学版图，而乡村经验保有者的日渐老去，也让乡土文明崩溃的预言不绝于耳①。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叙事虽不断生长出新的枝杈，但同样没能脱开悲愤、伤感、嘲讽的情感窠臼②。碎片化的乡村图景更是难以为继。而在愤懑的批判之余，“最后的乡土”也不断展现它的挽歌情调，这是启蒙主义的乡村叙事留给我们的遗产。在此批判与怀旧的情绪裹挟中，新的想象方式在不断酝酿，寓言式的凝缩与概括固然是突围之道，但终究问题重重。返乡式的下沉与非虚构的直陈恰是一次及时的自我疗愈，其所带来的乡村叙事的生动与真切，亦是出于对此前弥漫的想象性乡土叙事的不满和反拨。我们不难感受到，乡村叙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启蒙文学观念已然呈现出不可挽回的裂解之势。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幸见证了近年来当代乡村叙事的真正蜕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不断催生的乡村新现实早已徐徐展开，我们也在期待深入生活的真正践行。层出不穷的乡村新人正试图获得其典范意义，但传统的因袭总是如影随形，真正的时代新人仍隐没在无名的角落，等待被发现。我们为之忧心忡忡的乡土文明，固然在启蒙话语的裹挟下轰然崩溃，却终究在“乡村振兴”的话语浸润中奇迹般重生。这些构成了我们观察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的绝佳角度。

一、启蒙主义乡村叙事的当代流变

根据研究者的考察，“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体现在乡村叙事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以鲁迅为代表的“基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现代性启蒙叙事传统”、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基于诗化审美视角的审美现代性启蒙叙事传统”。前者通过贬抑、排斥和批判“老大中国”的麻木和愚昧，使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的叙事观念深入人心，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启蒙立场也得以建构。后者则通过深情的抚慰，试图从审美的角度，以现代语言和感知方式，“激活古典文学中将乡村作为田园风光的写意画式的叙事传统”，由此发掘“闭塞蒙昧的乡村世界的诗意和美”，进而开创“审美现代性的启蒙传统”③。这里所提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几乎主导了现代文学的乡村叙事。而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柳青、赵树理和李准等人革命的乡村叙事宣告终结后，这两种启蒙传统又卷土重来。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叙事，叶君在“乡土”和“农村”之外所提出的“荒野”和“家园”概念，也恰恰是这种“文化批判”和“诗化审美”的生动体现①。现在看来，无论是刘恒《伏羲伏羲》里的洪水峪，还是刘震云从《头人》到《故乡天下黄花》里的马村和申村，抑或杨争光的《赌徒》《黑风景》《棺材铺》等作品中的村庄，乡村的荒野想象所折射的人性荒芜，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民性批判的极端化表达。

进入新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奠定的两种乡村叙事传统依然在发挥效能，并不断生长出新的叙事枝杈。首先，从基于文化批判式的启蒙叙事传统来看，值得重视的首推曹乃谦。这位以自然主义乡村叙事闻名的山西作家，以一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2007）将乡村的丑陋奇观展示得淋漓尽致。事实上，这部小说集的主要篇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发表，并在当时被汪曾祺等人高度评价，也成功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注意。然而，这部被誉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集，迟至2007年才出版，并再次引起文坛轰动。现在看来，“温家窑风景”生动呈现的人性奇观，或许正是20世纪80年代所流行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再次回响。

此外，新世纪之初“底层写作”中“乡下人进城”的悲歌，以及由此而来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方式，也可视为文化批判意义上启蒙叙事的生动再现。贾平凹的《高兴》（2007）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2007），讲述的都是乡下人进城的艰辛故事，只不过前者将其悲剧化，后者将其喜剧化，呈现出哀矜与反讽的不同叙事格调。《高兴》里刘高兴是老实巴交的拾荒者，为了生存将自己的一个肾卖给了城里人，他的故事反映的是进城务工者的生存现状。比起缺了一个肾的刘高兴，同乡五富则是把命丢在了城里。刘高兴想尽一切办法，只求将五富的尸体运回清风镇，这个细节也是电影《落叶归根》（2007）的主要情节。这些人是城市里卑微的抗争者，最后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在近作《河山传》（2023）里，贾平凹再次写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这也足见乡村与城市的矛盾正是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的当代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者会从罗山、兰久奎的发迹史和洗河的温饱史中，想象乡下人进入“现代”之路是何其艰难②。

