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崭新的家族小说叙述方式

一、从乡贤文化视阈阐释《家山》的可行性

202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王跃文的长篇新作《家山》，学界亦将其视为王跃文自《漫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后，其在文学地理版图上转向乡土中国写作的进一步延展。作家本人对这部长篇小说和其描摹状写精神原乡的中短篇小说集《漫水》之间的精神联系并不讳言，并坦言最初被暂定名为“家谱”的《家山》书写的的确是一个以湖南怀化溆浦老家为原型的乡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小说命名由未定稿版本的“家谱”到正式出版本的“家山”，其间经历了作家对二十世纪初直至新中国建立前超过半个世纪的中国各地乡村史料的钩沉、钻研与提炼，基于此，小说的格局打破了最初家族族谱范围的材料局囿，在格局上由“湘西纵队”的故事、“我”族上的故事、故乡漫水的故事向整整一个时代的乡土中国的故事的开阔视界大踏步迈进，通过小说中虚构的乡村沙湾村之烟火日常写尽了百年中国的风起云涌。

作为一部取材于作者故乡真实历史经验的长篇小说，《家山》力图通过对湖湘大地的历史横截面进行史诗建构基础上的凌空观照，从而折射出近半个世纪时间内中国乡村的时代样貌。小说运用了以地方史志折射民族史诗，微观、宏观叙事交叉并行的复线结构，将20世纪前半叶这一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时间断代”作为叙事主体，把此前晚清民国的革故鼎新和此后约五十年间各事件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与重大历史事件以闪回、闪前的形式嵌入文本，在力避既往家族小说简单依据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对复杂矛盾的生活和历史进行同质化图解窠臼的同时，以对原生态日常真实生活近乎非虚构式的精细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民众繁衍史和时代变迁史有机杂糅、交相辉映的现实主义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

有研究者通过梳理王跃文的生活轨迹以及创作经历，进而提炼出乡土中国之于王跃文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不但在于它所占国土面积巨大，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格式化了，城市文化代表不了中国文化。文学表现好了广大乡村，就真正表现好了中国和中国人。他重新审视和领悟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这一切进入到他后来那些年的“乡村写作”里，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从民间、从草根寻求中国道德的火种。”批评家杨庆祥在点评王跃文的这部家族小说时精辟地指出，《家山》因其弥散了以往家族小说创作中革命与文化二元对立的书写惯性，从而建构起“以日常生活为本位的家族式叙事”。笔者深以为然，回顾“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支脉——家族小说书写，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肇始阶段的“革命型”家族小说（《财主的儿女们》（路翎）、《红旗谱》（梁斌）），抑或是成熟阶段的“文化型”家族小说（《白鹿原》（如陈忠实）、《裸地》（葛水平）），都隐伏着一众作家之于这一题材的二元对立的写作惯性，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范式在文本中具化为作家在书写乡贤群体和乡贤文化时所采用的具有差异性的模式。

“五四”新文学以降，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以及创作诉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题材选择以及叙事基调的生成与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其影响，“革命家族型小说”作品中的乡贤群体形象出现了负面同质化的趋势。无独有偶，1990 年代前后兴起的“文化型家族小说”在力避前者缺陷着力开掘乡贤群体在乡土中国空间中的积极作用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过度推崇则形成了过犹不及的效果。基于上述两重经验的累积，以巨细靡遗的日常生活细节为叙事动力的《家山》，它将乡贤文化的基质嵌入到乡土大众的言行举止中，现代文明的影响则诉诸于乡土生活的方方面面，革命话语的动力则熔铸到乡土风云的变幻中，三者互为补充从而建构起家族题材小说叙事的崭新范式。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前“乡贤”一词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最早见诸于唐代刘知己的著作《史通·杂述》。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物，其在乡土中国的赓续可谓历史悠久。具体而言，“乡贤”本意兼具对空间和人的包蕴：“‘乡’是特定的空间，指县以下的区域; ‘贤’原意指财物多，后引申出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再后来又指有较高文化水平、道德素质，对社会贡献较大，名望较高的人。”而《家山》的文本建构同样立足于传统的乡贤文化基质，小说中，在王跃文所构筑的叙事场域沙湾村中，扬卿和佑德公是新旧两代乡贤群体的代表人物，在本乡本土享有崇高威望。以两代乡贤群体为核心，沙湾村村民在乡贤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逐渐营构出“讲信修睦，与人为善”的文化氛围。剖析《家山》中的“乡贤文化”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在乡贤文化的渗透传播网络中，传统文化的“赓续与承继”和现代文明的“开放与更新”在《家山》中实现了同；类题材作品前所未有的有机融合。目前，关于《家山》的众多研究成果多从民俗风情和语言风格切入，却较少以乡贤文化为路径来进行观照，笔者则希望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家山》中的乡贤文化意蕴，无疑奠定在沙湾村这一作者所建构的精神原乡所蕴藉的传统文化质素与宗族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

