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中非合作：逻辑动因、历史基础与现实需求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非合作  全球秩序  西方霸权  多极化世界

1875年，法国哲学家勒南赤裸裸地提出：“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霸权，异族的国家必须重新成为奴隶农业劳动者的国家或工业劳动者的国家。”[1]这是19世纪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观。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国会两党议员开会讨论移民制度改革时谈到来自非洲和海地等地区和国家的移民，质问美国为何要接收这些“粪坑国家”的移民。[2]在美西方国家，诸如此类说法和做法不胜枚举，可见种族主义幽灵死灰复燃。从历史的延续性看，全球秩序仍由西方主导。然而，各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变局正处于关键时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刻不容缓。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全球南方”，中非合作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全球秩序转型的现实需求。

体系改革的逻辑动因：世界变局处于关键时刻

近代以来的全球秩序建立在殖民统治的基础上。二战结束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美国通过实力展现和政策安排取代老牌帝国，开始垄断全球治理，包括规则制定、信息传播、实践运作等。这一秩序沿袭了殖民时期的格局：以西方/白人为主的统治集团（包括其在南方国家的代理人）与受政治压迫、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的“全球南方”国家。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整体力量不断增强，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呼声日益强烈。理想的全球秩序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倡导公平、公正和包容的原则，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伴随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世界迎来出现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刻不容缓。2021年9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警告：世界面临“关键时刻”，“一切守旧可能导致全球秩序崩溃，陷入一个危机不断、赢家通吃的世界”，“全球不安主要源于持续的贫困、饥饿、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收入保障，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一方面，人类大家庭55%的成员，即40亿人离赤贫仅一步之遥；另一方面，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十大富豪的财富总和增加了5万亿美元”。[3]美国前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傅立民指出，“五个世纪的欧洲—大西洋霸权已经结束……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一个关键时刻”。[4] “关键时刻”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西方文明深陷悖论，“全球南方”自立自强且反对霸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追求建立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

一是西方文明深陷发展悖论。近代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将文明概念政治化，即“西方/欧洲人文明，他族野蛮”，这构成殖民话语的核心部分，也成为征服和剥削他者的工具。近代以来，国际社会被塑造为“一个由文明国家组成的排外性‘俱乐部’”，其他“非西方国家组织社会”或“非欧洲区域”只有在这些文明国家的认可下，才能获准加入国际社会。[5]然而，“文明”国家的发展已是千疮百孔，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上形成的三个悖论。首先，“文明”国家损害自然和破坏环境的程度更高。西方工业化伴随着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6%，却制造产生了全球34%的垃圾，且发达国家一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数量惊人的“洋垃圾”。其次，“文明”国家残害生命的手段更残酷。由发达国家引发的战争此起彼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迭代，20世纪以来发生了约20余次大规模战争。一战导致士兵死亡850万人，平民丧生约1300万人。二战伤亡人数约为1.3亿。再次，“文明”国家的年龄标准化自杀率最高。自杀涉及社会、心理、生物因素等综合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高收入国家的年龄标准化自杀率最高（每10万人中10.9人）。[6]由此看来，文明不由环境决定，但受环境制约；用物化标识（如驯养、建筑、武器、冶炼、语言、宗教等）作文明定义的普适性存疑。[7]

二是“全球南方”自立自强且愈加反抗霸权主义。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表明美国霸权地位开始动摇，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实施了一系列错误战略，使自身加速走向衰落。在此背景下，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力量不断壮大，呼吁和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愈加重视维护自身主权和发展权益。例如，美国希望在非洲设立美军非洲司令部，意在以反恐为名加强协调其在非洲的各种军事行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以及制衡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此举遭到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强烈反对。2007年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元首委员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外国在马格里布和其他非洲国家建立军事司令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也表示不愿意接纳美军非洲司令部。最后，美国只能将其非洲司令部设立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近年来，非洲国家对西方霸权的反对声浪此起彼伏。2023年底，在尼日尔政府强烈要求下，法国被迫撤出最后一批驻军。2024年，乍得和尼日尔的过渡政府陆续要求美国撤军。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操纵地区局势。2024年7月23日，《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正式签署，彰显了中东国家团结自立以应对地区变局的决心。

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追求建立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等理念和方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2023年10月，来自150多个国家和4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令西方政客患上“红眼病”。2024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召开“条条大路通北京？中国的全球发展攻势”听证会，寻求对抗“一带一路”的方案。然而，西方对“一带一路”的攻击和诋毁，无法阻止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这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欢迎和认同。到目前为止，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吸引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多中心世界、多元文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人类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对非洲产生积极影响。2022年非洲青年民调和2023年盖洛普在非洲的大国认可度民调显示，非洲民众对中国的认可度已超过美国。[8]席勒研究所研究人员比灵顿指出：“全球格局发生了彻底变化，金砖国家现在团结起来反对英美国家和北约的战争政策和制裁政策，而基本上整个‘全球南方’都在公开加入或至少与金砖国家及‘一带一路’合作，持续冲击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霸权地位。”[9]事实上，早在2011年，历史学家弗格森就已指出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并表示：“文明冲突可以避免，不同文明可以共存甚至融合；世界权力的天平正在从西方向东方倾斜，威胁西方文明的不是其他文明，而是西方自身的问题。”[10]面对长期积累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人们认识到，“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各种问题”。[11]国际秩序确实处于“关键时刻”，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刻不容缓。