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2016），同样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从乡村到城市，小说让读者随主人公命运的起伏感受现实的残酷与震撼。小说通过汪长尺的命运悲剧，来强攻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从乡间来到城市的失败者形象，作者不惜将所有想象得到的苦难都加诸他身上：大学录取资格被冒名顶替；辛苦工作却遭遇包工头卷款逃走；为了钱给人顶罪；遇到不公只能认命。乡下人进城的常见表述，在这部表现底层命运的小说中得到了集中展示。然而，小说更加悲苦的地方在于，汪长尺其实是遭遇了大学录取资格被冒名顶替后才有此命运。面对这一切，汪长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于绝望之中对命运惊世骇俗的反抗。他决定将“篡改的命”篡改回来。小说最后，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顺利留在城市，过上他认为的理想生活，竟然将孩子送给了“富人”（也是自己的仇人）收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定点投放”，也是寄望于后代的“重新投胎”。他这一辈子无望的命运，只能将未竟的理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终究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绝望抗争，于荒诞之中包含着无尽的悲苦与无奈。

东西似乎擅长写这种“欲说不能欲哭无泪的悲”③。小说中的汪长尺让人想到太多的人物，比如《人生》（1982）里的高加林、《涂自强的个人悲伤》（2013）里的涂自强。通过这些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我们得以索解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精神图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探讨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个时代的底层而言，个人奋斗是否依然可能？这当然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严峻追问。某种意义上看，《篡改的命》中的汪长尺其实延续了涂自强的问题。在东西这里，小说探讨的是“屌丝”的命运究竟能否逆袭的问题，通过人物的命运流转，来讨论这个极为严肃的社会议题。《篡改的命》里的人们如此渴望城市，逃离乡村，然而城市又绝非完美之地，城乡对峙的紧张总是在小说的紧要关口悄然呈现。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谈道：“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活。”①城市在给农村人以金钱利益和幸福许诺的同时，也使他们的个人自主性丧失殆尽，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其中的缘由恐怕正在于雷蒙·威廉斯那本影响卓著的《乡村与城市》所昭示的，“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城市与乡村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严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②。城市与乡村的这种二元对立，也正给予作者决绝的批判姿态。

当然，在愤懑的批判之余，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也不断展现出它的“挽歌”情调，这种乡愁式的乡村写作同样是启蒙主义文学留给我们的遗产。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作家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乡村向都市转移。在如今活跃的当代作家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乡村叙事者，已然成为最后的乡村经验的拥有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一路凯歌，乡村世界在当代作家笔下更多展现为一种回忆和缅怀的对象。作家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心中的乡村，并以深沉的情感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最后的挽歌。从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到阿来的“机村”，从贾平凹的“清风街”再到孙惠芬的“上塘村”，他们所撷取和展现的多是一种回忆性乡土，这类似于沈从文笔下富有诗意的湘西世界，又隐现着鲁迅意义上侨寓者的乡愁。对他们来说，乡村世界铭刻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写作就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故乡”，这是叙事者历史建构的缘由，更是他们自我抒情的契机。