首先，就传统文化质素而言。在《家山》一书中，作者用了浓墨重彩的笔触表现了沙湾的传统文化氛围。小说中，作者对于传统文化效用的呈示与寄寓，显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以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呈现给读者。在沙湾梆夫循环往复的唱词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被反复提及，作者显然是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将传统文化对于大众言行举止的规约融入到生活的细节中来，教化大众的主题内蕴不言自明。同时，这种世代沿袭的乡约文化显然是从历时性的维度对沙湾村尊崇传统文化历史的隐喻。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作者匠心独运地以贞一以给女儿念梓的书信作为与主题“家山”相呼应的世纪回音。贞一在信中以两代人接续修筑造福乡民的水利工程为案例，进而证明沙湾村民在当下对于公共事业的热衷，以及这一传统在本地得到承续的事实，预示了传统文化中“明德尚义，尊贤向善”这一特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且被反复践行的事实。故此，谢有顺与刘大先亦从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家山》进行了了深入阐释。对此，王跃文在创作谈中曾坦言：“故事发生地是我虚构的一个叫沙湾的中国南方乡村，其地理环境、村落形势、风俗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大多依着我出生地漫水的样子描摹虚构。”可见，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氤氲之下，沙湾村才会产生以佑德公、逸公和扬卿为代表的德高望重的乡贤群体，他们才能发挥自身引导和维护沙湾乡民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将沙湾村建构为一个远近闻名的“道德桃源”。

其次，就宗族关系网络而论。沙湾村的宗族社会事实上是孕育乡贤和乡贤文化的重要基质。在《家山》中，王跃文通过细致的摹画，让我们清晰地感触到宗族架构在沙湾的有序运转。在沙湾村，以陈姓为主的数百户村民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宗族大家族。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观点，乡村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共同体组成的基层文化单元或者说一个初级社会群体，同时信约文化构成了其社交的纽带，仁义文化构筑了其存续的基底色彩。在这个初级社会群体中，宗族领导者往往兼具乡村领导者的作用。文本中，沙湾村的日常生活网络与社交秩序网络的交集，汇聚于人数最众的陈氏家族，而陈氏家族的中心则聚焦于佑德公。佑德公的先祖为敬远公，后者为前者“立过规矩”，前者则承袭着后者所树立的贤良敦厚的家族遗风，秉持公心参与到沙湾村乡约民典的制定、大小事务的处理等工作中去。要言之，作者正是以佑德公为代表，将传统宗族文化的优质内核以及多重质素在其日常言行中逐一摹画，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而“这种角色的存在，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家山》更显集中与权威。”

二、《家山》中乡贤文化内蕴的多维呈示

人物的形塑与建构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构成部分，《家山》对于传统乡贤文化内蕴的整体建构与细节写实则更加依赖于人物形象的抟塑。究其本源，则是作者在文本叙事中融乡贤文化于乡景、乡情、乡俗之中，景、情、俗三位一体，从而织构起一张乡贤文化的时代图卷。而沙湾村的芸芸大众则以各自的社会身份以及家族身份属性鲜活而生动地演绎着传统乡贤文化内蕴所衍生与流溢出的漫卷烟火与人情世故。

首先，《家山》中乡贤文化的多维特征呈示于前辈乡贤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象征性文化符码，进而在沙湾村空间场域中予以扩散，并在本地的乡风民俗中代际赓续。

小说中，作家摹写向远丰因协商征税一事来到陈家祠堂，在齐树找人的间隙，向远丰“见沙湾陈家祠堂比别地方的气派。祠堂进门顶上是戏台，楼上左右厢房外有走廊，楼下左边也是厢房，右厢是族上谷仓。祠堂神龛上供着两尊祖宗雕像，一位是文官光神，牌位上书‘始祖明勋公神位’；一位是武官光神，牌位上书‘显祖敬远公神位’。武官光神的座子有些开圻，不细看也不碍事。神龛前面供桌上摆着供果，桐油灯火在日头光下不太显眼。”此处，小说通过村外人向远丰的观察视野，明确标示出祠堂神龛上供奉的两尊祖宗雕像分别是沙湾陈家的祖公明勋公和佑德公祖上的敬远公。前者出身寒微且以放排担脚作为谋生手段，后者则出身优渥且是一位武举人并获得官爵。两人虽然出身有别社会地位悬殊，但是他们生前的义行善举对于沙湾大众的正向影响却能够殊途同归，是故，两人可以在代表着乡村权威的祠堂中得到同姓族人的祭祀。二者在生前以身作则所树立的乡规民约的大纛，在他们逝世之后被化作象征性的文化符码，成为了沙湾村村民所默认的精神文化遗产，并间接起到了勉励后辈、纯澈乡风的重要作用。

