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文艺的互渗
作者: 张维阳 汪奕蒙“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来源于说唱歌手董宝石的调侃,经由网友的热议、媒体的炒作和学者的辨析,逐渐成为继赵氏喜剧之后东北文艺具有标识性的词汇。其当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董宝石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近年来一些东北背景的短视频、歌曲、脱口秀、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作品风靡全国的事实,比如老四和张同学等人的短视频作品,李雪琴、王建国、呼兰和周奇墨等人的脱口秀,《漠河舞厅》与《野狼disco》等歌曲,“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以及《钢的琴》《白日焰火》《暴雪将至》《轻松+愉快》《无证之罪》《双探》等影视作品。
关于什么是文艺,鲁迅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鲁迅看来,文艺具有在精神层面引领和指引大众的使命,具有政治启蒙和思想启蒙的内在要求。显然,这些东北的以消费为导向的大众文化商品并不是文艺作品,董宝石所谈论的“东北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娱乐明星的自我标榜,以及对东北大众文化的集体营销。董宝石的命名,是娱乐明星向严肃文化的示好和比附,而被认为是严肃文化代表的“东北三剑客”,他们并没有拒绝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与合作,班宇对易烊千玺的线上回应、双雪涛和摇滚歌手梁龙一起参加谈话节目、班宇和董宝石共同接受商业媒体的访谈、双雪涛和郑执投身影视改编……这些都说明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开放心态。大众文化凭借作家提升了格调,作家借助大众文化实现了跨界和出圈,大众文化找到了提升品位的方法,作家发现了获取流量的密码,作家和大众文化实现了成功的合作。当然,这种合作并不限于作家与娱乐明星的互动以及文学的影视转换,在“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下,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幷置,这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的方式,在这个概念下,娱乐披上了文艺的外衣,文艺获得了大众的关注,各取所需,互相成全。
“东北文艺复兴”背景下东北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合作,没有停留在友好互动或抱团营销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内容层面的互相借鉴。对于“东北三剑客”来说,其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悬疑情节显然是对推理小说和悬疑电影的模仿,而经常应用的复仇模式,又是对武侠小说的致敬,细读其作品,可以发现大众文化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是东北的大众文化对文艺进行了学习,从而实现了趣味上的升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其显露出的现实主义倾向。
关于流行的大众文化,被誉为“英国流行艺术之父”的画家理查德·汉密尔顿认为:“流行艺术是大众的(为大量观众所设计)、短暂的(效果短暂)、消费性的(很容易被忘记)、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的(针对年轻观众)、睿智的、性感的、巧妙的、富有魅力的壮举……”作为流行艺术的参与者和实践者,理查德·汉密尔顿对流行文化的定义是描述性的。而文化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就要激烈和决绝得多,比如伊格尔顿,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的重要手段,“那种媚俗的大众文化,通过世俗的甜腻意趣填充当代人苦涩的心灵,不给人留下反思的空间,并使人将纸醉金迷的逢场作戏当作现实生活本身,从而以‘公开的谎言’掩盖了权力统治的实质,以幸福的许诺瓦解了人们批判和否定能力,平息了人们反思的冲动。”孟繁华将那些以娱乐为导向和目的流行文化商品称之为“大众艺术”,他认为:“大众艺术和幻觉文化一样,它既不关心你的精神焦虑,也不解决你的生存难题,它的文化消费性把你带到一个幻想的世界,它对世界和秩序的重新编码只满足你感官的愉悦和欢快。”严肃的文化学者对大众文化表现出了批判的态度,他们批判大众文化对现实的忽视与回避,认为大众文化是一包镇静的糖果,是一剂致幻的迷药,是束缚人们思想和批判能力的锁链。但近年来风靡一时的东北的大众文化,却显示出关注社会现实的一面,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随着新媒体大规模发展并普及,使其迅速成为大众媒体,也是大众文化传播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之一。