贾平凹的《秦腔》（2005）是要“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而写小说也是“为了忘却的回忆”；阿来的《机村史诗》（2018）是为了给村庄编织一部当代村落史；孙惠芬的《上塘书》（2004）以地方志的方式给上塘村的人文地理留下了一张完整的历史图绘；格非携《望春风》（2016）“重回时间的河流”，《望春风》以半个世纪中国乡村中的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为焦点，对逝去的故乡故人作了告别。对小说而言，历史的遗民节节败退，但伦理秩序的维系却令人感怀。在格非这里，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村庄、人物消失了，几千年来建立在乡村伦理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社会突然间只剩下了废墟。格非一边“看废墟在倒塌”，一边匆匆“在废墟中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切”。格非其实是在旧村庄的分崩离析中，思考着对于当下书写的切入角度，“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③。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赵兰振的《夜长梦多》（2016）中，只是在后者这里，乡村的神秘与神性，取代了前者念兹在兹的乡愁。小说以嘘水村的自然人事为中心，讲述南塘野地的神秘与雄奇。那些层层叠叠的神秘气息弥漫开来，毫无来由却令人猝不及防。我们的主人公，那个乡村月夜里孤独游荡的少年，带着他的忧郁与感伤，步入令人嗟叹的无尽黑夜。他的无端蒙冤和刻骨创痛不禁令人感慨。小说以深情的笔墨，书写乡村的历史与现实，铭刻那些需要被郑重缅怀的历史创伤，以及永难磨灭的个人记忆。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小说拼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更多时候，乡村其实寄托了作家个人化的人生追忆。周瑄璞的《多湾》（2015）堪称一部女性命运之书，小说讲述了百年来女性的物质困顿与精神求索，由此也精妙照见乡村历史一路走来的悲苦、余悸和欢欣。正如作者所说：“我应该用我的笔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出来……我相信它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出普通中国人走过的路。”①在长篇小说《芬芳》（2023）中，周瑄璞试图以更大的艺术野心囊括起整个前杨村，书写更大范围的家族历史变迁。小说通过展现人物群像，呈现大时代的广阔面貌。小说用大量篇幅描绘乡村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如河水一般无尽流淌的日常生活，展现传统乡村的独特面貌。更重要的是，小说借此让人看清与小说主人公相似的无数同时代人，他们从遥远年代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这也正是《芬芳》带领我们“回望艰难岁月，细嗅泥土芬芳”的意义所在。

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伤害是极深刻的，面对如此深刻的变化，文学势必有所反映。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2021）虽讲述了一个貌似传统的历史故事，情节中却有着别样的深意。《十月的土地》与典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略显不同，这里有着一个极为怪异的主人公，小说里的章文德是一位不愿意读书，只愿意种地，一心一意要当农民的人，这是一直以来“耕读传家”或“出走革命”传统的一个例外。小说极为任性地将几乎所有读书人都设置为负面形象。小说里的读书人章兆龙，常把“仁义礼智信”挂在嘴上，但“城府太深，心肠太硬”的他，常被人称为“笑面虎，心里毒”。另外，偷偷看古书，渴望成为“有文化的人”的小成子肖成峰，最后也果不其然地当上了汉奸，似乎只有庄稼把式才是诚实可靠的人。这固然是“负心最是读书人”这一朴素的乡村伦理的生动体现，却也意外达成了小说竭力呈现的土地性。小说里章文德的神奇之处在于，他懂得无数的农谚，对于农事无比精通，甚至有着近乎迷狂的兴趣。他只想“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即使被卷入革命，也只是为了保护土地。这是一个并没有什么阶级觉悟的革命者，也是被20世纪中国革命所批判的“小农经济”和“庸人哲学”的生动代表。但作者却有意通过这个人物将小说与所谓的“现代”拉开距离，无论这个“现代”指的是革命还是启蒙，他执意要退回到一种对于土地的“原始的激情”。为此，小说从革命退回到保守，从科学退回到迷信，从人文主义写作者所执着追求的“超越的人性”，退回到一种朴素的土地本位主义。小说恰恰要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为土地唱一曲深情的挽歌。

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文化批判意义上的启蒙叙事和诗化审美意义上的乡愁叙事，有时候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更为常见的状况是，两种不同情感兼而有之，融合成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付秀莹的《陌上》（2016）致力于乡村世界现实层面的描绘，小说开篇的“楔子”便在高远的意境中展现了芳村的四时景致与地方节气，诗情画意的笔调寄予着浓郁的乡愁。然而小说展现的并不是一派和谐安宁的乡村世界，而更多是现实的冷峻与苍凉。它以乌托邦的方式开头，却以反乌托邦的样貌切入乡村，那些高远的乌托邦想象，似乎一遇到现实就会宣告破解。在《陌上》这里，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女性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她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更令人心酸。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