中非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同理，任何过去了的事都是历史，包括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中国与非洲的历史境遇相似。对人类起源的问题仍在探讨，但非洲和中国在不同阶段的贡献不容否认。[12]最早独立发明陶器的四个地区分别位于中国的长江流域（约公元前18000年）和黑龙江流域（约公元前14500年），非洲的尼日尔—刚果语系的马里地区（约公元前9500年）和尼日尔—撒哈拉语系的中部非洲（约公元前8000年）。制陶所需熔点（1850度）与冶炼金属相同，非洲多个地区还独立发明了冶金技术。这些技术远早于欧洲。[13]中国与非洲的悠久文明曾受到欧洲人的钦佩。探险者戴珀谈及17世纪的贝宁王国：“他们有自己法律和组织完善的警察，他们与来到他们中间做生意的荷兰人以及其他外国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并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友善。”[14]同样，启蒙时期的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对中国的仰慕尽人皆知。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如集体主义、平等意识与宽容等。[15]集体主义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延续了数千年。集体主义在非洲有不同表达方式，如地方自治（斯瓦希里语中的Ujama表示非洲传统社会中的互助合作和平均主义）、村社主义（Communalism）、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非洲谚语“独行快，众行远”，则蕴含非洲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非洲联盟的共同价值观分为四个层次：个人、国家、区域和大陆。从国家到大陆都是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现。[16]同时，中非价值观均强调平等和共享。这一概念蕴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非洲共有价值观强调“在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共同分享”“尊严与尊重”“正义”“公平感”“人人平等”。此外，中非均强调包容，反对某些国家按照自身标准评价别人。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高度契合，为中非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内核。

近代以来，殖民体系剥夺殖民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基本人权，由欧洲人主宰世界并使不平等理念成为法律，殖民统治给中国和非洲人民带来了相似的悲惨遭遇。在此背景下，非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列强的入侵并遭受了残酷镇压，如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大陆地区）的马及马及起义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反殖斗争中，中非双方互相支持。1908年，摩洛哥爆发反法斗争。孙中山赞扬摩洛哥人民，“不甘与孱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发奋为雄，以拒外兵，以复昏主。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么民不畏也，惟有万众一心，死而后已。” [17]这一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也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1934年年底，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发出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密令，埃塞向国际联盟求助。彼时中国同埃塞处境类似，此事迅速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当时的国民政府加入了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制裁，中国共产党则发表声明号召国人向埃塞俄比亚学习，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非殖民化进程最终以英帝国的崩溃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为结局，并通过国际法确定了殖民体系的非法性。[18]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这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非殖民化进展顺利，但联合国《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简称《非殖民化宣言》，又译《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出台并非易事。大会原有成员仅限于反法西斯同盟的战胜国。1960年接纳的19个会员包括16个非洲国家，此前已有10个非洲国家，大陆已有26国加入联合国。[19]非洲国家的加入使非殖民化的力量大增，集体聚合力产生了运用政治战术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当时有三个常任理事国仍保持法律意义上的“殖民”关系，其中任何一个均可行使否决权。《非殖民化宣言》的支持国家决定选择在大会而非安理会进行投票。作为成员国的新独立非洲国家推动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12月14日顺利通过《非殖民化宣言》。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1961年成立，当时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了反击联合国内部分反华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决定对香港和澳门采取不算殖民地、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方针，非殖民化特委会表示不理解。1964年，非殖民化特委会将港澳纳入非自治领土名单以及讨论港澳问题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在时任主席国马里与坦桑尼亚和突尼斯的帮助下，将港澳问题排除在殖民地以外，使其作为中国内政而免除联合国的干涉。[20]这是中国与非洲合作，巧妙地利用联合国这一全球治理机构捍卫国家主权的典型范例。

西方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全球思想体系——语言、宗教、历史、哲学、政治等。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非殖民化将是长期任务，意识形态特别是思维方式和相关概念的非殖民化任重道远，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继续摧毁非洲认识论的情况下。[21]非殖民化与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相连，是近代以来首次涉及全球治理的一场伟大革命。

中非合作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需求

尽管殖民地赢得独立，但随后延续的全球治理体系和理念仍由西方掌控。西方对南方国家的歧视根深蒂固，并以“科学进化论”和“哲学理性主义”的名义将这种歧视合理化。为了维系自身霸权，美西方极力把控实现现代化的话语权，给后发国家开出各种西式“药方”。然而，美西方强加给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无视相关国家自身实际，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中无法自主掌握社会转型或发展，造成“水土不服”。这种由美西方操控的“现代化”强盗逻辑，目的在于维持双方的不平等关系。南方国家发展遭遇瓶颈，最不发达国家数量从1971年的24个增加到2023年联合国承认的46个，南北差距加大严重影响了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