短视频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内容传播方式,是从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视频短片。由于其具有生产流程简单和制作门槛低的特点,大量“草根”涌入短视频行业,有些成为广受欢迎的明星,被观众所追捧,拥有众多粉丝,其中出自东北的短视频从业者人数众多,广受欢迎,老四就是其中的代表。老四的短视频作品以情景剧为主,以其敏锐的观察和出色的表演“深度还原”一些社会当下的典型场景和典型人物,他的表演对于人物情绪的把握和细微心思的拿捏非常精确,有时他还一人分饰多角,无论男女老少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表演水准。内容方面,有普通人家的家长里短、企业同事的勾心斗角、朋友之间的相处交往、职场江湖的人情世故,还有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内容驳杂而丰富,涉及到市井社会的方方面面,呈现了具有烟火气的俗世生活的人间百态。人物方面,有快递员、服务员、保洁阿姨、保安大叔、搓澡工、装修工,也有店长、经理和老板,涉及到社会的不同阶层,但老四主要表现的是服务行业的普通劳动者、打工人,老四通过还原他们平日里的经历和遭遇,表现了他们生活的温馨与暖意、辛酸与苦涩。老四的短视频是现实主义的,呈现出一种“非虚构”的样貌,通过短视频还原了东北小城的社会生活,东北基层打工者的生存状态、东北普通家庭的生活样貌、东北的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都容纳其中,他的短视频作品以影像的形态,描绘了这个时代东北小城的浮世绘和风俗史。在最近的作品中,老四开始通过短视频塑造人物,通过系列作品,塑造了工作在洗浴中心的大堂经理形象。这些作品以洗浴中心为核心场景,表现在这里出现的各色人物,呈现在这里发生的各种故事,是当下社会的微缩景观。其塑造的大堂经理形象就工作于其中,他也叫老四,他每天要应对客人的各种需求和刁难,要解决员工和客人的冲突和纠纷,要想方设法满足员工的需要和诉求,还要满足老板的要求和考核,他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客人、员工和老板之间,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沟通能力和管理手段。当然,有时经理老四也会误解老板的心思,或者搞砸老板交代的任务,从而受到老板的贬损和惩罚。经理老四对上要谄媚,对下要笼络,对客人要殷勤,他有风光得意的一面,也有辛酸无奈的一面,经理老四的形象是对洗浴中心大堂经理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下城市普通打工人的典型呈现。老四的表演对城市打工人形象的塑造,已经超越了单纯反映现实,他勾勒和描述出了城市打工人具有共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表现了城市打工人群体的现实境遇。
老四让我们看到,短视频可以效仿文学,通过塑造典型人物,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董宝石让我们看到,流行歌曲同样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比如《野狼disco》这首2019年火遍全网的流行歌曲。董宝石说他创作这首歌时受到了班宇小说的影响,尤其像《盘锦豹子》这样的作品,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班宇的《盘锦豹子》,以子一辈的视角,勾勒了作为工人的姑夫不幸的一生,工伤、下岗、离婚,让他原本体面的生活支离破碎。班宇通过小说为那些失意的工人画像,为那些承担了历史重压的沉默者发声。董宝石通过具有叙事性的歌曲表现90年代东北的人与事,在《野狼disco》以及之后的《你的老舅》这张专辑中,董宝石塑造了一个失意的90年代初期东北中年男人的形象,他称其为老舅。老舅落寞、孤独,时运不济,却讲究排面与时尚,实力不够,只能借助虚浮的伪装,他对未来还有期待,但却不知如何争取和抵达,面对事业有成的同学,他找不到对话的方式,寻不见自己的位置,与其对话的只有家中的晚辈,面对晚辈的求助,他表现得高冷而疏离,其实背后是他的无力与逃避。他只能流连于夜场,逡巡于舞池,在酒精和音乐中获得暂时的麻醉。董宝石用连贯的叙事,通过描摹一个失意小人物的生活和经历,呈现了90年代后期东北普遍弥漫着的无奈和迷茫的社会情绪,激活和唤醒了人们对90年代东北的时代记忆。受文学的影响,董宝石没有像其他说唱歌手一样,注目于节奏、押韵、FLOW,一味地通过说唱张扬自我,标榜个性,而是以朴实的唱腔参与历史叙事,通过说唱记录和表现大历史中普通个体的失意人生,具有一定的历史感与人文关怀,从而与众不同。
