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国家”视域下的现代化与世界体系变革

【关键词】政党  国家形态  现代化  世界秩序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革的最大动力之一是政党，政党通过组织国家和发展国家而改变了世界秩序。然而，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政党只是宪政、政府下面一个类似利益集团的二级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鲜有一席之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背离，无疑会让那些习惯了西方理论的人看不清现实，更难辨未来走向。比如，全球化到底是在退潮还是在以一种新的模式涌现？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方向，那么自然就会认为自由主义的退潮就是全球化的逆流。但是，如果审视政党改变世界秩序的历史与现实，就会更好地理解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正在掀起一轮新型全球化浪潮。

政党与国家形态塑造

传统视野下，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国家，因此外交哲学中对国家行为的研究和理解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作为国家主权代表者的政府首先要维护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这是新旧现实主义以及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然而，如何维护国家利益，“认知”又很重要，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又一宗派，即建构主义思考的重点。这些都是传统视野下的国家。

文明脉络上的国家，国家利益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但是，如何看待尤其是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不同文明脉络上的国家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在社会史即“多统”势力共存并奉行丛林法则的文明体系里，竞争性、对抗性争夺资源就是其与生俱来的政治观或者文明观，诞生于这种文明体系中的国家如果主导世界并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样的世界必然是不安宁的、战争频发的世界。相反，在政治史即大一统的文明体系中，致治、民心是最高法则，治平世是其初心，其政治观完全不同于社会史形成的政治观。

文明基因意义上的国家在近代演化成不同的类型，在西方形成了著名的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基因色彩较重。然而，在国家建构进程中，政党作为国家组织者出现了，从而赋予国家新的形态。

在新文明形态中的国家，国家既是利益的代表者和表达者，也是文明的传承者。但是，“文明”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发展的、动态的，新文明观会赋予产生于古老文明的国家以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政治理念，使古老文明焕发青春活力，使诞生于不同文明体系的国家可能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追求，进而改变世界政治的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新文明观，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这样一类新政党，赋予产生于东正教文明的俄国和产生于中华文明的中国新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追求，政党在改变国家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秩序。“政党国家”相对于“民族国家”更具文化根性和使命属性。

政党与现代化模式创新

现代化浪潮是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大转型，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化波次中。第一波现代化发起者无疑是掀起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其推动力量是商业集团，到19世纪末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化。第二波现代化的发起者则是追赶英国的德国、日本等国家，其推动力量是以官僚集团为主的国家力量。从发展的社会科学体系看，这两波现代化过程分别催生了反映资本家利益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以论证其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性。

与德国、日本同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还有俄国（始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中国（发轫于洋务运动）。1894—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证明两国的现代化模式无效，两国有识之士迫切寻找新的现代化模式，即如何将国家更有效地组织起来。最终，俄国和中国都走上了政党主导的现代化道路。

为什么是政党？首先，这两个国家的商业非常落后，商业集团担当不起组织者角色；其次，国家处于失败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强力部门不再服从政府的调动，而中国自北洋政府成立不久就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在这种态势下，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者去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政党”是时代的呼唤，列宁系统阐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原理和政党组织国家的理论，相比于此前的组织国家的君主制模式、贵族制模式和宪政主义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并组织国家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和全新的模式，所以亨廷顿极为推崇列宁，认为列宁才是真正的权力大师和政治学鼻祖级大师。[1]

为什么是列宁主义政党？从一开始，世界上大多类型的政党都是利益集团式的交易型政党，这样的政党无法有效组织国家，也无力推动现代化。1800年美国的选举活动中，政党第一次以组织选举的力量出现，由此拉开了世界性政党政治的帷幕。服务于选举的政党难免沦为掮客型政党，它是宪政主义体制下的一种交易型政党。这种政党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越来越普及。不同于掮客型政党的利益交易，以《共产党宣言》为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是一种使命型政党，其长远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但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党因长期浸泡在议会政治中而出现“修正主义”，从使命型政党蜕变为交易型政党，它们无力也再无愿望去解放全人类了。在与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列宁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一度困扰苏共，争论的答案是肯定性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苏共走上了被后人诟病的“斯大林模式”——集权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有目共睹，但一个常识是，不能简单把苏共领导等同于“斯大林模式”，如果没有苏共有力领导，苏联能否实现现代化？不能实现现代化的苏联能否存在并继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段历史虽然充满争议，但确实是历史前进的重要阶段。苏共首先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并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镜鉴。