就勉励后辈层面而言，敬远公曾购置德国机械，招募村民护卫本乡本土。当其父家贤章公因为购置机械耗费靡多而责备敬远公时，他则慷慨陈词：“国家有事，匹夫莫辞！富裕人家要出钱，没钱的人家要出力。”敬远公的事迹已然对日后投笔从戎的劭夫起到了勉励作用，当佑德公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责备儿子时，劭夫则直接回应道；“爹，国家有事. 匹夫莫辞。祖公老儿敬远公这话是你老告诉我的，我今日也讲给你老听。”就纯澈乡村民风方面而言，作者对乡民在祠堂惩戒不肖子孙五疤子事件的描摹显然寓意深远。少年五疤子不思劳动，沉迷赌博影响了沙湾村的声誉，基于乡规民约，其被推进祠堂，并被家人以竹条抽打。作品中的这段场景描写显然具备了仪式感，他的父亲齐树亲自点燃三炷香，虔诚地放置于香炉中，面对祠堂牌位进行自我忏悔，这一程序无疑展现出乡规民约执行者正人先正己的严肃态度。

敬远公作为前辈乡贤的代表被沙湾乡民所尊崇，乡民秉承爱屋及乌的心态将这份敬意顺延到对其后裔佑德公的态度中，我们可以通过作品中一个细节进行管窥。沙湾村祠堂中敬远公光神雕像的基座因年代久远日渐破损，村民约定以香樟木重新雕刻。但村民发现刘师傅雕刻的光神与佑德公十分神似，皆问其雕刻的究竟是敬远公还是佑德公？刘师傅则严肃回答：“如今沙湾人哪个见过敬远公？佑德公不像他祖公老儿，那他要像哪个？”由此可见，在乡贤前辈所世代累积的声誉与善行的基础上，本乡村民对于后世乡贤的言行举止皆会产生无条件的信任，反之，前贤与后贤的品行又会作用于乡土大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从而产生无形的规约与引领作用。

其次，乡贤文化的多重内蕴熔铸为以佑德公、逸公老儿和扬卿为代表的两代乡贤在个人品行方面所展现的高尚特征。这两代乡贤群体皆用心于沙湾村公共事业，同时以宽人严己的言行成为了沙湾乡民争相效仿的道德楷模。

作为老一代乡贤的代表，备受尊崇的佑德公是沙湾村的尊长。“仁义”被其列为诸礼之首并作为立身之本，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他对本村民众极为宽容。村民可以在其家山上砍柴拾物，他还收养孤儿有喜助其成家立业，并减免乡民欠债。作为村中首富，他却身体力行躬耕田亩，每次出村必安步以当车，习惯于以草鞋代步。当其儿女在外均已立业并屡次来信劝慰他安享晚年减少体力劳动时，他却以耕读家风自律，从未停止工作。作为陈氏家族的凝聚核心，他在传统教育中接受古典文化的洗礼，在与年轻一代的往来中接受现代文明的启蒙，两者的融会贯通赋予了他高瞻远瞩的前瞻性判断力。当其明晰了儿子劭夫和女儿贞一所从事事业的合理性后，就对两者投身革命的选择予以了坚定支持。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时局变化时，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才是好党，作为乡贤代表，每当沙湾村有重大活动如营救红军家属、创办学校等公益事业时，佑德公都能以广博仁爱的高风亮节引领大众，润物无声地涵养着沙湾村的村民。

逸公老儿为政清廉，体恤乡民。在河南担任知县时，他曾亲自参与抗洪救灾。虽然他以“前朝遗老”这一称谓自嘲，但西学东渐之风让他深知国人唯有兼收并蓄西洋与东洋的现代科技方能救国，因此让膝下三子全都负笈东洋，长子学医，次子学军事，三子学水利，并希冀他们学成以后能够报效国家。他以善待人，将祖传的窨子屋赠送给达公老儿一家，为建造乡村学校屡次捐资，以致于被乡邻嘲讽为一家人都是傻子。及至日寇侵略，他坚持认为国人必能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直至临终前他还断言：“我读国史，中华从未最终战败过……，倭寇一时猖獗，终究会被赶走的。”