如果说东北的短视频和流行歌曲处于反映现实的阶段,那东北的脱口秀,已经开始了批判现实的探索。近几年在中国兴起的脱口秀,和东北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脱口秀当然不是发端于东北的艺术形式,但东北的脱口秀演员在中国的脱口秀界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王建国、周奇墨、呼兰这几位出自东北的脱口秀演员,较早地进入到中国的脱口秀行业。后来,网红李雪琴也转战脱口秀,从短视频制作者化身脱口秀演员,也给脱口秀带来了新流量。这些出自东北的脱口秀演员用调侃的方式,讲述当下大城市中青年人工作的辛苦、加班的频繁、找对象的困难、生活的拮据等现实困境,表现了他们的身材焦虑、年龄焦虑、失业焦虑,以及与父母的隔阂等内心的困扰,真实地表现了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与心灵状态。他们不通过虚构塑造人物,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与现实遭遇就是他们的讲述对象,他们是这个时代大城市中普通青年的样本,他们通过讲述自己,勾勒出了大城市中那些疲惫的、焦虑的、有些颓丧、有些迷茫,又对未来心怀期待的青年人形象,还原了这个时代都市青年人的苦涩与忧伤、期待与向往。
当然,个人的经历总是有限的,此时,当下发生的社会现象以及思考,就成了他们讲述的话题。在讲述这些话题时,他们是慎重的,他们担心思想性内容的加入,会减损幽默的效果,从而失去观众,呼兰和周奇墨在访谈节目中,都谈到了对脱口秀思想性内容的困惑和忧虑。他们也认识到,脱口秀需要幽默,要好笑,但又不能只是好笑,作品要带给观众一些思考,这样才能提升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的品位,从而使其具有持续的魅力和生命力。呼兰虽然在采访中表示,脱口秀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笑不是生活的解药,只是一副生活的“麻药”,只能让观众通过快乐暂时忘记烦恼,但在段子中,他已经开始做出尝试,表达了对社会内卷和职场PUA的讽刺,以及对消费主义陷阱的警惕,让其表演在具备娱乐功能的同时,又具有一些批判现实的意味。但作为脱口秀的表演者,满足观众对幽默的期待是第一位的,观众不需要一个导师在台上布道,他们需要一个人群中和自己一样的人,通过自嘲,消解生活的烦闷与苦恼。可以说,让脱口秀同时兼具幽默性和批判性是很难完成的。周奇墨在《一日谈》对他的专访中谈到,脱口秀演员无法通过表演颠覆和重塑观众的思考与认知,甚至不能让表演启动观众的思考,这样会消解作品的幽默效果,从根源上动摇脱口秀存在的基础,从而失去观众,他认为脱口秀演员需要做的是让观众在尽可能少的思考中,发现和感受节目的批判性,脱口秀应该起到陪伴的作用,通过讲述,使观众在共情中欢笑。在此基础上,如果观众有潜在的思考,通过观看演出,思想被触发和点燃,达到与讲述者的反思与共鸣,这样可以促成思想的生长。通过呼兰和周奇墨的陈述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脱口秀演员的他们,一方面想讨好观众,用精彩的段子留住和吸引更多的观众,呈现好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思考脱口秀升格的问题,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谈到娱乐的危害:“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他们开始不满足于脱口秀单纯的娱乐功能,他们正在有意识地思考文艺与娱乐的关系。
在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上,东北的影视作品无疑走得更远。《铁西区》与《钢的琴》表现了90年代东北工厂的倾颓、工人的茫然、城市的萧条,使东北衰落的后工业时代景观被塑造起来,其作为一种具象的历史伤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企改革之后90年代东北城市的现实境遇。这种伤痕景观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和现实性,承载了改革年代沉重的历史记忆,在历史虚无主义弥漫的环境中,形成了强大的艺术冲击力。这种伤痕景观逐渐成为表现90年代东北城市的固定布景,被之后表现东北城市的影视作品所学习和征用。近年来,《白日焰火》《无证之罪》《双探》《雪暴》《暴雪将至》《胆小鬼》等多部关于东北的犯罪悬疑电影和电视剧风靡一时,这些作品把背景设置为改革年代的东北,使悬疑故事与改革年代的东北历史融合在一起,在讲述案件的同时,也表现了改革年代东北的失落与伤痛。这种现实场景+悬疑叙事的风格,是从《白日焰火》开始的。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以及最佳男演员银熊奖的加冕,让这部影片备受瞩目。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偏僻的东北小城,萧条空寂的街头,单调乏味的生活,罪案频发的环境,一派寂寥的景象。在这样的小城中,忠贞的爱情变成了捆绑的锁链,相濡以沫的坚守逃不过嫌弃与厌倦,一宗宗凶案,背后是打着爱情旗号的恶毒,案件的破获,伴随着人性碎裂的声音,影片在荒寒的布景之上,展现了人性的深渊。影片中,90年代东北落寞的形象和人物间复杂的情感同样引人注目,东北小城的荒寒和人物情感的枯萎形成同构关系,电影的布景参与到叙事之中,和故事互相印证和阐发,起到了强化影片主题和丰富影片表意的效果。之后的《无证之罪》《雪暴》《双探》延续了这样的路数,在破败的工厂或者东北国营林场中,呈现人的残暴、凶恶与沉沦。而《胆小鬼》以90年代的东北市民社会为背景,在讲述青春的恋爱和友谊、凶残犯罪与快意复仇的同时,也表现了家庭的经济和婚姻状况对孩子性格和命运的影响,也可视为这种叙事模式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