苏联解体是苏共的失败，也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半途而废的镜鉴。苏共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没能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长期的、过度的集权化抑制了社会活力；在寻找出路时走上西方政治道路，将使命型政党演变为交易型政党，实行党争民主；党争民主招致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合法化，国家因此四分五裂，苏共也失去执政的合法性。

同样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1921年成立时的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也可以说是苏联推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解放全中国”只是使命型政党的初级目标，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建设新中国”。而在中国大地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又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中华文明的一个优秀政治传统就是治国理政上的贤能主义。“德才兼备”是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比如，组织部门选拔干部的基本原则是德才兼备，统战部门则负责联络党外的贤能人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汇聚了党内外各界别的贤能人士共商国是。贤能主义赋予使命型政党以动力，使其使命能达。没有各层级、各方面的贤能人士，再伟大的使命都难以落地。

贤能主义的价值关怀是民本主义，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优秀传统。民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具有极高的契合度，从而使一个使命型政党不可能脱离人民群众。事实上，“群众路线”体现的是根源于民本思想的民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力保障。民本思想虽然有几千年历史，但说到底只是一种思想，最多是一种关怀民众的政策，比如轻田赋。在民本思想中，“人民”永远是一种政治客体。但是，群众路线则是一种决策和工作方法，最后演变为制度，并催生了若干体现人民群众主体性的“人民群众团体”，诸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等群众团体，使各层次、各方面的群众关切都能得到有效回应。回应性是衡量民主程度最没有争议的标准。这样，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的人民民主有了几千年文明基因的滋养，中国的民主模式堪称“民本主义民主”。[2]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有了贤能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历史文明基因作为丰厚土壤的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才有可能。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明相结合的生动实践，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有着悠久传统文明的国家以新动力新活力，有着深厚传统文明的中国因马克思主义而大放异彩。国家是文明的最重要载体，如果国家羸弱，再伟大的文明也不会被尊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以诠释为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才有中华文明的重焕荣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仅把民众从客体变为主体，而且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使传统政治文明都得以更化。可见，在国家—政府—人民的几个根本维度上，中国共产党赋予中华文明新活力新气象。正可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改变国家，并通过与世界的互动逐渐改变世界面貌和世界秩序。

政党与世界体系变革

工业革命是世界政治的分水岭。约1700年前，尽管有大航海带来的贸易“全球化”，但世界政治依然处于“多中心”状态，诸如东亚的儒家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和大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工业革命很快将“多中心”的世界政治演变为“单一中心—半中心地带—边缘地带”，而且“中心”的属性发生了质的变换，从“文明中心”演变为“资本主义中心”。[3]按照《资本的年代》作者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到1875年，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胜利，即《现代世界体系》作者沃勒斯坦所定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言之，彼时世界体系的属性是资本主义的。

世界体系演变路线图大致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单中心世界体系形成期（1700—1900年）、世界体系剧烈动荡期（1900—1945年）、世界体系二元对立期（1945—1990年）、世界体系的单极期（1990—2010年）、中国步入世界体系中心地带时期（2010年至今）。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变革，往往充满战争与革命、霸凌与反抗的腥风血雨。在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时刻，无论成败，表面上是国家，其实都是政党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一，十月革命与世界体系的重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早已形成。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组织体系，有效率但也极度野蛮和不平等，因此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中，最为有力的资本主义批判者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还建立了改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推动的以“阶级”为主体的工人运动，但是“阶级”的宏大性和模糊性意味着组织“阶级”的行动是极度困难的事，而列宁则通过政党实现政治目标。

列宁主义政党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世界历史的里程碑事件，它根本性地挑战了经过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围追堵截和无情打压。一战后，代表自由主义的“威尔逊十四条”虽然也主张民族自决，但关键时刻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把德国在中国青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中国。只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受压迫的非西方国家伸张正义，主张真正的“民族自决权”即民族解放。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受压迫、被支配的穷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也是属于穷人的。穷人的国家为穷人代言，可谓天经地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巨大示范效应。有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形成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苏共失败与单极世界体系的再现。如果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那是因为苏共的政党能力。同样，苏联解体也缘自苏共的执政能力出了问题。比如，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教条主义状态，习惯于从经典作家那里寻章摘句而论述现实中的问题，与民众的心理认知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长此以往，党员干部群体心理麻木。这就是为什么在苏共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苏共党员普遍处于观望状态，任凭苏共这条大船沉没。因此，苏联解体其实是苏共失败的苦果，苏共的失败才使得世界又回到单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即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